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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凤凰深调记者傅一波:如何在新闻现场进行采访突破?

公交车作为城市道路上的“常客”,每天穿梭于各条线路之间。作为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公交车承担着运输乘客的重要职能。很难想象,这个曾经满足了多数基层出行需求的大众运输工具,现在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时代困境。

2022年,河南周口郸城县公交车停运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客流量的急剧减少,政府财政的紧缩,以及近些年疫情的影响,都在加剧公交行业生存的压力。而这样的生存压力,更是集中到了公交车司机身上。

公交车的现状对司机有怎样的影响?他们的收入有怎样的变化?公交车站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怎样的?怀着这样的问题,记者傅一波赴现场进行了调查,最后写成了《县城公交停运调查:当民生工程遇到财政困难》一文,不仅挖掘了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透过采访专家,就当地的困局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深度训练营”的记者最近采访了傅一波,他在采访中分享了自己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方法、现场突破的技巧,尤其是暗访的伦理和方法。

以下是傅一波的自述:

这篇稿子最初的成稿应该是在去年10月份。

去年八、九月份,河南周口郸城县有个公交车停运的事件,当时在全国的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最初其实希望聚焦于公交车司机个人的故事。由于疫情,当时很多二、三线城市的公交一直都处于一个亏损的阶段。对于司机而言,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很挣扎的。这种状态不是个例,而是他们普遍的共性。他们生活究竟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收入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是我想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郸城公交站

后来通过和其他老师的沟通,我们发现更值得关注的点是,抛开个人故事,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公交车站生存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在疫情期间,政府究竟应不应该有补贴?公交车站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怎样的?抱着这样一系列问题,我们着手做了一些前期工作。

前期工作:就不熟悉的问题请教专家

有了一些前期的设想之后,我们开始去做一些案头工作。其中有几块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点是我们了解到,当地公司发不出司机的工资,其实并不是那一段时间的特例。在疫情之前,他们其实也有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有时拖欠一个月到三个月甚至是半年。这个事实背后实际上会带出来几个比较关键性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发不出工资?第二个问题是:在政府对公交公司有所补贴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些钱没有直接到公交车司机的手里面?经过了解,我们得知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中央转移支付”的问题——在被政府扶持的产业中,公交其实是里面占比最轻的环节。所以我会向一些经济领域的学者和专家请教关于中央补贴的问题。

我本身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很不敏感的,在做这篇稿子前,我其实对于所谓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分配问题,都只有模糊的概念。通过和专家的沟通,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到,河南郸城公交车停运的事件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县域财政问题。

县域的财政,它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公务员,因为公务员需要去做一些行政工作。第二个是医院,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多人要做核酸,所以需要保证医疗系统的运转。第三个是教师。最后才是一些公共政策,比如说公交公司,比如说环卫工人,比如说基建。在过去财政资金充沛的时候,我们可以几个方面都兼顾到。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财政有所紧缩,这些公共领域的部分只能后置。

有了专家给的一些指导意见,我明确知道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第一,我需要找到事件中心的公交车司机,通过他们的描述来还原这件事情的经过。第二,通过这些公交车司机,我要顺藤摸瓜摸上去,去了解公交公司的管理人员为什么不给司机发工资,以及他们在事件发酵后都做了什么。第三,我希望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到他们坐车的频率如何,以及他们对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最后,这件事也涉及到交通局的相关部门,我也希望可以向他们了解到更多信息。我们希望把这整件事串起来,在最后给到一个解决方法。

暗访:现场突破的重要方法

去到现场之后,其实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首先是我提前联系了一些人,他们说好了会为我带路,去找到有效的采访对象。起初我提前联系了三个人,但里面只有一个人给我提供了比较有效的信息。他给我介绍了一个车站的保洁大叔,并且把我带到了车站,帮我指明了方向。

到了车站后,我在现场住了三四天,但我发现我完全没有办法拿到司机的联系方式。我想到一个最笨的办法就是,亲自去坐公交车。在那三天里,我不停地坐公交,坐车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将近一天,我几乎把县城所有公交车都坐了个遍。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信息。我了解到车站与车站之间的间隔、车站的人流、车站发车的班次、公交车走的整个的路线以及站台的设计等等。

郸城到李楼的班车

在和司机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有些司机我在直觉上感觉是能够突破的,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自己的记者身份。有些司机可能聊了几句以后,我大概知道他只能够说这么多,到最后其实有些司机已经认出我的身份了,他会有防备意识。

