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亚洲 | 前“聚焦”小组编辑演讲:调查报道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必需品
“很多媒体认为调查报道是一件他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他们错了。调查报道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必需品。”投身新闻40余年,前《波士顿环球报》“聚焦”调查小组编辑沃尔特·罗宾逊(Walter V. Robinson)对调查报道的力量坚信不疑。在第二届亚洲深度报道大会上, 这位身处光环之下依旧谦卑如常的老记者发表主题演讲,向现场300多名媒体人和与会人员,娓娓道出他与新闻结缘的因由,奥斯卡获奖影片《聚焦》背后的真实故事,以及他对调查报道的理解与领悟。
罗宾逊演讲全文:
谢谢你们饿着肚子听我讲话。
娜姆拉塔(编者注:尼泊尔深度报道中心主席、会议主办方负责人之一),我也很希望能与你共事,一起做调查报道。但这几天我看你(在会议上)统筹帷幄,我觉得谁会是调查小组的“老大”应该毫无悬念了。
我想谢谢盖比(编者注:全球深度报道网副总监),她向我保证这次演讲将不会公开(编者注:现场记者们都在拍照或录像)……当我没说。
谢谢你们。
应该承认,刚才你们看到的《聚焦》预告片又让我心跳加速。正如你们都明白的,其实新闻业有点无聊。但当这个预告片在电影上映前3个月放出来的时候……在预告片播出以后,《新闻周刊》的影评人写道,《聚焦》预告片比任何一部有爆炸场景的电影还要震撼。谢谢你们用预告片作为开场。
为了我们今晚所见的一切,尤其是刚才在视频中见到的坤达,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大会组织方。感谢他们,让我们有机会齐聚在这美丽的国度——尽管我们还没见到雪山。
我还想表达一些个人的感谢。我对尼泊尔的丁点儿了解,是从我的姐姐茜拉·罗宾逊那儿听来的。她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这里工作,协助偏远地区医疗设施的重建。她是一个加拿大健康组织中的一员,她的组织其时正与特里布万大学药学院合作。
通过茜拉,我认识了她的朋友约翰·桑代。约翰是一位在尼泊尔生活了40年的英国建筑师,他今晚也在这里。在亚洲——特别是在柬埔寨和尼泊尔——约翰因在修复古寺方面的贡献而享有盛誉。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了他爵位,可我想他并不太愿意被称为“爵士”。
另一个巧合是,我通过娜姆拉塔认识了阿鲁纳·乌普列提,在座很多人都认识她。她是一名内科医生,曾为尼泊尔的人工流产合法化几乎孤军奋战了14年。直到2002年,她的事迹广为人知。她也是最直言不讳的活动分子,曾为消除尼泊尔的性奴贩卖而奔走疾呼。我后来发现,她和约翰竟然也是老朋友。感谢你们的出席。
汤姆·迈卡蒂是一位了不起的导演。各位,如果将来你们中任何一个人准备做一个长达几个月的调查项目,我恳求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帮你联系汤姆,然后他会在两小时八分钟内替你做完整个调查。如果你需要更多帮助,我还可以帮你联系瑞秋·麦克艾当斯和马克·拉法罗。迈克尔·基顿就算了。作为一个编辑,他简直是个噩梦。(编者注:以上三人为《聚焦》电影主演,在影片中饰演为揭露神父性侵案的“聚焦”小组记者。基顿的角色就是罗宾逊。)
好,下面言归正传。让我们想一下,记者是做什么的?
