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墨西哥调查记者奥索尔诺：我追求的，是沉浸其中的报道状态

认识迭戈·恩里克·奥索尔诺（Diego Enrique Osorno）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个永不停歇的人。刚刚采访完一位大毒枭，他转身就踏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航程；花一个月报道毒品战争之后，他又用七个月调查托儿所的致命大火；一部关于诗人失踪的纪录片刚拍完，紧接着又是一部关于总统候选人遇刺的系列片。在他笔下，无论是聋哑的移民，还是全球首富，都同样值得被书写。

奥索尔诺一直没有停歇。他写了十几本书，编剧或执导了多部纪录片，还进行了无数次的调查报道，讲述墨西哥和他出生的城市蒙特雷发生的故事。

作为一名屡获殊荣的记者，他不仅记录了毒品战争的暴力和墨西哥政府最恶劣的行径，也记录了人们的反抗、才华与勇气。他总能获得前所未有的采访机会，这意味着他的报道能够同时涵盖权势阶层与受害者，以及两者之间所有微妙的层次。

他的新书《山中》（En la montaña）荣获了2023年 Anagrama 非虚构长篇及叙事特稿奖。在拍摄最新项目期间，他接受了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采访。

GIJN: 您在1999年结识了诗人萨穆埃尔·诺约拉（Samuel Noyola），20年后又为他的失踪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您从年少时就开始关注萨帕塔运动，如今它又成为您最新著作的核心内容。是否存在一些您始终无法放下的主题？

迭戈·恩里克·奥索尔诺（以下简称 DEO）：我的青春期是在1990年代度过的。在那十年里，随着冷战结束，墨西哥乃至全世界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也是我们国家那个特殊的时刻，我面临着许多冲突、困境、抉择和挥之不去的“幽灵”。作为一名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关注当下，因此我一直致力于理解现在。但我始终将那个十年里出现的种种问题，作为理解当下困境的指南针与参照。

奥索尔诺曾撰写多部著作，内容涉及锡那罗亚与泽塔贩毒集团、一位勇敢抵抗贩毒集团强行夺地的富有地主，以及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等主题。受访者供图

GIJN： 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运用了不同的工具来报道这些故事。从早期对诗歌的热情，到学习“crónica”（长篇叙事报道）的写作技巧，再到您在纪录片制作方面的大量工作。您是如何选择这些不同叙事方式的？

DEO: 我想我是一个失意的诗人，而新闻工作让我保持了理智，给了我一片可以耕耘的土地，一个可以探索的空间。我对调查性报道，尤其是“crónica”，特别感兴趣。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不仅能深入探究事实和事件本身，还能挖掘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与超越性。我感兴趣的是，而且我也认为特稿写作始终要求的，是从调查转向沉浸。在开口和动笔之前，我总是努力地多听、多看。我也喜欢“crónica”的视听形式，也就是纪录片。视听世界有另一套语法，即图像的语法。对我而言，它是一种对话，一种探索，其灵感来源于现实中那些对我至关重要、让我痛苦、也让我感动的事情。

GIJN： 您的访谈描绘了处于社会两个极端的人物，从您的叔叔——一位名叫赫罗尼莫·冈萨雷斯·加尔萨（Gerónimo González Garza）的聋哑移民，到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在刻画这些人物时，您寻求的是什么？您如何选择他们？

DEO： 在面对这些采访对象时，总有一种镜像效应，尤其是在我写人物特稿或传记的时候。就我叔叔而言，写他的故事，意味着讲述一个教会我了解乡村、了解土地的人的故事，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与墨西哥东北部达成了和解。我来自蒙特雷，这是墨西哥北部的一座城市，深受得州文化影响。我们就像狂野的得州人。那种文化总让我的内心充满矛盾，但在写完我叔叔的故事后，我理解了许多伴我成长的文化特质。无论我如何否认，我的大部分作品都与蒙特雷有关。我拍了那部关于萨穆埃尔·诺约拉的纪录片，他或许是蒙特雷最重要的诗人；我写过一个叫阿莱霍·加尔萨·塔梅斯（Alejo Garza Tamez）的牧场主的故事，他在毒品战争中誓死保卫自己的财产；我写的关于“泽塔斯”和“锡那罗亚”贩毒集团的书中，也有好几章与此相关。就像我总是重返1990年代一样，我也总是重返墨西哥东北部。这就是我叔叔的故事带给我的。

