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加沙平民被战火隔离，记者如何传递他们的声音？

2023年10月7日以来，加沙地区遭遇不断升级的空袭，国际记者无法进入该区采访和调查，令巴勒斯坦记者、医护人员和平民成为当地新闻消息的主要来源。以手机拍摄的视频、在医院里取得的目击证词，以至在网络短暂恢复期间分享的影像信息，构成厘清平民伤亡的原始记录素材 —— 记录这一切的人，往往正面临流离失所、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14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GIJC25）举办了一场题为《调查加沙战争罪行》（Investigating War Crimes in Gaza）的专题研讨会。在记者被限制、甚至被禁止进入加沙地带，以及记者自身面临直接威胁之下，媒体还可以怎样记录和核实当地的战争罪行嫌疑呢？出席研讨会的专家讲者们就这个主题展开讨论，重点探讨了如何结合应用在地报道素材、开源情报分析、法证重构技术等，去核实事件经过、质疑官方叙事，以至为未来追责保存证据。

这场研讨会由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阿拉伯语编辑 Majdoleen Hasan 主持，汇集了来自加沙地区的记者、调查机构、法证重构研究人员等的视觉，展现了在这场冲突之中，战争报道日益依赖跨国及跨学科协作的现实。

在战争中一边求生，一边报道

其中一位研讨会讲者 Aseel Mousa 是来自巴勒斯坦的记者，一直坚持在加沙地区实地采访和报道，直至2024年被迫离开。对于她来说，新闻记录和求生保命几乎是在同时间发生的。

“要把记者和平民两个身份区分开来，真的一点都不容易。”Aseel Mousa 本身两次经历家园被毁，但在承受自身创伤的同时，坚持报道医院瘫痪和大规模人员伤亡的情况，采访的正是与她经历着相同苦难的人们：“我所记录的那些新闻故事，自己也正身处与受访者完全相同的境况之中。”

Aseel Mousa 提到，在燃料供应被切断、行动受到限制等情况下，她经常要徒步一段很长的距离，才能抵达医院、学校、无家者安置营地等进行采访。另外，在大量记者遇害之下，穿着写有“PRESS”字样的记者背心反而让人感到不安全。至于通信网络经常中断，也令她只能依靠手写笔记，并且把握网络恢复的极短时间上传报道。

“我只想到，我本身也是个受害者，我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加沙地区正在发生什么事。”Aseel Mousa 说道：“这是我能够保证世界不能再说‘我们不知道’的唯一方法。”

当在地记者忙于实时记录这场冲突，身处加沙地区以外的调查组织则将工作重点放在核实和分析之上。Airwars 是一个非营利透明度监察组织，专注于追踪和调查冲突对平民所造成的伤害。Airwars 行政总监 Emily Tripp 指出，他们的职责是有系统地聆听冲突中平民的叙述，并将这些证词与军方说法进行比对和检验。

“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地区，总有人在网络上描述他们目击的事情。”Emily Tripp 续道：“我们的职责就是确保这些声音被听见。”

据 Emily Tripp 介绍，Airwars 至今记录了超过1.5万起据称平民受伤或遇害的单独事件。这个档案库使调查人员能够识破官方叙事中惯常出现的矛盾之处。例如在一项调查中，Airwars 分析了以色列军方发布的影像资料 —— 跟这些影像相关的军事行动，总是被官方描述为“精准打击”（通常被标榜为能准确击中敌方要害目标，过程中不会造成重大平民伤亡的现代战争攻击手段）。然而，调查团队对影像中的地点进行了地理定位，并且记录了跟这些打击行动相关的平民伤亡情况，最终“识别出至少17次相关的轰炸行动”，丧生的平民达数以百计。Emily Tripp 指出，只要将平民叙事与军方说法并置呈现，就能够让证据“自己开口说话”。

Airwars 在调查一些针对收容平民的学校的袭击时，也应用了类似的方法。该组织至今发布了90起关于此类袭击事件的调查记录，大部分都附有军方给出的说法。Emily Tripp 解释，他们希望尽力汇集开源资料和幸存者证词，并且交由记者和读者审视及检验，借此确保他们的核实工作的公开透明。

