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优质新闻,助力调查性报道——“聚焦”记者的TedX演讲
编者注:严峻的经济与社会现实下,如何在压力中继续推进调查性报道?除了记者对理想的固守,公众支持更是必不可少。《波士顿环球报》的前“聚焦”记者、现任美国东北大学新闻学教授的Matt Carroll,上月在一场TedX Beacon集会上发表了演说,分享了自己在“聚焦”团队时,参与调查波士顿神父性侵儿童案的幕后故事,讲述调查性报道如何产生影响、促成社会改变,并呼吁现场观众以实际行动支持优质调查报道的发展。
以下为Carroll根据自己演讲整理的稿件,原文发于Medium平台上的《三篇读物》(3 to read)周报,较原演讲内容略有修改。演讲视频链接在此。
By Matt Carroll
大伙儿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好电影?
嗨,大家好,我是Matt Carroll。如果你看过电影《聚焦》的话,那么就不是第一次见到我啦——或者说,扮演我的演员完美地演绎了一个新闻编辑室怪杰形象。这是一部很棒的片子,并在去年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小小剧透一下)它讲述了《波士顿环球报》“聚焦”调查报道小组,揭开波士顿神职人员几十年来猥亵儿童丑闻的故事。
2002年,当我们写出第一批报道的时候,我是“聚焦”团队的一员。我们的调查始于当时专栏作家Eileen McNamara的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某位神父在猥亵儿童的情况下,经历了多次调动的故事。
报社的新编辑Marty Baron把这个故事交给了我们“聚焦”团队。这么做十分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他上任的第一天。
在某种程度上,电影《聚焦》讲述了幸存者惊人的勇气,以及教会是如何掩盖丑闻的故事。但它同样是一个有关调查报道的故事,以及这种报道如何能够引发全国,乃至全球的变化。
文字是有力量的。而以深度报道来支撑的文字,能讲述极具震撼力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需要调查报道的原因。但是调查报道目前岌岌可危,记者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是因为整个新闻行业的投资与收入都在缩水。我不打算赘述具体原因,但我下面要讲的情况值得思考:
1990年,全美有57,000名记者在负责校董会、犯罪的报道,以及做新闻调查。现在只有略超过30,000名记者在做这些事情。
想想看。这差不多是1990年数字的一半。连报道高中足球都困难,还谈什么做调查呢。
如今正是贪官们顺风顺水、逍遥自在的时代。所以问题来了:谁在监督着公共财产?记者需要去监督。这是我们的职责之一。
有些新闻编辑室仍有大量调查人员。例如,《波士顿环球报》有六名记者,这比电影中描述的要多两个。但是许多编辑室已经削减了人手,或者已经弃用了整个团队。当报道本地政务头条的人手都未必充足时,配置给调查报道的资源自然很容易被砍掉。
让我们来看一下调查报道需要些什么。调查的过程漫长而艰苦,需要毅力。我们研究了数月之久才能发表第一篇故事。四个人,几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非常多的奔波劳碌。
调查报道也开销巨大。电影里展示了四个人的调查过程,而现实中,在那一年里,团队增加到了八人。此举代价是什么?粗略一算成本约一百万美元。一百万美元啊。对于一项调查来说,这是很大的一笔账。
看看那段时间我们是如何过的。在写第一篇故事之前,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寻找被侵犯过的人。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叫Maryetta Dussourd。我最终在波士顿西南郊区找到了她。在一个寒冷又阴沉的秋日,我出现在她家门口。她没有电话,但是碰巧因为感冒而请假在家休息。她请我进门。开始的时候有点搞笑。Maryetta有一只长尾鹦鹉,叫做Xerxes。Xerxes没有待在笼子里,而是满屋子地飞。
我试着采访Maryetta。但是Xerxes是一只好奇的鸟,它不停地落在我的头上,我的膝盖上,让我有点抓狂。我得一边记着笔记,一边赶Xerxes。Xerxes,天哪,走开。回想起来,那只鸟真是很好笑呢。
但对Maryetta的故事,我们不敢有一丝怠慢。