从我的外表各位不难看出,我是个“老”记者了。对于我来说——应该跟你们中的很多人也一样——我们对新闻的热情早在年少之时便已被点燃。
我的报道生涯始于44年前,当时还在念大学的我开始了在《波士顿环球报》的实习。但我觉得,11岁那年我便与新闻结缘。
那时,每天在那清晨的街灯下,厚厚的一叠波士顿报纸都在等着我去派送。早上5点,我会跨上自行车,穿过3个街区。就那样,踏上了让我几乎走了一生的道路。
不过,那时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坐在路边读报,读完再挨家挨户地送。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例外。我天天带着好奇心读完那些报纸,阅读给了我无穷力量。彼时11岁的我,总是社区里第一个知道当天发生了什么新闻的人。
新闻的梦想就在那时种下。
到如今,我几乎在那“自行车”上骑了一辈子。
跟你们一样,现在我每天醒来,仍迫切地想做第一个了解身边发生了什么的人。跟你们一样,我总在尝试着找出别人无法发现的东西。跟你们一样,当我看到不同寻常之事,我会不断地提问。跟你们一样,我一直是那个最聒噪的人,喋喋不休地追问每一个“官方解释”背后的真相。
跟你们一样,我不断地挖掘着权势不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情。
跟你们一样,我坚信,如果没有记者为公众“放哨站岗”,没有调查报道为生活最黑暗的角落投去一缕光明,那么便没有行之有效的民主。
周四那天,我收到一个朋友的邮件,他问为什么我会在尼泊尔。好问题。
其实我大可来个短途旅行,只去拜访玛莎·门多萨和埃斯特·图善。想必你们都知道,她们是今年普利策奖得主、美联社调查团队的其中两位记者。她们的《血汗海鲜》报道是我记忆中最棒的之一。
周四晚我们终于见面。当我试着向她们表达我有多敬佩她们所做的调查以及其中所彰显的勇气,我激动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所以,能够见到她们,以及诸位,能在这里感受你们对新闻的热忱,从美国到尼泊尔这7500英里的旅程,太值了。
当然,我现在能够在这里,是因为现实中的“聚焦”小组——这是一支被眷顾的调查报道团队。我们歪打正着,遇到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故事,给了积重难返的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最沉重的一击。
几年后,来了两位好莱坞制作人,想把我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当然,一开始我们觉得那两人疯了。有同事还尝试劝他们放弃拍电影这个想法。
如果你觉得这都不算运气,那我再跟你们透露多一些细节。
在电影《聚焦》里,与现实中一样,2001年我们报社来了一位新主编。在他上任的第一天,新主编马蒂·巴伦叫我们“聚焦”小组去调查一名被84个受害者控告性侵的神父。
调查一名神父——仅此而已。
如果我们只做了那个故事,我今晚应该会在家里待着,而在这里讲话的是另一个更厉害的记者。
然而故事没那么简单。
我们马上开始调查,担心做不出东西来会让新老板失望。任何一个有过挑剔新老板的人都应该懂我的意思。
所以,与其只针对那一个神父,我们采取了“地毯式排查”。我们搜肠刮肚,能想到的所有可能知道关于神父性侵儿童这件事的人,我们都打电话去问。
正因为这样,一周之内,我们发现,最初的那个嫌疑神父只是冰山一角,教会为大约几十名神父掩盖了相同的罪行,甚至助纣为虐。
毫无疑问,故事的严重程度已大为不同 。
最终,几十个神父演变成87个,然后110、135、175,最后单在波士顿,就有249个神父涉嫌性侵儿童,占了50多年来波士顿教区全部神父数量的10.75%。
我现在觉得,新闻业最伟大的推动力来源于记者对老板的畏惧。
记者之所以都喜爱《聚焦》这部电影,是因为它很真实。毫无头绪的记者在黑暗中误打误撞,努力想搞清楚究竟有没有可讲的故事;接着要确定讲述的角度;然后目瞪口呆地发现,故事的真相与发展远非他们能想象;最后,又陷入关于把故事先发为快还是“放长线钓大鱼”的争执。
如果上述场景似曾相似,那是因为这情形在几乎全世界的编辑部都经常发生。
这部电影的出彩之处,不仅在于它真实描绘了新闻最原本的样子,还在于导演巧妙地通过记者的眼睛而非让人不忍直视的画面,使观众直面无数被性侵的孩子曾经历的恐惧。因此, 这部电影成为了性侵受害者反抗的强音,迫使天主教会矫邪归正,也给予了更多受害者站出来的勇气。
去年11月,电影在全美首映;今年1月起,开始陆续在海外其他国家上映。作为电影角色原型,我和同事们不需要看上映日期表就知道电影在哪些地方放映了,因为我们的电子邮箱在每场放映后都会被观众邮件塞满。这些观众都是曾被教父性侵的受害者,有来自南非的、来自法国、意大利、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多不胜数。
某个周日,我收到一封来自一名22岁伊朗男士的邮件。这位通过盗版看了电影的小伙子告诉我,他15岁那年遭到自己的毛拉(讲授伊斯兰教神学的老师)强奸。
电影《聚焦》就像一场我们记者与自己的对话,同时它也帮我们与外界对话,并且用的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语言。
它讲述的是我们用新闻改变世界的故事,是像你们这样的记者不畏权威的故事。在追求新闻的路上,每一步都布满荆棘,而你们毫无畏惧。
这部电影还在讲述关于克服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故事。关于一份超出任何新闻媒体想象的冒险调查。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做到滴水不漏,如果报道中有丝毫差错,我们会给报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往更深一层看,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被尘封在书架上太久的故事。
