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伊藤诗织：我是如何完成《黑箱日记》的？

在《黑箱日记》（Black Box Diaries）的开场场景中，伊藤诗织对着摄像机在视频日记中说：“我有机会说出被忽视的真相。”这预示了她在这部获奥斯卡提名纪录片中采用的叙事风格，将镜头对准自己，调查性侵她的男子。

2015年4月，25岁的汤森路透实习生伊藤诗织与东京广播系统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共进晚餐，讨论工作机会。在纪录片中，伊藤回忆自己在用餐期间突然感到不适，对那晚的事情毫无记忆，只记得几小时后在酒店房间醒来时，山口正在性侵她。两年后，伊藤公开了这起性侵事件，却遭到诋毁和反弹，只有少数同事表示支持，仅有一家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伊藤试图拼凑那晚发生的事情，并让强奸犯承担责任。通过视频日记、闭路电视录像和电话录音，她在这部近两小时的纪录片中讲述了这段创伤经历。

“在这个故事中，我既是记者又是受害者。正因如此，我多次质疑自己调查自己案件是否妥当，”伊藤说。

2019年，伊藤赢得了对山口的诉讼，法院认定他对性侵负有责任，尽管他否认指控。法院还驳回了山口提出的诽谤反诉。三年后，日本最高法院维持了高等法院的裁决，认定发生了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并命令山口向她支付超过3万美元的赔偿金。

伊藤诗织于2025年2月在纽约发言。图：Think Film Impact Production 提供

这部尚未在日本公映的电影在全球引起了共鸣。在第69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前夕，日本协会在纽约市举办了招待会，汇集政策制定者、记者和专家，讨论该片呼吁追究肇事者责任并支持性暴力受害者的行动。

“我们希望这部电影能在美国帮助追究社会各方面发生的腐败和滥用权力行为，”MTV纪录片公司的 Meredith Goldberg-Morse 说。“这也是关于赋能下一代女性记者，使这些故事能够继续被讲述。”

根据2017年的调查，日本只有4%的性侵案件被报告给当局。警方最初对伊藤的案件不以为然，在经历了屈辱的报案过程——包括在警察面前用真人大小的人偶重演被强奸场景——后，她决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就在那时，她意识到必须深入调查，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来证明山口那晚对她所做的事。她的调查催生了获奖回忆录《黑箱：日本之耻》，随后又拍摄了这部纪录片。伊藤向 GIJN 讲述了她的调查过程。

记者即主角

对伊藤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用幸存者、记者和导演的三重身份进行调查。她一直在与传统“客观新闻”原则和作为影片主角的身份之间的张力作斗争。“有时候因为你是主角，你是最亲近事件的人，这反而是一种优势，”伊藤说。

但伊藤也承认，将自己的创伤公开展示，而非作为故事的中立第三方，这让她极度脆弱。影片中有几个场景展示了这种脆弱，包括她阅读仇恨邮件的时刻，以及在法庭外有人对她大喊侮辱性称呼的场景。

经过八年艰苦的制作过程，伊藤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回归新闻业。“我一直在和记者朋友交流，我们认为确实需要更多个人视角的新闻报道，”伊藤解释道。“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我们需要更多个人视角的调查报道，否则谁会去做呢？还有谁能做呢？”

合作的重要性

在制作纪录片时，合作是伊藤调查过程的关键。“你需要合作者来编辑，”她说。“编辑有完全客观的第三只眼，这非常有帮助。”

对于从事高风险调查的记者来说，伊藤强调合作更加至关重要。面对日本社会的冷漠，她说”国际支持是这部纪录片的生命线”。

她还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故事挑战当地或文化禁忌的情况下。在《黑箱日记》中，伊藤不断与日本和伦敦（她被迫迁居的地方）的其他记者、编辑和制片人交流和咨询。“当某些话题在你的国家难以讨论时，一定要寻找可能的国际合作者，”她说。

记录一切

在整个过程中，记录一切都很重要，即使是困难的场景，包括收集她最脆弱时刻的镜头。

“当你处理创伤时，你会忘记很多事情，所以一定要记录周围发生的一切，”伊藤解释道。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她录下了与调查人员和官员的几次对话，录音设备常常藏在她的衣服里。没有这些详尽的记录，伊藤认为她不可能写出那本书或制作这部电影。

在一个场景中，伊藤和其他制片人追踪到驳回她案件的警察局长中村格，试图在他家外面拦住他。虽然中村开车离开了，但伊藤敲打他车窗试图获得答案的镜头，有力地证明了记者不懈寻求真相并让公职人员负责的决心。

“因为我们有新闻背景，我们从不停止记录，从不停止提问，”伊藤回顾那一刻时说。然而，影片中使用的一些录音也给她带来了法律挑战，她的前律师指责她未经消息来源许可使用镜头和录音。

据《日本时报》报道，2月20日，伊藤发表声明，为在纪录片中未经许可展示某些人而道歉。她还提到将发布新版本的电影，其中一些消息来源将不可识别。

不同的媒介表达方式

当伊藤在2017年出版关于性侵的回忆录时，许多人说她的经历帮助引发了日本的 #MeToo 运动。但对伊藤来说，写书是一段孤独的旅程，她回忆了最终迫使她离开日本的骚扰。然而，制作电影的合作过程使这段旅程更加可以忍受，尤其是在国际制片人的支持下。

最初，她试图寻找愿意讲述她故事的日本记者，但遭到了他们编辑的阻挠，这些编辑主要担心山口（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朋友）的报复。通过自己导演电影，她感到对制作和编辑过程有了更多的主导权。她追求视觉讲述的目标是让人们能够切身体验这个故事。

“有些事情很难用文字表达，只能通过纪录片呈现出来，”她指出。伊藤鼓励其他幸存者使用他们最舒适的讲述媒介，但要灵活探索其他报道形式。

随着《黑箱日记》冲击奥斯卡，人权组织正在强调这部电影的及时性。“这部电影突显了为什么存在这么多障碍……为什么在工作场所举报性虐待面临挑战，”人权观察的 Minky Worden 说。“在女性权利方面，我们正在倒退。所以，这部电影现在非常重要。”

到目前为止，伊藤的报道已经推动了一些政策转变。2023年，日本将性同意年龄从13岁提高到16岁，并将强奸的定义从“强制性性交”扩大为“非自愿性性交”。现在的法律包括了因酒精或药物而受损的受害者，被权威人士胁迫的受害者，以及因震惊状态而无法表达拒绝的受害者。

在《黑箱日记》的最后一幕，是伊藤和一位朋友在车里，唱着 Gloria Gaynor 的《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虽然她的情绪很快从兴奋转为悲伤，在座位上蜷缩起来，但她说制作这部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我想鼓励其他幸存者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们的故事，因为这非常有力量，”她说。“拥有你的故事，成为讲述自己故事的人。”

Ngozi Monica Cole 是来自塞拉利昂的作家和记者。她曾为《新人道主义》、《大陆》、《揭露》等媒体撰写报道。她的工作得到了普利策中心和FRIDA(青年女权主义基金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