我敲开她的门,告诉她我想谈一谈一位名为Fr. John Geoghan的神父。当我一提到Geoghan这个名字,她的眼泪就顺着面颊滚下来。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她一边哭泣,一边倾述,就这样,无法停止。
遇见Geoghan的时候,Maryetta还是个年轻的母亲。Geoghan当时在她所在教区的圣安德鲁斯教堂任职。他们彼此投缘。她邀请Geoghan至家中做客。很快,神父几乎成了家中一员。她甚至给Geoghan买了个蓝色泰迪熊玩具。
那时Maryetta很高兴。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而Geoghan则是地位显赫、受人崇拜的神父。她家里有七个小孩子,包括她自己的和她一个姐妹的。她很高兴Geoghan来家里帮忙照顾小孩。晚上,Geoghan还会带孩子们上楼,哄他们睡觉,和他们一起祷告。
然而后来,她发现,当他应该与他们一同祷告的时候,他竟对孩子们进行了性骚扰。所有的七个孩子。七个幼小、无辜的孩子。
Geoghan击垮了她的世界。她的生活一片混乱。但是她挺身而出,面对大众,告诉整个世界Geoghan的所作所为。她是第一批说出真相的受害者之一。我和Maryetta交谈的那个阶段,我们仍在做研究,还没有发表任何故事。
Geoghan是我们调查的神父之一,因为有太多针对他的控诉——最终超过了130条。我们当时对Geoghan 进行“深度挖掘”,希望可以尽可能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其中,我们发现,Geoghan住在波士顿西罗克斯伯里区的佩尔顿街上。哎呀,我不就住在西罗克斯伯里嘛。我拿出了地图——佩尔顿街就在我家附近,真的就在旁边。我走到他的房子那大概就花了三分钟。性侵Maryetta孩子们的那个神父就是我的邻居。
我和妻子Elaine有四个幼小的孩子——Kasey,Alex,Leigh和Jack。他们在8到14岁之间,对于娈童者来说,正是最佳年龄。我感到一阵恶心。我们完全慌了。
一瞬间我们对性侵受害者和他们父母的遭遇有了更好的了解,即使这点认识是粗浅的。哪一个做家长的不会尽一切努力去保护孩子免于这样的魔爪?
我打印出Geoghan的一张照片,把它贴在冰箱上,告诉孩子们,如果你见到这个家伙,转头就跑。
这是个惊人的巧合,Geoghan居然住得那么近。真是出乎意料。电影制作者决定不在电影中渲染这一点。他们说没有人会相信Geoghan就住在边上。所以他们就把Geoghan的家设定在一个治疗中心。
然而,我们其他邻居也有孩子啊。我和Robby——我们的组长Walter Robinson,谈了谈。我问他我能不能告诉邻居们关于Geoghan的事情。他说,不行,别这么做,我们正在做一项重要的调查。有丝毫风声泄漏,整个调查就完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是情感上却不能理解。虽然我没有对外说任何消息,但是我的妻子忍不住了。几年后我才知道,Elaine说,不管了,并且告诉了邻居,让他们的孩子远离Geoghan。
我们的第一篇故事在2002年1月6日刊登。像其他记者一样,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带来改变,无论是引起市议会关注,还是驱动警方侦查。
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的电话和邮件都炸了。成百上千的受害者从全国各地联系我们,后来发展到了全球。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这样的结果。
这么强烈的反应主要是由网络带动的。提醒一下,这还是互联网的早期。网站和电子邮件是有的,但是还没有社交媒体。
新闻编辑室还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故事可以迅速发酵。这是我们最初如病毒般传播的调查报道系列之一。那时“病毒般”这个词好像还没火起来。
我们的小团队规模翻了一番。最终,一年内我们写了600篇故事。那是一段“黄金时期”,那些故事带来了改变。天主教会做了一些变动,涉案的红衣主教Law被撤职,从波士顿调去了有教皇庇护的罗马。法律经过了修改,以更好地保护儿童。许多在儿童时期被侵害的人得到了帮助,接受了心理咨询和捐助。
最终我们赢得了普利策奖,毫无疑问,这非常酷。第一轮调查就这么结束了。
紧接着是第二轮。快进个几年。丑闻逐渐减少,但是并没有销声匿迹。
新的丑闻在其他城市和国家接连曝出。这时,Nicole Rocklin和Blye Faustz这两位精神可嘉的好莱坞制片人联系我们。他们想要拍一部有关我们工作的电影。我们面面相觑,心想:讲真,你是想做一部有关记者不断在打电话的电影吗?电影里或许还会充斥着这样对白:“不好意思先生,您能再拼一遍您的名字吗?”
