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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精选:朱令,人生五十

11月24日是朱令的50岁生日,却传出了朱令病危的消息。“朱令案”是中国最引人关注的悬案之一,她在1990年代就读清华大学期间被两次投毒,身体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警方早年一度锁定她的同宿舍室友孙维为案中“唯一嫌疑人”,案件却在“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之下结办、不了了之。《凤凰周刊》的这篇专访,回顾了这一起案件,还了解了朱令及其父母的现况。

中国各地近年有不少货车司机在运送货物的路上死亡,有司机身故后多天才被发现,不少是在西南、青藏等偏远路线上丧命。在官方通报里,他们很多时候无姓无名。《极昼工作室》整理了相关数据和采访,探讨了这些司机的故事,以及背后的社会问题。

这是个家长们为生病的孩子发愁的冬天。11月23日在北京儿童医院,排队等候输液的筹号到了接近2200号,有人排了近6个小时。诊室里,患病的孩子们挤在一起输液,有的坐进了露营车,有的干脆直接睡在地上。类似的场景正在中国各地轮番上演。一位医生告诉《每日人物》,这一波来看病的孩子里,支原体肺炎已非最多,甲流、乙流、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的感染者之数量更大。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11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朱令,人生五十

出品:凤凰周刊

朱令。图:凤凰周刊

朱令病危——长期关注“朱令案”的《凤凰周刊》原本打算在11月24日当天,为朱令送上50岁生日祝福,却在之前几天收到了这个消息。

“朱令案”是中国最引人关注的悬案之一,朱令也成了一个符号,每隔几年就会被舆论重提;网友们抱着极大好奇和愤怒追讨真相,也试图帮助朱令。

朱令原本在清华大学化学系读大三,1994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被投以重金属元素铊,毒素入侵她的大脑、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终身残疾,再也没法发出声音,智力也退化到了孩童阶段。几个月前,朱令被查出患有脑瘤,更被判断是“可能活不过10月了”。

然而,朱令挺进了11月。16日,她脱离了呼吸机,卧床近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可以喝水,甚至还喝了半杯她喜欢的酸奶。未料次日晚上,她突然出了一身汗,血压紧接着升高,18日开始高烧到了39度,并且陷入深度昏迷。

此后几天,朱令身上插着4个泵、3根输液管,努力维系着生命。“能过50(岁),还可以。”朱令父亲吴承之一连说了几遍“还可以”。清华校友张黎利则认为,朱令的50岁还有另一层意义:“她活着本身就是在抗争,也在提醒大家不要遗忘。”

大学时的朱令。图:凤凰周刊

1994年的新年晚会上,清华化学系学妹赵婷(化名)见过朱令,当时朱令披着长发,用古琴弹了一曲《阳关三叠》。“音乐和她都太美妙了,一点不夸张,就是女神级别的。”一年后,赵婷在学生食堂再碰到朱令时,朱令戴着棒球帽,没了头髪。大家只知道朱令得了怪病,突然开始大把大把掉头髪,视力模糊,吃不下饭,但甚少人知道背后原委。

朱令在1994年第一次发病,1995年春天又发了一次更严重的,浑身剧痛、头发掉光,完全陷入昏迷,住进了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全身换了8次血,依然未能查明病因。

在那个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拿着她的病历复印件,在北京大学的机房向全世界发出了求助邮件,几天之内收到来自各国医学界的邮件回复。根据朱令父母的日志记载,“在三百九十五份中,有二百六十六份认为是中毒,其中一百零六份明确提出可能是铊盐中毒。不断收到‘请尽快为朱令检测铊’的邮件。”

病因明朗后,吴承之买了10瓶对症的解药普鲁士蓝,总值也就40多块钱。此前大半年,朱令的住院、检查、治疗账单已经累计到了50多万元。用药后,朱令体内的铊毒解除,保住了性命,但因为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毒素对她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确认中毒后,朱令家报警。警方将案件定性为刑事,更于1995年年末告知朱令家人,称“已经有了嫌疑对象,开始短兵相接,窗户纸一捅就破了。”警方还透露,唯一嫌疑人就是朱令的同宿舍室友孙维,也是化学系唯一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有铊实验室的本科生。

尽管警方一度确信孙维是案中的唯一嫌疑人,案件却不了了之。根据公安部后来回复媒体,1997年10月23日北京市委政法委曾召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三长会议”,会议认为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最终“经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结办此案”。