有一件我有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有一个师傅和我聊了很久,因为我坐他的车来来回回坐了四趟。他也知道我身份,也特别愿意聊,只是他不太希望暴露自己的身份。到了晚上七点多,他的最后一班车到了,所以他要下班回家了。然后他突然问我,这么晚了我怎么还在工作。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后来他就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是一件意外之喜,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好的经历,我可以和他在桌上聊这件事,可以事无巨细地聊。去他家里之后,他一个人就把整个过程给我讲的特别圆满。我再通过跟其他司机的对话去互相佐证,交叉还原,其实就会发现已经捋的非常清楚了。

关于司机没有拿到工资的问题,还需要找到一些上层人物进行求证,比如老板,比如说管理人员,比如说相关部门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和公交车老板的聊天是通过伪装进行的,因为我当下其实试了很多,不管是给他发消息也好,给他媳妇发消息也好,或者说给他们公司的其他人打电话也好,各种方法都试了,但是都没有成功。

在坐公交车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了一件事。虽然公交车的人流很小,但是时常会有公交车站的宣传人员上来发广告。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要上来发广告,他说是公司安排的,他们公司和公交车有合作关系。于是我当时就想到,可以通过声称自己做广告的方式,去接触公交公司领导。

所以当时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跟老板聊了很久。其实我会感到有点内疚,因为当时那个老板还挺客气的。我在他办公室里喝了不少茶,也拿到了几份关键性的资料。第一个是他们的广告的报价单。第二是他们这几年实际的经营状况。他给了我一份清单,我抄了一下,但是没好意思拍。然后他就跟我详细地说了“不发工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盈利非常困难,因为县城里面真的很少有人坐公交车。在下午四点到六点这个区间,至少有三班是空放的。也就是说公交车司机就开着这辆车在遛弯。这个情况并不是只在当时存在,而是这几年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第二个是补贴。其实从2019年公交车公司基本上就处于自负盈亏的一个状态。其实他们的盈利方式其实总共有三种,第一种是卖票,第二种做广告,第三种是车的租赁。就是说有些人会要包车,那把这辆车包出去一天也可以赚一些钱。即便在鼎盛时期,它的盈利其实也就是能够平进平出。即便是在江浙这些富裕的地方,公交公司也并不是的一个盈利生意。

所以其实聊完之后,其实我就比较清晰的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也大致知道这件事我该怎么去写,怎么去架构这些东西。

在写稿的过程中,记者和编辑之间需要达到配合的状态。因为有时候记者很容易被采访对象带着跑,没有办法将所有问题都准确地提出来。其中5万字的数据,里面就只有1万字是能够真正代表信息量的地方。但是很多其他的时间,我们都会聊一些有的没的。但是如果在有编辑的情况下,通过和编辑的沟通,我就知道我的稿子应该怎样写,我需要再找哪些采访对象去进行佐证。编剧会非常明确地和我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比如说采访对象和我说了一堆他过去的经历,或者发一些牢骚,那编辑就会直接告诉我,这个东西和这篇稿子没有关联。有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试图找到一种逻辑上的连接,其实你硬要找一些连接,还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这些连接是非常弱的,并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关联 。所以就需要做一些舍弃,要以信息量为主。毕竟这是在做新闻,而不是像写一篇回忆录或者小说可以娓娓道来。在新闻的写作中,还是需要给读者一定的信息量,而不是做一些过多的展开。

问答环节

Q:从对人的描写引入到一个大背景,这时候怎样自然地把政策的部分插入?

A:我通常也觉得,如果在一个人的故事下面插一个政策的部分,会显得非常生硬。通常我会试图找到这个人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关注的一个类似安宁疗护的话题,就是病人病患临终的时候,他自己有权决定是否进行某些医疗干预。其实这件事会有一个比较强的政策的支持,那是因为深圳在2022年6月23日把“生前预嘱”作为一个法律。在文章里我会描写病患和家人有什么样的沟通,和朋友有什么样的沟通,以及他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又做了些什么,希望把人和故事之间做一个平衡,不然它可能会很硬。

当然就是硬性文会有硬性文的做法,但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如果某篇文章满篇都是特别硬,特别宏观的东西,那作为读者来说,可能看个四千字就会感到疲惫。

Q:在做暗访的过程中如何伪装自己的身份,不被识别出来?

