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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未想过离开的媒体人,如何理解自己的职业选择?

编者注:媒体行业剧烈变革时期,有人出走,也有人坚守。那些坚守的人,怀抱怎样的价值与理想?腾讯媒体观察微信公号全媒派带来了三位传媒人的坚守故事,他们中包括从编辑返回前线的荷赛获奖摄影记者、专注社会议题的深度报道记者和媒体评论员,他们对当下的新闻行业、记者和媒体人价值的理解,或能给处于迷茫期的同行一些方向上的启发。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全媒派文章,较原文略有删改。


2017年,我们采访过很多位优秀的媒体人,因这个行业的荣光与梦想感动,也为变革浪潮下的出走与焦虑而唏嘘:

他们压力山大——

北漂媒体人买房纪实:买得起和买不上的一样没有Happy ending

他们深夜难眠——

这是一群嫁/娶了深夜的人:今晚聊聊,媒体人失眠时都在干什么?

他们超负荷工作——

一人我干媒体累!全媒派愚人节巨献之“媒体人版喊麦”

他们在坚守与逃离的选择面前犹疑——

那些在媒体中悬而未跳的年轻人,他们的焦虑与信仰

有人说,任何一个行当都是三年一个职业分水岭,但对与文字/影像打交道的人来说,这却是终生的功课。年底了,经历了低气压的离职潮,全媒派(ID:quanmeipai)采访了三位不同年龄层的知名媒体人,听听他们的故事,或许可以,在一万个逃离的理由之后,找到让人选择坚守的那个。

陈杰:可以不报道,但不可以不记录

陈杰,《新京报》首席记者,第59届荷赛一般新闻类三等奖获得者,两届华赛金奖、“金镜头”年度大奖、连续三年中国新闻奖获得者,多篇报道触发中国环保风暴。

记录是一种信念

陈杰有一句名言,“可以不报道,但不能不记录。”

2015年天津大爆炸发生后,陈杰拒绝撤离命令,坚持留在现场。第三天时,他拍下了这张照片,获得了荷赛三等奖。

陈杰的获奖作品





面对报道限制,陈杰坦言,“媒体人需要做的就是与外部环境的博弈中取得平衡,赢得报道空间。”而所谓的各种环境制约,在他看来,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社会从来都有限制,但限制是用来打破的,不是用来去服从。”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记录于陈杰而言,是个体行为,也是对行业的探索。一个记者的根本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为公众所知晓,“这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事件和社会的认知。”

他提到了战地记者卡帕。“卡帕在记录战争时代的照片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去生命。但是他认为战争值得记录,即使作品发表不出来,或者无法传播,也不能阻止他去记录。”

陈杰说,“为了达到目的,一些东西的付出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斤斤计较。重要的是,个体抗争的意识和自身内在力量的培养。”

不要被平台所局限

对于社交媒体话语权重上升、传统媒体式微的局面,陈杰并不悲观。在他看来,社交媒体的崛起意味着丰富的资讯平台、传播效率的提高、话语空间的叠加,新业态更加符合资讯发达时代的传播特性,更容易抵达每一个信息需求者。

在他眼里,传统媒体自有其优势,集约化的规范建构、专业的新闻态度,才是媒体能传递真相的原因。

但是陈杰提出,现在的问题在于传统媒体在面对一些新的传播渠道的变化,如何自身求变。“一方面媒体需要寻找传播模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要继续深耕细作,深挖专业领域。如果这两者都做到的话,传统媒体的生存是不会有危险的,相反会更有权威性。”

“当我们在谈论新媒体崛起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悲观。”陈杰说,“但我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我却很乐观。平台会不断迭代,但是内容永远不会消失,内容生产者也不会消失。”

对他来说,新平台也意味着新机会。互联网的传播模式给内容生产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内容生产者有展现事件全貌的机会。“我做摄影人,过去受到报纸版面限制,只能有限拍摄一些照片,但是现在可以拍摄更多图片和视频,记录完整的事件和事件背后的东西。”

陈杰认为,“不要局限于平台的概念。传统媒体人应该抛开平台这种概念,要把所有的平台都作为自己的传播路径。只有这样,传统媒体人才可以很好地找到在变化中的地位。”

大浪淘沙,媒体人要有“工匠精神”

“媒体人出走以后,社会上的资讯信息有减少吗?没有。”面对媒体人纷纷出走的行业现状,陈杰反问道。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传播中来,有普通人,也有专业领域内的人士。一个小职员、一个抄表工,都能成为优质资讯的传播者。”陈杰并不认为媒体人出走是一件坏事,“传播的门槛低了很多,但是专业领域的传播要求则高了很多。媒体人的出走实际上是大浪淘沙的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发展模式。