针对孙维的怀疑,最终在如此高级别的批示之下决定终止追查,多年来成为舆论和网络上议论的热点之一。如今再提到嫌疑人孙维,吴承之的语气也是淡淡的:“这些年,我估计她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就在朱令50岁生日前后,《凤凰周刊》采访到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以至多年来一直为朱令奔走的旧同学、《朱令的四十五年》一书作者李佳佳等,回顾了这一起悬案,并且了解朱令一家的现况。

96位货车司机生存报告:中年多病,贷款缠身,凌晨赶路

出品:极昼工作室

图:东方 IC

在交管部门的通报里,司机很多时候没有姓名,只有事故发生的日期、地点、原因、货车型号,结尾是驾驶员当场死亡。

近三年的数据中,2021年春天事故较多,3至5月有17名货车司机意外丧生,不少事故发生在深夜或清晨,有死者在去世多天后才被发现。

今年7月,来自青海省海东市的37岁货车司机马洒海在青藏线上失踪,其遗体直到25天后才被人在4公里外的河道上发现。失联前三天,马洒海的货车在路上坏过一次,他花了几百块钱叫来了救援。后来,他运送的货物在林堤乡附近一段长弯道掉落。据家属推测,他为了省钱而自行寻求帮助,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货主,然后挽起裤腿,徒步蹚进裹着融化雪水的冰河里。

马洒海一家四口原本住在格尔本市的出租屋,夫妻跟两个小孩挤一张床。2019年,夫妻不再卖水果,马洒海贷款买了辆货车,没想到车贷成了负担,以及夫妻之间不愉快的话题。

10月初,来自内蒙的41岁货车司机郝玉柱被发现倒毙于车内,已经死去多日。据称,郝玉柱五六年前就生病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花了十来万元才抢救过来。他住过三次院,其中两次分别在新疆和西藏,“连个陪床的也没有”。尽管生病,郝玉柱依然一直在跑。据媒体引述,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

7年前,郝玉柱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四处借钱和人合伙买了一辆翻斗车。然而生意不好,他没几年就卖车分家,也离了婚。此后,他跟运输公司签了“以租代购”协议——挂靠在车队,每月给公司交12300元的租金,两年后可以拿回车子。此外,他买车时欠了几家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合共几万元,被告上了法院,生前一直在限制消费人员名单上。

监控视频显示,郝玉柱的红色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在近4个月一直停留,运输公司也很久联系不上他。同行猜测,郝玉柱可能因为长期找不到活,而临时去做“更挣钱的工作”。据报道,一些司机还不了车贷,又不想车子被收回,就把手机换号,停了保险,把定位的“北斗行车记录仪”关了,开“黑车”拉货。

金德强的葬礼筹备期间。图:网络

数据显示,不少货车司机是因为疲劳驾驶而发生事故的。2022年从业报告显示,76.21%的司机平均每日工作8个小时或以上,当中28.45%的司机平均每日工作12个小时或以上。

“打死不拉绿通”是货车司机圈的顺口溜。“绿通”指的是水果、蔬菜和生鲜,由于质检严格、容易腐坏,对运输效率的要求颇高。与此同时,一些货运公司却为了降低油耗而限制司机开车的平均时速。多方影响下,不少货车司机铤而走险,选择疲劳驾驶。

此外,许多货车司机为了挣钱而选择跑长途路线,比如西南、青藏等偏远路线。这些路线沿途气候条件恶劣,运费因此较高,但高原的钱毕竟不好挣,等同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拿命换钱”。有开了20年货车的司机对媒体说,几乎每年都有司机在青藏线上丧命。

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目前行业内的普遍是“老司机”,普遍司机的年资超过6年,过半司机的年资更在10年以上。长时间久坐、不规律的饮食和作息,给司机们带来了职业病。报告显示,约八成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而患有胃病、颈椎病、高血压等。这些慢性疾病,让他们无法转行干其他重体力活,甚至可能在某个时刻将他们推向死亡。

近三年,货车司机失联后被发现在车内死亡的至少有7人。为了节省开支,许多司机会独自开车,而且因为停车场或道路偏远,为了方便休息而在车窗上贴了膜,让他们一旦突然病发更难被发现。今年3月,一辆安徽省籍大货车的司机在四川省某服务区被发现死亡多日,司机手里还紧握着水瓶,旁边有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的药品。