被禁止进入冲突地区，如何进行调查？

#GIJC25 还举办了纪录片《Inside Gaza》的放映会。图: Samsul Said, ALT Studio 为 GIJN 拍摄

在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加沙地带之下，纪录片式调查报道不得不依赖与在地记者的协作。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时事节目《Fault Lines》的执行制片人 Laila Al-Arian 表示，她的团队与加沙在地新闻工作者及制作人员紧密合作，才得以完成聚焦这场战争的调查纪录片《The Night Won’t End》，并凭此片赢得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s）。

“没有他们，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当地所发生的一切。”Laila Al-Arian 说。

Laila Al-Arian 介绍，《Fault Lines》的报道围绕一些空袭行动、强制迁移、法外处决的具体个案而展开。在其中一项调查，团队汇集了目击者证词、事发后的现场视频记录、卫星影像、从社交平台通信记录撷取的元数据等，进而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和核实。

“我们很清楚，这部纪录片的报道内容必须达到证据确凿和毋庸置疑。” Laila Al-Arian 表示。

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决策背后，有着明确的伦理考量，尤其是应否使用一些包含残酷画面的素材。Laila Al-Arian 表示，团队使用这些影像之前，都会征得涉事者家属的同意，另外所有采访都只在确有必要时才进行，以避免对当事人造成二次创伤。

Laila Al-Arian 表示，由于巴勒斯坦人的叙事长期遭到否定，他们大多希望这些画面能被展示出来：“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真实处境，已经被否认得太多了。”

法证重构与追究责任

“法证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是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的高级研究员 Jumanah Bawazir 指出，正是因为国际记者和调查人员无法进入加沙地区，“法证重构”（forensic reconstruction）技术成为了加沙调查的核心工具。

“法证建筑”将来自加沙地区的视频、照片、音频、卫星图像等视为可作证据的素材，并将之用于重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什么？发生在哪里？何时发生？”Jumanah Bawazir 解释，团队会将零散的视觉和声音素材同步到时间轴之上，再置入三维模型，重构特定事件所属的环境。

Jumanah Bawazir 强调，这些重构并非为了讲故事，而是要产出分析工具，让调查人员能够进一步对现有证据和国家行动者的说法进行比对验证。通过重构和标记在不同地点发生的多起事件，“法证建筑”能够发现一些重复出现的模式，由此不再局限于调查个别事件，而能够揭示更广泛的行为规律。

Jumanah Bawazir 提到，在一份为法律团队准备的调查报告中，“法证建筑”识别出了跨时间和空间的袭击行动模式，进而揭示了这些行动的蓄意性。她解释，此类发现对于评估袭击者如何选定打击目标、袭击行动的系统性伤害、法律责任比例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种法证重构工作高度依赖在地记者和平民的记录素材，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在网络短暂恢复期间分享的图片、目击者提供的录音证词等往往是唯一可用的资料来源。团队会将这些素材与卫星影像、建筑平面图、公开数据等进行交叉比对，以确认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序。

不过，无法进入现场始终限制了法证重构工作。“假如事件没有由记者拍下来，我们就无法进行全面的分析。”Jumanah Bawazir 强调，实地采访受到限制、记者遇害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对事件的法证重构和分析。

另外，Jumanah Bawazir 指出法证调查的进度，远远落后于它所记录的暴力事件。追究法律责任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但暴力破坏却在持续发生。“记录事件与取得公义之间存在时差。”她说道。

出席研讨会的讲者都提到，这种时差令记者、调查和研究人员在保存证据上承受更沉重的压力。对于 Aseel Mousa 这样的记者来说，每时每刻都会感受到记录证据的紧迫感：“有那么多人找到我，他们都想要讲述自身遭遇。他们唯一的期望，是有人听到他们的故事。”

你可以在此观看这场研讨会的完整视频录影。

Hanan Zaffar 是一位常驻印度的新闻工作者、多媒体叙事者和纪录片制作人，其作品聚焦于南亚政治、少数族裔、人权、环境等议题，曾在《时代》杂志、《卫报》、VICE、半岛电视台、《商业内幕》等媒体发表报道。他还曾在东南亚、非洲和欧洲进行过报道工作，并担任联合国基金会2025年小儿麻痹症新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