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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数据编辑:让读者从情绪回归事实

编者注:如今,情绪常比事实更容易左右舆论。在《卫报》数据编辑Helena Bengtsson看来,去连接这样“重情绪轻事实”的读者,并更好地与之对话,是媒体的当务之急。


Helena Bengtsson, journalist, SVT

Helena Bengtsson目前是英国《卫报》的数据项目编辑。此前她曾担任瑞典国家广播电视台Sveriges,及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公共诚信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的数据库编辑。在2010年和2016年,她被两次授予瑞典“优秀新闻奖”(Great Journalism Award)。

Bengtsson所经手、并让她引以为豪的众多项目之一,是许多年前一个关于瑞典学校老师性侵猥亵学生的故事。她与团队深入调查了涉案老师如何规避在个人档案上留下犯罪前科,从而得以顺利从原就职学校辞职,再转去新学校继续教学。这个故事推动了瑞典的法律改革,使学校有权在雇佣教职人员时审查他们的犯罪记录。

目前,Bengtsson正在跟进几个有关环境和教育的项目。尽管不是很喜欢做日常性新闻(她说“我没那个脑子”),她有时也会接一些短期项目。“有时做一些不那么复杂的项目有助于理清思路。”

Q:你是如何对调查报道产生兴趣的?

Bengtsson:15岁那年,有一位老师说我很适合做记者。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过新闻行业或者上过大学,但那老师的话让我开始考虑记者这份职业。

两年后,一档很棒的电视调查报道节目让我意识到,成为记者可以改变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幕后的电视记者——这也就成了过去20年里我的工作。

Q:你觉得目前媒体界隐藏的或被忽略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Bengtsson:越来越多地人已不再相信事实,而是更多根据情绪去做判断。从较为宽泛的角度看,如何才能影响他们,这是(媒体界)最大的问题。

但我们应如何接触这些读者?我们如何能让他们阅读并重新相信我们的报道呢?如何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与之对话?这是当下新闻业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积极一点来看,对于像我这样的数据记者而言,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学会处理不规则的数据(如文本文件、电子邮件或pdf中的数据)。很多大型的数据项目,如果以五年后的技术来处理,能够得到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Q:在新闻业或者广义上笼统的媒体行业,有哪些积极的发展?谁在带动着改变?

Bengtsson:毫无疑问,媒体内部跨部门,以及跨媒体的合作是当下最积极的变化。前者指的是编辑、记者、开发工程师和图表设计师共同合作,每个人专攻自己擅长的领域;后者则已体现在去年很多跨国调查项目中。合作确实能使报道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Q:如果由你来主导这次采访,你会问自己什么问题,并将如何作答?

Bengtsson:我会问:“为什么让记者学着使用数据新闻的方法这么困难呢?”

而我的答案是:我也不知道。而且我越来越厌倦听到记者“很作”地抱怨“我做不来数据新闻,这个太复杂了”,或是“我读书时就讨厌数学,我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学数据新闻”。

作为记者,我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本就要求我们每天吸收大量的信息。如果编辑让你一天内报道一个关于养老金制度的故事,你就应在当天内查找所需信息,阅读足够的材料,对不同的人进行采访,以按时完成报道。而实际上,数据新闻比养老金制度更容易理解。它绝不是什么艰深的学问或晦涩的魔术。因此,每个记者都应该具备基本的电子表格操作知识,知道如何整理与过滤数据,如何做简单的运算。

 

 

编译/梁思然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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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Mediapowermonitor.com网站,深度网经授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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