儿童医院,难熬的一夜

出品:每日人物

图:尹夕远

11月23日晚上9点,北京儿童医院,方慧(化名)夫妇带孩子看完诊、拿到输液单的时候,发现他们排在2000号,前面还有400个孩子。方慧的孩子才8个月大,一家早上5点多就从顺义出发,到现在已经折腾了16个小时,估计等到输液还至少需要6个小时。孩子一旦哭闹,方慧只能转过身,用喂哺母乳的方式抚慰。她试过去找母婴室,但每层楼只有一个,空间狭小,同样需要排队等待。

医院拥挤得像春节时的火车站。方慧和丈夫坐在台阶上,身旁有些家长推来了露营垫、露营车、行军床,甚至是帐篷,为的就是尽量让生病的孩子能够舒适一些。

医院4楼的分诊台前,一群焦急的家长围着8个护士:“我是1500号,今天还能不能给我们看上?”护士们挨个安抚:“放心,我们把所有病人看完才下班。”

有护士对《每日人物》说,之前的几天,所有患儿全部看完已经是凌晨4点。有医生表示,为了减轻内科负担,各个科室都调来了医生。儿童医院官方称,目前医护人手都已向内科和发热门诊倾斜,同时也在调整住院床位,2、3和4楼的几十个诊室都用作让孩子们看病。

类似的场景正在中国各地轮番上演。《界面新闻》报道指出,踏入11月,上海仁济医院的儿科门诊有超过8000人次就诊,比去年同期增长175%,始终处于饱和状态。在天津,儿科诊疗量在“十一假期”后开始出现波动上升趋势,11月18日的儿童医院24小时接诊急诊患儿数量突破了建院以来的最高纪录。

一位医生告诉《每日人物》,这一波来看病的孩子里,支原体肺炎已非最多,甲流、乙流、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的感染者之数量更大。财新网则指出,北京儿童医院、儿研所等儿科医院的儿童门诊就诊病例显示,肺炎支原体的流行强度已经下降到第4位,前三位分别是流感、腺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一位母亲感到无奈。她的孩子刚感染过支原体肺炎,一个月没法上学。孩子刚回去上了一周的课,回来又咳嗽,诊断发现感染了合胞病毒。这一回,她不敢送孩子去幼儿园,直接停课了一学期。

相比之下,腺病毒的似乎更加隐蔽。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抽了血、查了支原体,显示没有感染,但孩子输液3天后还是没有好转。她又花了5000块,带孩子做了全身检查,终于查出来是腺病毒。这是本轮感染潮更令人煎熬的原因。

虽然输液排到了2000号,方慧还是决定留在医院,并且早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23日凌晨1点,医院里的几层楼逐渐安静下来,输液中心的叫号暂停在2116号,方慧的孩子也终于输完了液。收拾好东西,方慧一家还需要打车两个小时才能到家。不过对他们来说,这场拉锯战还没结束,治疗还得继续。第二天中午,他们还需要再次来到这里——取号、看医生、化验、输液,把前一天的所有流程再重新经历一遍。

陷在“课外任务”里的老师:想拒绝,却拒绝不了

出品:北青深一度

老师们用于写教案的教案本。图:北青深一度

看到“23岁女教师吕聪慧轻生”的新闻时,江西省某县的初中语文老师李婷(化名)仿佛看见了惶恐不安的自己。参加活动、调课,再参加活动,跟教学无关的活动和比赛一个接着一个。

彼时,李婷刚参加完一场比赛,也是本学期开学以来她参加的第四场比赛。她下定决心,给领导发出信息,拒绝接下来的比赛安排。不过,领导不仅没有理会,更加很快追来消息,让她准备下一场。

李婷在2017年当上老师,初期对教学事业的一切都充满热情,积极参加各种比赛,还取得过不少优异成绩。到得工作第三年,她发现找上她的比赛愈来愈多,不断被要求参加各种优质课比赛、教师技能大赛、朗诵比赛、合唱比赛等:“只要我答应了一次,之后的比赛都会找上我。”

这不是李婷一个人面临的困境。多位不同年级、不同岗位的老师告诉《北青深一度》记者,称除了教学任务以外,他们日常需要参加的非教学任务包括培训会议、填写报表、编辑公众号、街边站岗检查戴头盔、当活动场务、检查天然气安装、打卡各类 App、整理迎检材料等,令他们身心俱疲。