A:你还是需要做好充分的案头工作,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但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是关于暗访的边界。其实我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暗访,在这件事后我也有一些思考。

“暗访”这个词,本身就有一些违背新闻伦理的东西,容易产生一些边界问题。至于我怎样判断是否要采取“暗访”的手段呢?首先在和编辑以及其他几个老师合计下来,我们发现这件事没有其他突破方式,只能通过“暗访”的方式才能进行。

我还可以举一个暗访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上海封城阶段的一篇稿子。那篇稿子里有个外卖员小哥,我当时并没有告诉他我是记者,但是我们在一个屋檐下一起住了三天。因为我知道宝山那边有个外卖园区,溜达了一天其实到晚上十一点的时候已经很累了,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睡觉,所以当时我就在那边的一个小的连廊下面过夜了。

最开始遇到这个外卖大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然后我就进去问他,这里还有没有位置,我是否可以在那里睡一会儿。他回答说有,并且同意我在那边过夜。我记得我当时带了一只烤鸡出来,于是我拿出烤鸡,我自己吃了一半,分给了他一半。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大概从晚上十二点一直聊到了早上四五点钟。

我想着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总得送个外卖才行。等我送完一天外卖,回来差不多八九点了,发现他还在那里睡觉,然后我又开始和他聊了起来。我突然间问了一句,为什么他还在睡觉,不用赚钱的吗?他说在当下那种情况下,就在那睡睡觉就觉得挺舒服的了。当时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有点难受。

当天我们聊到了三四点钟,第三天也是这样。在聊完之后,我后来也向他坦白了,或者说他自己也意识到了我的身份。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介意,毕竟两个人共患难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很多时候会有些犹豫,在不表明你在采访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理一些问题。因为你通过这样的手段拿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它的真实性是没有第三者佐证的,这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都会告诉别人我在采访,甚至于成稿了以后,我会把其中的一些内容拿给对方进行确认,避免稿件刊发出来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Q:您是如何找到目标采访对象并取得和对方的沟通的呢?

A:我记得很早以前我在寻找南京长江大桥上一个救人的大叔,那时候我并没有找到能够联系上他的人。然后我就不停地在网上看他的视频,我记得在一个七八分钟的纪录片里,我看到了他门上的一个画面,门上面出现了他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就立马把视频画面放大,抄下他的电话号码后就立马打了过去。

我觉得可以尝试各种办法找到需要找的人,要多一点点耐心,不要太着急。虽然也不是百分百能找到,但是要努力,努力尝试各种办法。有时候也会被人拒绝,但这也无所谓,要学会接受被人拒绝,自尊心不要那么强。被拒绝以后我会想,那接下来我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觉得给二十个人发私信,其中有一个人答应,命中率也就可以了。有那么一点微弱的光,就可以照亮整个黑夜。每次有那么一两个人给到回应,其实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Q:您是如何维持做新闻的动力的?

A:有时候可能会给自己灌一些鸡汤吧。有些采访对象和他们的故事会带给我自己很多的触动。首先,现场的魅力真的非常大。你能够在现场看到别人的故事,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第二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某些采访对象的经历其实会给你一些动力和指引。到目前为止我采访的对象里面,其中有两位是已经去世了。偶尔我想到他们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感触。

写一篇稿子,首先必须得相信这个选题,相信你的采访对象,也相信你所做的事情。如果作为个体而不是机构雇员的你,被一个故事打动,不管编辑同不同意,你都想去听去写,那么这个故事就是有价值的。

我不止一次干过自费出差做题的事,仅仅只是因为我想和这个人聊,也不在乎它是不是能发出来,但我必须在关键节点上第一时间在场。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靠专业取胜的人,更多时候打动采访对象的是执着和真诚。相信很重要,质疑更重要,一切采访,都是为了从不同面剥开洋葱,为了能够更真实、全面地去接近和理解一个人。

有时候太信任采访对象,选题就会被带偏,变成了正能量和宣传式报道。曾经有人这样形容状态: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采访时,我们和采访对象保持共情,仿佛与他一起经历了人生,无论喜悦与痛苦;写稿时,我们要抽离出来,站在半空中更客观地去看。采访时,尽管让自己全力投入、沉浸其中就好了,等采访完把所有的素材都拿回来,再重新思考分析理解,和身为局外人的编辑一起讨论,也不要害怕和采访对象发生冲突。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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