至于卡洛斯·斯利姆，我是在报道了2006年瓦哈卡人民大会反对州政府的起义之后，才开始着手为他写传记的。同年，我还目睹了联邦、州和市的武装力量在圣萨尔瓦多阿腾科镇的残酷镇压，警察在那里强奸了许多女性。我还跟进了帕斯塔德孔乔斯的矿难危机（65名矿工遇难），以及在拉萨罗·卡德纳斯、弗雷斯尼洛和卡纳内阿等地的抗议活动。

2006年是剧变之年，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在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亲笔记录的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同时存在着世界首富？就在那时，2007年，斯利姆首次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首富。这种冲突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发现关于他的信息少之又少。这本传记就始于这种思想上的交锋。我总是试图将不同的人物、思想和立场并列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拉丁美洲的新闻报道在描绘不公和不平等的社会时非常有力，却很少能成功接触到精英阶层。这便是我开始报道斯利姆的起点。

GIJN：您曾说过，在采访难以接触的人物时，比如大毒枭“马约”·桑巴达（Mayo Zambada），记者必须让自己沉浸其中。您能谈谈这个过程吗？

DEO：要实现这种沉浸，你必须先介绍自己，说明你是谁，以及你对这次会面有何期待。这是我在所有互动中都会做的事。当我接触某人时，我会告诉他们：我来找你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我有这个困惑，我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会坦率地讲出我对他们的疑问，并且努力保持尊重，即使面对的是我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人。我采访过杀人犯，采访过那些让别人人间蒸发的人，他们让我怒火中烧。即便如此，如果那个人愿意分享一些对我来说有意义的经历，那么我就必须保持尊重——不是对他们陈述的事实版本保持尊重，而至少是在会面期间保持尊重。

在极端情况下，比如我与“马约”·桑巴达的交谈，这不仅是为了建立共识、实现我所寻求的沉浸感，更是出于安全考虑。在那次会面之前，我所有的沟通都是通过第三方进行的。那是一个黑手党的世界，一个阴影中的世界，那里的一切未必都像表面看到的那样。所以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当桑巴达和我见面时，他能亲耳听到我是谁，而不是只听信别人的转述。我要告诉他，我不是为了钱而来，除了想要理解事实之外，我没有任何别的企图。在那个基础上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不是将对方客体化，而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交谈。一个主体想要理解某件事，而另一方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

GIJN：您记述了过去几十年来墨西哥的社会运动与悲剧，以及毒品战争的方方面面。每一段故事都伴随着痛苦与复杂，您是如何赋予它们各自独特的面貌的？

DEO：我努力践行的新闻报道，是一种不仅调查，而且沉浸其中的报道。以ABC托儿所的火灾为例。火灾发生在6月5日，星期五。我第二天就赶到了。当时还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遇难，传言是五个或十个。政府已经在试图掩盖真相，我意识到事情背后另有隐情。我记得到了周一，当官方确认死亡人数时（超过49名儿童死亡，上百人受伤），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涌来报道这场近乎圣经故事般的悲剧。我当时供职的报社让我去参加孩子们的葬礼，拍摄并采访家长。我断然拒绝了：对于一场大火夺走一个孩子的生命所带来的痛苦，我还能说些什么来增加它的分量呢？

于是，我转而开始调查一份文件，文件显示一些政府官员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托儿所所有人的名单上。这是墨西哥社会保障局（IMSS）以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不负责任地将服务外包所导致的结果……我把焦点放在了这一点上，没有去采访任何一位父母。

外景拍摄中。受访者供图

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和记录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始终是从腐败的角度切入。在我看来，那才是火灾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什么空调故障。七个月后，一位名叫罗伯托的父亲在和我喝咖啡时对我说：“嘿，你为什么从来没问过我的故事？”我告诉他：“因为我在这里是为了倾听。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揭露腐败，让你们的诉求被看见。”“但我想告诉你我的故事，”他说。他之所以愿意开口，正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那里。

当那种沉浸发生时，一定是因为你已经在那里待了很久，你具备了倾听的能力，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当今世界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人人都想要立竿见影，追求速成。但耐心才能实现沉浸。耐心或许无法让你真正“理解”——我永远无法理解因腐败引发的大火而失去孩子的悲剧——但它能让你在一个悲剧性的、历史性的公共事件中，触摸到人性的脉搏，感受到人性的存在。而我认为，在我的报道中传递这种人性，至关重要。

Diego Courchay 是《德拉科特评论》（The Delacorte Review）的副主编，也是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撰稿人。他曾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TELEMUNDO电视台担任新闻制片人，并为埃菲通讯社、《关系》（Nexos）杂志和《过程》（Proceso）杂志担任记者。他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能用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进行写作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