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19 侧记：在交流中撕下标签，用协作让报道更有力

9月26日至29日，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在德国汉堡召开。图为主会场汉堡港口城市大学。图: Nick Jaussi / nickjaussi.com

9月28日下午，德国汉堡港口城市大学一楼的演讲厅里坐了近百人。这是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中一场名为“Building Asian Investigative Networks”（构建亚洲的调查记者网络）的活动，没有特定的议题，没有固定的分享嘉宾，话筒在一排排座椅之间传递。

台湾非营利网络公益媒体“报导者”的总编辑李雪莉分享了他们与日本调查报道媒体 Waseda Chronicle 合作的专题《跨国追踪：HPV 疫苗政策下的黑布》；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创办人、跨国调查报道项目“全球环境报道合作网络”（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的共同创始人陈婉莹介绍了联合亚洲、非洲、欧洲等10个国家的记者展开的跨国调查《穿山甲报告》（The Pangolin Reports）；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数据新闻记者在现场邀请参会记者参与到他们每月一次的工作坊分享活动；来自英国巴斯大学的教授介绍，他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全球烟草行业的项目，希望与亚洲的行业记者建立联系……

演讲厅外，来自130多个国家，1700多名新闻工作者、研究者穿梭在不同的会场之间，与陌生的同行展开类似的交流。大家带着来自不同国家的故事、不同媒体的议题和不同领域的视角，聚集在一起，寻求碰撞或连结。

在为期四天的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各种各样的故事正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背后有人在持续地追踪和记录。且不论在大会上能学到多少调查报道经验或新闻呈现技术，单是交流本身，就足够有意义。因为这是打破刻板印象的开始，是相互理解与协同合作的起点。

在交流中撕下标签、寻求理解

走在汉堡的街头，取不下来的手环和挂在胸前的参会证是记者们认出彼此的标志。在开往会场的111路公交车、酒店门口或学校食堂遇到，点头微笑，一场跨国对话就可能开启。

来自芬兰的独立调查记者 Kaisa Beltran 在闲聊中提到，她了解中国的渠道不多，在西班牙上学时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但他们回国之后，双方就在社交媒体上失去了联系。 目前，Kaisa正在三个基金会的支持下，独立调查、撰写一本关于西班牙人口贩卖的书。她提到，循着一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很多外国女性被贩卖到当地，没收护照，被迫成为性奴，其中中国人占比较大的比例。她和另一位女摄影师走进妓院，跟这些女性以及前来购买性服务的男性交谈。其间诸多故事和细节也是我不曾了解过的。

来自德国、法国和日本的讲者，在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分享她们在对性骚扰、性犯罪的报道中的经验与心得。图 via @Mad_Firenze

就算是相同的议题，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延伸出不同的生态。在 #MeToo 反性侵运动席卷全球两年后，来自德国 BuzzFeed News 的记者 Pascale Mueller 、法国独立记者 Cecile Andrzejewski 和日本 #MeToo 运动的代表人物伊藤诗织坐到一起，分享她们在对性骚扰、性犯罪的报道中的经验与心得。谈及受害者/幸存者的感受和举证的困难，三位记者都产生了共鸣。

但伊藤诗织讲到，在视性丑闻为禁忌的日本，她面临着更大的阻力。2017年，当 #MeToo 浪潮从美国好莱坞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时，这一话题还很难进入公共讨论。一开始，在鲜有本地媒体愿意深入调查，伊藤诗织接受了《纽约时报》和BBC等国际媒体报道，直到日本《每日新闻》将故事“进口”，她的遭遇才引起日本社会的关注。这一情况不单单发生在日本，也发生在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伊藤诗织认为，在交流和理解的基础上，记者或许可以从外部切入这类难以讨论的议题，“有时候，突破点在别处。”

竞争还是协作？

在国内媒体行业工作一年，我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大部分新闻媒体像一座孤岛。在资源缩减，商业模式有限的情况下，流量争夺战仍在行业间频繁上演。为了掌握信息的独家传播权和控制权，不同媒体间的合作极少，在互相转载和推荐之外，几乎无法进一步展开协作式报道。