事实上,老师们的困境早已引起各界关注。2022年,中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的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的做法。然而,实际情况没有发生改变,跟教学无关的任务依然层出不穷。今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表报告,显示60.3%的受访教师认为课后服务工作量加大,70.9%的受访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有老师从个人经验意识到,对别人吐苦水和抱怨不仅无法得到帮助,有时甚至会引来二次伤害。李婷的苦闷不获丈夫理解:“你到底有什么累啊,上班拿着书对着讲就行了。”在丈夫看来,教师能得到社会认同,受到家长和学生的尊敬,人生和工作应该是没有烦恼的。

江苏省某公立小学的老师王楠(化名)提到,她曾向爸妈抱怨自己周末无休,感到疲乏。来自父母的回应,是“年轻多点做事,没有关系”。山东省一所公办小学的教师乔颖(化名)跟爸妈谈到工作压力,爸妈只会说是她不懂事。她想跟爸妈认真聊聊自己的离职意愿,却只得到一句:“你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23岁女教师轻生离世后的第五天,幼儿园教师陈悦琪(化名)接到通知,周末要回园里开“教师心理健康培训会”。讽刺的,是会上没有请来专业的心理专家,而仍然是幼儿园领导在“指导”如何调节情绪压力、解决工作难题。陈悦琪坐在台下,只为那1000字的培训心得发愁——领导让他们结束培训后,把心得发表在郑州教育博客上。博客官网介绍,这是一个“畅谈教育理念,记录真实生活”的平台。

“该干还得干,要做的事情一件没少。”陈悦琪感慨。

体育馆在雪夜坍塌

出品:澎湃人物

事故现场航拍图。图:新华社

11月6日傍晚,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的悦城体育俱乐部,篮球馆的屋顶突然坍塌。事发时,现场共有7人,当中3人自行脱险,另有1人受轻伤,而3名遇难者皆是就读初中的篮球少年。

所谓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背后,有可能存在人为的疏忽,甚至腐败。拆解疑团,抽出背后的关连,正是调查记者的职责之一。在《澎湃新闻》的这篇报道中,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利用调查工具等,发现涉事体育馆项目背后的投资建设有颇多疑点。

报道引述桦南县人民政府官网介绍,事发体育馆所属的悦城广场是集休闲、娱乐、购物、体验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城市综合商业体,投资约4.3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35163平方米,于2016年5月动工,是桦南县招商引资项目之一。

报道提到,“大美桦南”曾于2017年发文,称“受桦南县有利的招商政策和城市环境的吸引,经县住建部门大力招商,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公司投资3.8亿元,在县城原奥林新村三期棚户区建设城市综合体项目,并投资注册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于2016年5月开工建设,到2019年10月完工。”

《澎湃新闻》记者查找中国商业信息查询平台“天眼查”上的资料,发现作为悦城广场综合体项目总包单位的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在2022年5月11日被注销。该公司原本经营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柜台租赁、房屋租赁等业务。公司参与招投标项目3次,包括悦城广场的两期项目及转供电项目。2015年成立时,后来成为法定代表人的吴立迁出资2000万元。

报道指出,吴立迁曾因卷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多次出现在裁判文书中。2018年8月7日的一份文书显示,吴立迁为桦南县建筑局退休干部;同案还有另一名被告杨巾力,是桦南县环保局干部。同年12月的一份文书显示,杨巾力是吴立迁的妻子。

资料显示,杨巾力在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出资600万元,且为吴立迁名下另一家企业桦南县悦城商厦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杨巾力本人也是“悦城”系其中一家公司的法人,名下有桦南县悦城电影城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公务员法》第107条,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问题是根据前述裁判文书,吴立迁在2019年3月、4月的身份均被标记为干部,一年半后已有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的身份。

报道进一步指出,坍塌体育馆的施工单位是黑龙江海峰伟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参与招投标项目48次,包括商业配套基础设施、医院、老旧小区改造、支持民族乡村建设等。此外,悦城广场二期项目由黑龙江省华优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施工,该公司法人代表牟彦东亦是吴立迁名下两家公司的股东之一,其名下的桦南县华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也已注销。

《澎湃新闻》记者拨打过海峰伟业建筑公司及华优建筑公司的电话,以及一期项目监理单位佳木斯三江建设监理公司法人代表的电话,均未能接通。

蹊跷的,是被桦南县政府称为项目投资方的北京得意音通技术有限公司在11月7日晚发布声明称:“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得意音通自成立以来从未涉足地产开发业务,也未投建该涉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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