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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致:给女性调查记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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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maranda Tolosano

阿富汗新闻编辑 Zahra Nader 记得一位记者同事对她说过,她“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因为她是一个女性”。肯尼亚记者 Purity Mukami 在初为人母时兼顾新闻工作,却被要求在数据科学家和母亲这两个身份之间作出抉择。

现在回看,这些都是她们职业生涯早期的轶事。不过,当下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女性仍然要跨过重重障碍和排除根深柢固的偏见,才能从事调查新闻工作。

“我们(女性)依然面临着与男性不一样的挑战。”在瑞典哥特堡举行的第13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 #GIJC23 上,在一场讨论女性新闻工作者处境的研讨会中,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副总监 Gabriela Manuli 如是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尝试,看看如何能相互支持。”

在这一场研讨会上,乌克兰地区独立出版商协会(AIRPU)行政总监 Oksana Brovko、Semafor 总编辑 Gina Chua、有组织犯罪与贪腐报道计划(OCCRP)数据记者 Purity Mukami、匈牙利独立调查媒体 Direkt36 记者 Kamilla Marton、瑞典媒体 HD-Sydsvenskan 记者 Jessica Ziegerer、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端传媒的编辑 Hui (Lulu) Ning、关注阿富汗人权状况的多媒体组织 Zan Times 的总编辑 Zahra Nader 及全球深度报道网行政总监 Emilia Díaz-Struck 分享了她们的经验,强调了建立支援网络和创建互助社群之重要。以下是她们给出的一些建议。

让你的新闻编辑室更多元化

“决定我们关注哪些议题的那一群人,曾经都是男性,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Semafor 的 Gina Chua 表示。她分享了自己作为一位跨性别女性,身处于这个典型的男性主导行业的经验。她的建议是媒体和新闻编辑室应该要多元化,才能对报道内容有更广泛的集体知识基础。“我们都有盲点。”她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让新闻桌上更多元化。”

勇往直前,并且支援正在挣扎的其他人

Zahra Nader 和 Oksana Brovko 分享了在乌克兰和阿富汗从事新闻工作有多困难。对此,Gabriela Manuli 指出:“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要成为女性调查记者更加困难。” Oksana Brovko 的男性同事都走上了战场,而她身兼母亲和调查记者两职:“我们都很难,感觉很受伤。不过,我们也有对策。”在乌克兰调查新闻女性同业的相互支持下,Oksana Brovko 和其他女性记者得以坚持继续工作。

至于 Zahra Nader,她谈到了身在阿富汗的女性记者,以及那些被迫在国外报道阿富汗新闻的女性记者。她指出,女性记者们在报道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女性所面临的悲惨处境时,都承受着很大的创伤。不过,她表示自己不知道如何放弃:“这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理由。”

导师可以为你带来改变

研讨会讲者们的一个共识,是拥有导师十分重要。Emilia Díaz-Struck 此前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任职期间,参与过不少合作项目。她指出,女性事业要能蓬勃发展,有赖共同合作所产生的力量。她还称,指导不仅可以成为个人成长的一种途径,也可以是一个网络的成长方式。

讲者们提到,导师可以为你提供重要的指导、支持,甚至作为啦啦队长,鼓励你展开重要的调查报道项目。一些讲者还指出了女性导师与男性导师的不同之处。Purity Mukami 表示,每一位导师都有用且重要,但拥有一位女性导师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经历。据她分享,她在一次会议上偶遇了一位女性前辈,对方引领她进入了数据新闻事业,后来又促使她进入调查新闻行业。她形容,拥有这样的导师,“就像站在某人的肩膊上,由她帮助你翻过栅栏”。

图:Smaranda Tolosano

挑战你的自我怀疑

Kamilla Marton 在匈牙利非营利调查新闻中心 Direkt36 工作。尽管在职涯初期已经取得成功,她在某段时间开始要与“冒名顶替综合征”(注:一种对自我能力感到怀疑,不相信自己成就,或者认为自己不配获得成功的心理现象)搏斗。她给出的实用建议是,首先要承认问题——她意识上的关键时刻,来自某一天她步行去上班时,突然理解到自我怀疑已经几乎毁掉她的职业生涯。她的另一个建议,是停止将自己与他人比较。假如对自己有一点怀疑,不妨寻求编辑和同事的反馈,并且跟他们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Hui (Lulu) Ning 是端传媒的编辑。她提到,当自己一夜之间晋升到领导岗位后,需要克服认为自己不会、甚至不可能成功的恐惧。因此,她制定了一套自救策略:把所有事情拆解开来,包括你害怕的事情、你无法控制的,还有你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作出改变的。她说:“这样你就能认识到自己的恐惧,又不至于被它占据你注意力的中心。”

自我反省和定立目标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瑞典首位调查记者 Ester Blenda 以卧底调查的方式,揭示了该国一个农场的内部状况,取得了她职业生涯上的突破。百年之后,Jessica Ziegerer 和她的同事在复核她们机构的调查项目时,发现大多数项目都是与男性记者合作的。于是,她们制定了一套策略,并且设定了一个目标:在一年之内,跟女性展开的合作项目占比必须提高到四成,达到她们的新闻编辑室本身的性别比例。“实现这个目标并不难。”她解释,新闻编辑室的工作重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对社会服务、房地产市场、学校、甚至马业等主题的调查报道开始出现在新闻网页之上。“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目标,而是我们日常工作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不要让其他人定义你的能力

女性身处于高度父权社会中必须经历的一种独特体验,是被告知她们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Zahra Nader 也曾被告知她不可能成为一个顶尖的记者,但就在那不久之后,她加入了《纽约时报》,成为首位在世界主要英语媒体从事报道工作的阿富汗女性。后来,她更加创立了自己的媒体网站“Zan Times”,报道来自压迫最严重的地区的女性的故事。正如她所说:“因为我们能够承载意义。”

软技巧也有其价值

讲者们指出,人们对调查记者应该具备哪些技能,有一套典型的期望,但女性记者不应该受这一套期望所约束,毕竟所谓的“软技巧”也有其价值。Emilia Díaz-Struck 引用了一些主导国际顶尖调查项目的女性编辑和管理者作为例子,指出:“这(软技巧)容许我们建立联系,并且促成合作。”Gina Chua 对此表示认同,指出女性有不同的沟通、联系和互相帮助的方法:“千万不要丧失这些能力,它是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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