在国际上，媒体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但随着行业步入艰难的发展时期，原本相互竞争的媒体逐渐开始建立合作，“协同生态”成为普遍现象。在全球深度报道大会中，Collaborative Journalism（协作式新闻）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如果还没有参与协作式报道，你就远远落后于时代了。” 跨境调查组织 OCCRP（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的联合创始人、顾问编辑 Drew Sullivan 在开幕分享“The Challenge Ahead”（面前的挑战）中说道，未来三到五年，全球新闻行业将继续经历巨大变革，速度只会更快。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新闻媒体必须合作，寻求更快、更好、性价比更高的报道方式。活动主持人、哥伦比亚大学斯塔比尔调查新闻中心总监 Sheila S. Coronel 曾在 2016年就说过，“新闻记者作为孤胆英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开幕分享“The Challenge Ahead”（面前的挑战）。图：Raphael Hünerfauth - http://huenerfauth.ch

在大会主办的 250 多场活动之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记者自发组织了关于人口贩卖、网络安全以及环境调查等多个议题的小规模讨论。参与大会的中国记者们还以中国的海外影响力为主题，组织了一次自由讨论。活动之后，大家建立了 WhatsApp 群组，用于寻求帮助和信息共享。大会结束后，记者们离开德国回到各自的媒体，但这个群组仍在活跃。

为了促进协作，许多非营利新闻组织，比如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和 OCCRP 等，提供了在线的信息系统。 Drew Sullivan 介绍，除了与多间媒体与调查记者建立合作关系之外，OCCRP 还建立了有组织犯罪的在线资源中心和数据库，包括庭审记录、法律条文、研究报告、公司记录和公开文件等各类资料，面向记者和公众开放查询。“当我们搜集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能找到更多创造性的方法来筛选信息、找到故事。”

但 Drew 也指出，目前用于协作的工具常常让人失望，他期待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看到协作工具的创新和变革，让远程工作的记者们更高效地完成合作报道。

如何进行协作式报道？

在大会中，来自多个国家的记者分享了各自的协作报道作品和经验，其中，跨国调查项目《穿山甲报告》可以算是最贴近中文媒体语境协作范本。

这是“全球环境报道合作网络”的第一个跨国调查项目。为了报道环境恶化和物种消失——这个时代最严重的两个问题，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多个媒体通力合作。项目联合创办人、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创办人陈婉莹介绍，穿山甲走私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跨越国界的问题，需要了解当地具体情况的本土记者介入，因而促成了这次的跨国合作。

“全球环境报道合作网络”联合创办人、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创办人陈婉莹在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分享“穿山甲报告”项目。图：Joey / GIJN

在良好的媒体关系、相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基础上，各个媒体分头调查，用 Google 文档共享信息、用 Slack 进行交流、用 Zoom 开会讨论。在合作项目中，各家媒体也会生产属于自己的报道，这部分内容各自负责；但在全球报道中，团队需要通过协调安排多位记者、编辑、数据记者以及视觉设计师等等，协同完成整体的跨国调查。

在“Cross-Border Projects —— Global Collaborations”（跨境调查项目）的活动中，OCCRP 执行董事 Paul Radu 展示了他们联合 23家新闻机构进行的调查报道《阿塞拜疆自助洗衣店》，并总结出“Follow the money”类的跨边界合作报道的六个步骤。其中几点可以拿出来，供大家参考：

• 在项目初始阶段做足准备，先建立一个小型的记者群组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以免浪费后续参与记者的时间。
• 将数据和信息分配给不同地区的记者，但需要强调整体的框架和脉络。
• 鼓励各区域记者们的创造性，给予他们充分的空间来测试和挑战项目的假设。
• 设置过渡性的截止日期，将项目合理划分阶段。

正如“全球环境报道合作网络”的执行编辑 Patrick Boehler 所说，“协作式报道是数字时代里一种新的新闻生产模式。我们动员全球的资源，让本土的新闻报道更有力度。”

在当前的行业环境中，想让新闻媒体顶住流量的吸引和竞争的压力进行协作报道可能并不容易，但从长远来看，协作才能共赢。在这个资源减少、阻力渐增的时代，协作式报道不仅是独立媒体的生存法则，更是生产“负责任的新闻”的重要方法，重塑媒体生态的关键。

作者王丹妮，搜狐新闻极昼工作室记者，她也是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