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官司、财政问题与新闻业危机,前《卫报》编辑经验分享
David Leigh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英国调查记者和作家,曾任《卫报》调查编辑。他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的长期成员,在1995年拍摄的纪录片《阿拉伯的乔纳森》中,他揭露时任英国内阁大臣Jonathan Aitken涉嫌向沙特阿拉伯销售军火。Aitken曾否认相关指控并反诉Leigh,但终因作伪证而锒铛入狱。
2010年,作为小组成员之一,Leigh负责处理外泄的美国外交和军事文件。当时,维基解密已经获得该批文件,Leigh所在小组便于其创始人阿桑奇紧密合作。Leigh于2013年从《卫报》退休,现在是一名顾问。他同时还在伦敦城市大学教授调查新闻。
在2016年12月6至8日于亚美尼亚召开的“Tvapatum调查:媒体反对腐败”新闻大会上,亚美尼亚网络媒体Hetq对Leigh进行访谈。Leigh还就“跨境新闻合作”这一主题发表了讲话。
您最喜欢的调查报道是?
我最喜欢的,是最让我觉得害怕的那篇。我拍了一部关于英国政要的纪录片,他当时是武器销售部门部长,和沙特阿拉伯有腐败勾当,私下做着军火买卖。因为这部纪录片,这位部长以诽谤罪起诉我们。他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了各种难听的话,比如,称我是“一个扭曲的新闻业毒瘤”,将会用真理之剑戳穿我。之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诽谤诉讼。
我记得,在审讯期间我们差点输了。我夜不能寐,曾在凌晨三点把妻子叫醒,对她说,你要明白,我们这个案子就要输了,我以后都不能工作了,你要出去找份工作。
然而在最后一刻,我们在一间已经破产关闭的瑞士酒店的地下室找到一些文件。当时官司胜负的关键在于谁付了这位官员的酒店账单,他说是他妻子付的,但这些文件证明他妻子当时身在瑞士,根本没法帮他付账。当我们将这个证据呈堂,整个案件就逆转了。于是,他因作伪证被判入狱。那是我唯一一次将一位部长送进监狱,而他差点要把我干掉。
当您拿着所有文件去做报道的时候,难道不是很自信的吗?
过去,英国的诽谤法更严格,现在已经改革过了。对比之下,当时起诉一个人非常容易,作为被告你要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真实无误 。现在英国的法律就很宽松。如果你可以证明你所做的是为了公众利益,而且你处理的手段小心谨慎,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就能为自己辩护。如果做到以上几点,你便无需用法律标准来证明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对于英国媒体人来说,现在是宽松了,但当时还是危险。
您花在每一个调查故事上的平均时间是多少呢?
这个不好说。一些故事你可以用一周、甚至是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我在《卫报》的时候做过一件令我自己十分自豪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成功指证了英国军火巨头BAE公司与英国政府勾结,贿赂其他国家以销售他们的飞机。一言蔽之,我们做了许多调查取证,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全国性丑闻,不过整个过程花了七年。
我并不是说七年里的每一天我们都在进行调查。当我们查到一些细节,我们就发表出来,然后就会有读者找到我们,说他们知道更多消息。或者是发表之后,发现其他人之前也做过相关调查。给报社而不是电视台工作的一点好处是,你可以一直发故事,而且每当我们发表什么,其他人常会跟进。然后你就继续写类似能激发他人关注的故事,大家读到会说,“啊,对此我也有话要说。”如果你幸运的话,这会带来新的信源。
当警方开始着手调查,事件就到了高潮点。英国首相认为我们的报道对国家安全有害,因此阻止我们继续进行调查。那时,七年已经过去了,由于丑闻已经够大,而且资料已经很充足,其他人都有料可写,这个被忽视已久的故事便引发了极大关注。从我们决定要尝试揭露真相开始,前后确实花了七年的时间。
对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媒体人来说,做调查报道有哪些风险呢?
我在大会上讲到,对于像我这样在西欧的记者而言,我们通常承担的风险并不是被袭击、谋杀或者蹲监狱,而是被起诉。打官司的费用是很高的,而且令人无法专心工作。我们刚刚谈及的那场诽谤官司耗费了我两年,在那期间,我满脑子只想着如何解决这个案子。有的时候,坏人知道他们能通过起诉记者让他们分心、无心工作,因为心思都花在了为自己辩护上。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你所知,现在新闻的发展趋势是,西欧和美国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正在消失,部分调查新闻工作由小型新媒体或依靠捐助的非盈利机构进行。小型机构的问题是,一件大官司就可以摧毁它,让它破产。我已见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媒体人受保护的信心从何而来呢?
让英国媒体人好过一些的事情是,法律已经改革,对维护公共利益的调查记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除此之外,我参与创办了小型非盈利机构“新闻调查局”(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在一开始,我就建议“调查局”的记者,无论他们挖到多大的新闻,都应该和大型媒体机构合作,像是大型的报社或者电视公司。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有更多资源,更是因为这些机构可以承担法律风险。所以,一家小型调查机构不会去做出版商,而是应该和出版商合作,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大型媒体公司对这类故事感兴趣吗?
由于资金不足(自己无法进行类似调查),大型媒体公司对这类故事会感兴趣。如果有人出面向这些公司提供一个故事,并表示有人出钱,有人调查,如果不用花一点钱就能得到这个故事,大公司会很感激的。
小型机构如何能解决资金问题?