在《波士顿环球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编辑和出版商常对天主教会“特殊对待”。(虽然这两天在这里没听到“特殊对待”这个词,但我好像听到另一个差不多的——叫“自我审查”。)长久以来,天主教会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机构。波士顿的红衣主教被认为是当地甚至马萨诸塞州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波士顿或是其他城市的记者从来不会向红衣主教问尖锐的问题,因为就是没人会那样做。
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知道有神父性侵儿童的故事而我们忽略掉了。没人知道,我们亦然。问题是我们放松了警惕,错过了一些线索。
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每一个教区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距离教区几英里之内都有一家当地大报。我们都已错过这个故事太久了。因此我们从这次调查得到的经验之一,便是在行使记者监督之责时,无论对我们最敬爱的机构还是一般的公共机构或政客,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
最近我跟一位编辑朋友聊天。他来自另一个天主教盛行的异国城市。在他的城市里,涉嫌性侵的神父并没有受到追责。他知道哪些人是披着宗教衣冠的禽兽,他也知道,其中一人身居高位,有很多机会把魔爪伸向孩子。但他担心,曝光那些人的罪行会严重危及他所处的媒体。
我告诉他,我们当时在波士顿也很怕报道会遭到强大的天主教会以及虔诚的天主教徒的报复。我们甚至担心会有愤怒的示威者来包围报社,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但让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报道发表后的最初几天,天主教徒普遍感到震惊以及无法置信。老实说,教会这样本应关怀与帮助孩子的机构,却涉嫌卷入一宗国际性犯罪丑闻,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无法想象。但他们的震惊很快就转变为对教会的愤怒。两周内,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开始喊红衣主教下台。
我们没有遇到一个示威者。没有人会迁怒于一份直击人心、真实有力和无可辩驳的报道。
那段时间,我们的电话响个不停,多数是受害者打来的。后来我们开始接到越来越多保守天主教徒打来的电话。他们以前其实不怎么看自由主义倾向的《波士顿环球报》。但他们来电话了,来感谢我们揭露了神父的罪行,让他们知道过去几十年来他们的孩子处于怎样的威胁之下。他们被真相所震撼。而以秘密、欺骗和腐败为养料而存活多年的权威机构,终于被彻底拉下神坛。
“聚焦”还代表着某种不那么具象的东西,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它是在一个对的时机出现的灵丹妙药,化解了如今笼罩于新闻业之上绝望。
用加德满都这边的行话来说,它是“一剂适量的兴奋剂”,是我们征服之后便不愿离去的高山。
对于无数年轻记者和新闻学生来说,它更是一份定心丸。在他们对新闻业存疑之时,影片让他们了解到没有任何职业能比向权势挑战的新闻更值得让人奉献自我。
《聚焦》还是一支解毒剂。至少在美国范围内,它消除了公众普遍对新闻价值抱有的种种怀疑。
它还让编辑重新思考他们因过高的成本而放弃调查报道的决定。很多媒体认为调查报道是一件他们无力负担的奢侈品。他们错了。调查报道是我们无法放弃的必需品。
《聚焦》电影或许更像海市蜃楼。对有的人来说,它或许就像一曲新闻的赞歌,旋律怀旧而伤感。新闻媒体越来越不挣钱,调查报道因此越来越难做。放弃调查报道并非是完全不合理的考虑。
但我更愿意做一个乐观者,就像在座各位一样。这样让我更好受,让我食甘寝安。
我的乐观情绪在上周达到了顶峰。
我先是在亚利桑那州做了一场演讲,在那里遇见了一批对新闻和调查报道满怀信心的学生。之后我又去了加州的圣地亚哥,为一家全美优秀的非盈利调查组织筹集经费。这家组织担当着美国八大城市的“看门狗”角色。来募捐的人非常多,他们对调查报道的深切关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与诸位相聚在尼泊尔更使我振奋。你们对我的热情欢迎让我深感荣幸。
但有那么多人想见我,令我也有点受宠若惊。为什么是我呢?
无论在哪里、哪个场合,在同行之中,我都远算不上是最好的一个记者。此刻在这里也是如此。我只能算诸位之中最幸运的一个,只是因为有人为我拍了一部电影。而电影所讲述的也是你们的故事 。
我的新朋友埃斯特还在这里吗?让我说回我们见面那晚。
我们周四晚上第一次见面时,我还不认得你是谁,而你开始跟我讲话时似乎充满敬畏。我说得对吗?而当我知道了你就是做出《血汗海鲜》报道的记者之一,我对你更是肃然起敬。
实际上,我深深敬佩着在座的每一位。
对我来说,你们都是“聚焦”记者——因为你们做过或将来会做的那些优秀报道,因为你们展现出的能量、热情、勇气、顽强以及对揭露不公的承诺,因为你们对真相的孜孜以求,让我坚信,世上所有的不公不义终会被彻底铲除。
我就讲到这里,感谢你们的聆听。
编译/梁思然
编辑/Ivan 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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