但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工匠精神”。“做一个雕塑家、画家也好,做工匠也好,只有在所热爱的行业里做到极致,才可以体会到收获感。媒体人的职业选择,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理想,都是个体的选择。但是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继续做下去。”

图:陈杰六上悬崖村 报道改变了当地四百多人的命运

2014年,陈杰辞去《新京报》图片部主编的职务,选择重新成为一线记者。“这也算是打破我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他说,“所谓瓶颈的产生是因为过多地制约了自己,这是一个上台阶的过程,要一直向上走,而不是坐在台阶上等候。只有重新投身到所热爱的行业中,才能突破职业天花板的限制。”

他给同行也提出了建议,“如果只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出发,记者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当我们尝试着用其他学科角度,比如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态度去观看问题,记录就会超越记者本身这个职业的范畴,视野也会变得更加广阔。”

“一个记者是一杯水,但是融合其他领域,一杯水会变成一桶水,甚至成为一条流动的河流,由此所体验到的丰富性和魅力会更令我兴奋。”

谈起所热爱的工作,陈杰很兴奋,“通过记者这个身份可以做更多的探索。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宏观地、也可以更微观地去观看社会存在的问题。当下中国所面临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发展困境,需要更多记录者参与其中,完整地把这个时代的影像、文字记录下来。”

从事媒体行业十余年,陈杰至今仍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在这个行业里,我四处奔跑,四处行走。在行走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自身的活力。我选择了非常好的职业,也选择在这个行业继续深耕细作。我愿意在现在的路径上继续往前走。”

 

罗婷: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常州毒地、盲井、江南弃儿、白银案……年仅23岁的每日人物记者罗婷笔下已经有许多篇耳熟能详的作品。刚结束日本江歌案采访的她,向我们讲述了记者生涯的感悟。

罗婷“江南弃儿”系列报道

罗婷对记者职业的热爱起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每一次拎着行李箱出门,打车从家到机场的那一段路,看到车窗外一排排杨树,脑子里会一直在想要和采访对象聊什么。”罗婷很享受这种时刻,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传统纸媒,接受最初的新闻实践教育。“好的报道应该有足够的公共性,应该指向社会问题。”

但是面对现实瓶颈,罗婷也觉得无奈。“很多选题都没法做,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尽管如此,罗婷还是坚持留在媒体行业。对于同行的离开,她表示理解,“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我还没有想过要离开,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罗婷想要生产好内容。在当下的环境里,优质内容是稀缺品,而记者的分内之事,就是生产优质内容、弥补稀缺信息。“除了写好每一篇报道,记者没有别的出路了。”

在生活中,罗婷解决压力的方式很简单。“该吃吃,该喝喝。只要活着,一定会遇到好事的!”


陶舜:媒体人,要始终保持乐观

陶舜目前担任《经济观察报》评论版主编

在高中时,陶舜很喜欢梁启超的文风,立志将来要做新闻工作。

“有了热爱其他都好办,”他说,在成为新闻系的学生后,他顺利成为一名记者。“技术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对职业的热爱很难培养。”

从事新闻工作十一年,陶舜说自己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对社会进步的期待,和参与社会进步的兴奋。“新闻工作本质上和其他工作都是一样的,为了社会变得更好。”

谈到职业瓶颈,陶舜认为,媒体人的职业瓶颈一方面在于个人,另一方面则在于时代和环境。

“落实到新闻行业,时代环境的影响更大。舆论环境收缩所造成的工作瓶颈,我觉得基本上是无解的。”他说,“面对这种情况,新闻人除了忍耐,没有别的办法。在忍耐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能做的报道,以及在可以报道的领域,利用新媒体为行业提供的机会,创新升级报道。”

而对于媒体人个人遇到的职业瓶颈,陶舜则说,“价值观是人生的GPS,在价值观的指导下,克服自己的瓶颈期也不难。”

媒体人该如何突破瓶颈?陶舜给出的回答是培养自己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打造个人品牌。他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验,“要挖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首先要看自己的工作增量。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写评论,所以在做记者的时候也能从评论员的角度出发,更好地使用采访资源。”

在成为记者五年后,陶舜决定转型成为媒体评论员。而成为评论员之后,记者生涯中所积累出来的技术经验也为他提供了优势,对事实追查的能力、对社会的了解让他的评论文章也与众不同

面对媒体人离职大潮,陶舜并不担心,“媒体人在离职时,其实也没有改行,无论是去做公关还是做品牌,他们还是在依赖媒体行业的经验。”

互联网和新媒体让新闻业更加包罗万象。在陶舜看来,“离职的媒体人中,很多人只是从事了新的工种,但本质上还是留在文化信息产业。”

“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陶舜笑道,“身为媒体人,要始终保持乐观。”

面对职业低气压,你是如何选择的?即将到来的2018,你对行业和自己又有怎样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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