你需要找到捐助人,有一些慈善家是愿意出钱支持新闻业的。我刚刚提到的“新闻调查局”,就是由金主资助。在美国有很多这样靠捐助维持运营的机构,如ProPublica。不过这一模式自身也有问题,因为依靠捐助的新闻本身就是个问题,金主只想让你做他们感兴趣的故事。几年前在美国,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就遇到捐助人想要他们报道有关烟草公司的故事。如果ICIJ想要调查烟草公司,他们可以一直调查,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总能获得资助。但是在其他故事上,由于金主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就显得捉襟见肘。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调查新闻很难筹钱。
这是否意味着新闻业,特别是调查新闻,它们的独立性岌岌可危?
是的,它们面临着危机。但是(在媒体行业),很多方面都面临危机,对于经营者、所有人等等来说都是如此。有很多次,英国的报纸还出现报纸老板和记者的兴趣相冲突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尝试成为一名独立记者会面对很多危险。
您曾在一个团队中工作过吗?团队调查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一直都很喜欢在小型团队工作。我曾在每周日发行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以及之后在《卫报》做调查新闻。在这两家媒体工作的时候,核心调查团队只有我和另一名记者。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大项目,我们会再找多一人加入,可能是自由记者,也可能是报社其他部门的同事。当调查结束,小团队就可以解散了。
我认为,组建一个大的调查记者团队很有问题。比如说,你招聘了一些人,对他们说,“好了,你们六个人以后就是一个调查小组了。”如此一来,你们团队就需要坐下来去想该调查什么。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其实应该由故事带动团队的组建。通常,你从知情者那里了解到他想揭发的丑闻或者想公开某些信息,你根据这些线索来考虑,这个故事需要什么?需要谁来做调查?你要围绕这个故事建立一个团队,而不是反过来。
记者和读者间的合作应该是怎样的?读者应该做什么?记得《卫报》曾做过一个项目,将读者带入到英国议员开销档案的研究中。
其实,我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为什么呢?
它并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结果。和读者互动这样的想法很好,但在实践中,当你做调查的时候,这样做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调查是一项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你所举的那个案例就已表明,读者并不能真正为调查提供帮助。
Leigh先生,您做调查新闻已经很久了。这么多年来你见证了哪些变化?如今,新的数字工具业已成为许多报道的基础,您预测还会有哪些变化?
因为我年纪大了(微笑),在我还是个初出茅庐小记者时所学的每一项技能,现在都已过时。我当时还要学用打字机,现在,我的学生们都不知道打字机是什么;我要学怎么用街上的电话亭打电话,现在大家都有手机,没人再用公用电话。当然,整个纸媒行业也快要过时了,虽然这个比我们预想的时间要久。所以,现在我必须彻底重新思考我所做的事情。
我来给你一个例子。大约五六年前,当我们在《卫报》做关于“维基解密”项目的时候,我们拿到所有的资料,进行了大量检索,然后发现了一个故事:阿富汗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以事件顺序记载,炸弹爆炸的时间和地点,伤亡人数是多少,诸如此类。
我在《卫报》的上司说:“你需要一个可以做数据可视化的人帮忙,我给你找了一个。”就这样我认识了我们的数据可视化设计师。我当时还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职位。他处理了所有数据,将其变成一个移动地图,可以按时间展示战争中每一天的情况,如爆炸的地点和方式等等,就像一个动画图表一样。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之前我并不知道可以这么做,而且这需要很多资源。
每年我都得学一些新东西。当然,现在我教的所有记者都得会做视频,他们都得线上工作。我们说,一个调查故事不再只要求以纸媒形式发表,而是需要通过多个路径。大家应该既能阅读文字,又能观看视频,查看照片,能点击超链接去阅读原始文件或相关文章。每一个细节都是个大工程,一整套系统,需要很大的工作量。
著名的丹麦物理学家Niels Bohr说(这其实是个笑话):“预测是很难的,特别是有关未来的预测。”这就是我对未来新闻业的想法。十年之前,我们觉得五年内纸媒就会消亡。五年就这么过去了,纸媒还在,一两家报社选择停刊,转型做新媒体,不过大部分还是继续印刷报纸。他们中的许多还是有严重的问题,譬如《卫报》就面临着很大的财政问题。所以,从现在开始的五年内还会有纸媒衰落、停刊,也许有的也会转型为新媒体。
现在有其他的新媒体对手,像Buzzfeed、VICE News、《赫芬顿邮报》等等。但是,他们能否生存下来还很难说。如今,人们获取与消费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要预测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有谁可以预测未来趋势,他们能靠此赚很多钱。我很开心我已经退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去当年轻记者既困难,又危险,你不知道是否有路可走。
新闻业中,永恒不变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英国现代报业奠基人北岩爵士曾经说:“如果某人想把一条新闻压下去,那这便是一条真正的新闻。其余的都是宣传。”这就是我的工作口号,我时常会想到这一点。有人希望阻拦发布的消息才是新闻,不然那只是宣传。
Leigh先生,您同时也在伦敦城市大学任教。在第一堂课上,您通常会对学生提出什么建议?对亚美尼亚的新闻系学生,您又有哪些建议呢?
我教授的是给研究生开设的调查新闻课程。每年约有23-24名学生。当他们第一次走进课堂的时候,我会对他们说,别想着结课时,你可以手持一张证书,走到雇主面前,说“我是一名调查记者,希望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因为他们不会给的,他们只会笑话你。你得说:“我学过如何做调查,掌握了一定技巧,并且懂得如何才能准确地做调查。”所以,我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找到工作。
我觉得,耐心积累事实是非常重要的。
编译/梁晨昱
编辑/Ivan Zhai,梁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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