他们说,他们是认真的。随后,他们带来了作家Josh Singer,和导演Tom McCarthy,两人合写了剧本。这是一对伟大的搭档。
接着,他们聚集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演员阵容,包括Michael Keaton,Mark Ruffalo,Rachel McAdams,Liev Schreiber,John Slattery,以及扮演我的那位Brian D’Arcy James。
让 “聚焦”团队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真的把电影拍出来了。一部电影啊!真的被拍出来了,你应当去看一下。
片子不黄也不暴力,平铺直叙的调查经过已足够精彩。两个小时全程都是谈话。这听上去并不令人激动,实际上却扣人心弦,并且主题鲜明。
电影上映后发生了什么呢?又有一波受害者站出来了。更多被侵害的人勇敢地走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
我对这些故事仍然记忆犹新。在第一批故事刊登后,一次我与一位当时已80多岁的绅士聊过。他告诉我,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想一想,二十年代,这是多久之前啊,一名神父开车带他去了新罕布什尔的湖边,在湖后面一处静僻的地方猥亵了他。
这位先生之后没多大事,生活不错,不像其他很多受害者那样被酒精和毒品给毁了。即便如此,当几十年后他向我述说这件可怕的事情时,对他而言,一切就像昨天才发生那样历历在目。他仍清楚地记得那些小细节:穿过林间摇动树叶的风,还有水面上荡起的涟漪。
但是他站出来了。他想和Maryetta一样,被计入受害者名单。我想我们的团队,以及整个调查,改变了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在波士顿,至少270名神职人员以娈童罪被起诉,1,200多名受害者挺身而出。
全球范围内,梵蒂冈免去了800多名神父的职位。想到我们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就让我们感到自己多么渺小。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对他们故事的倾听与报道,让他们深感宽慰。
他们中的一些人,多年以来向别人倾述自己被性侵的故事,却发现很难找到相信自己的人。
其中一位幸存者Phil Saviano写道:“《波士顿环球报》的‘聚焦’报道震荡了整个社会,迅速地改变了公众对神职人员性侵问题的看法。
“忽然间,我们这些挺过来的、并揭开孩童时期伤疤的人,发现人们不仅相信、而且尊重我们。我们从无数挺身而出的人身上获得安慰与力量。”
这是Phil写的精彩评论。这也正是我所说的:调查新闻可以改变世界。
投身于这项调查的人,实际数量远比电影展示的要多。我们所有人对此成就都感到非常自豪。然而问题是,当新闻机构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类型的调查还能够继续吗?
也许在我们的帮助下,调查仍可以继续。他们真的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帮呢?我们可以多读优质新闻作品,略过那些标题党;也可以多做“功课”,寻找可靠的新闻渠道。
或者,在听到修改诽谤法的讨论时挺身直言——相关法律一旦通过,再想刊登类似“聚焦”小组所做的那些报道,将难上加难甚至是不可能之任务。
我讨厌这样说,因为听上去像是打广告,但是每周花几美元读优质新闻也是件好事嘛。订阅电子版每周花的钱和你在Dunkins买超大杯咖啡一个价。它不会帮你提神,但能让你不断获悉时事动态。
所以,无论以何种方式,请你支持优质新闻。因为如果没有公众、也就是我们的支持,那些本应做的调查将无疾而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会错过像“聚焦”调查一样重大的故事。
谢谢。
编译/梁晨昱
编辑/Ivan Zhai,梁思然
Matt Carroll是波士顿东北大学的新闻学教授。同时,他还负责发布《三篇读物》(“3 to read”)周报。《三篇读物》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读者发送每周新闻界精选故事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