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封城与病毒，全球顶尖摄影记者如何记录这场世纪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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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深度报道网的采访中，六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摄影记者为我们描述在拍摄这场病毒大流行时，他们应对健康疑虑、拍摄限制及技术问题的不同方法。

今年5月，摄影记者大卫·戈德曼（David Goldman）对自己所读到的新闻感到难以置信，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营退伍老兵安养中心，新冠肺炎致死的人数已经攀升到失控的程度。

自疫情爆发以来，该中心已有100人死亡。在这场即将成为全国性悲剧及丑闻的事件中，这群曾在二战中为美国奉献的麻州霍尔约克士兵之家（Massachusetts Holyoke Soldiers’ Home）的老兵，接连在疫情中沦陷，而他们被隔离的家属们只能向护士询问他们的临终情况。

根据后来的一项独立调查，该安养中心指示将已感染和未感染的院民集中在同一个病房，而这只是造成这场灾难的众多错误之一。

该安养中心的管理者拒绝受访及合作，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全球事业摄影组成员大卫·戈德曼，从死者讣闻中整理出该机构及疫情的相关信息，并在脸书上找寻死者家属。

当他终于找到一些悲痛的家属时，由于社交安全距离规定，他也无法直接接触他们。

因此，戈德曼向家属提出了一个他自己从未见过、所以也不确定是否可行的摄影计划：他会以某种方式将亡者的大型照片投影在他们的房子上，并拍摄家属站在窗户边的画面。

这个计划带来了其他问题：如何确定这些家属的脸上的光线是足够的？在戈德曼甚至不能进入他人屋内插电时，他要怎么给投影机供电呢？

在接受采访时，戈德曼承认，他一开始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毫无头绪，也担心自己可能会加深参与拍摄的家属的痛苦。但这项与十几个老兵家庭的合作摄影项目，却成为美国最令人难忘、最庄重的疫情特写之一。

在世界各地，摄影记者们不得不寻找新的策略，在全球封锁期间接触及记录这场疫情，同时还得保护他们的拍摄对象不被感染。

他们拍摄的照片也产生了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反应迟缓的政府淡化了疫情的严重性——摄影记者乔舒亚·伊万迪（Joshua Irwandi）通过一张医护人员为了防止传染而将感染者遗体全身包裹起来的照片，引发公众对于疫情的紧迫危险性的新一轮讨论。这张照片被用于《国家地理杂志》8月刊的封面故事。而伊万迪在一篇吸引了34万7千个赞的 Instagram 贴文中写到这一幕，他标举医护人员的英勇行为，并写下：“我只是觉得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很可能会发生在我爱的人、以及我们深爱的人身上”。这张照片反映疫情时期的极度孤独感，在国家地理的 Instagram 上，一天之内就吸引超过100万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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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记者合作

在秘鲁，独立摄影师奥马尔·卢卡斯（Omar Lucas）与全球深度报道网成员组织 IDL-Reporteros 的调查记者合作，试图证明秘鲁政府给出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远远低于真实数字。

卢卡斯的照片帮忙证明了这一点，他和私人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死者家中收集尸体。身穿个人防护装备，卢卡斯即便穿越狭小巷弄，也确保与他人保持半径6英呎的距离。

“现场有很多挑战，但最主要的是得把恐惧抛在脑后，进入尸体所在之处”，借由翻译，卢卡斯用西班牙语对全球深度报道网表示：“这并不容易，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得等一段时间，直到对的那一刻才能拍照。跟他们在一起时，我必须穿上他们使用的防护衣、戴好口罩及用酒精定期消毒。在技术方面，则是要携带轻量设备并随时准备好。”

“与调查记者一起工作会更仔细，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他说，“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跟他们在一起，你就可以进入并不总是对媒体开放的空间。”

在那之后，卢卡斯花了好几个星期记录新冠病毒对利马一些最贫困的社区的影响。

“除了保护自己而戴口罩以及保持安全谨慎的距离，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我的工作——与人建立一种有感情和同理心的关系，这样我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进入他们的生活，也才能拍出他们的样子”，他说，“我尽可能轻装上阵，带着相机和一个35毫米的镜头”。

他在利马北部科马斯（Comas）区的 Belaúnde 公墓待了几天。在这里，卢卡斯在死者亲友邀请下，参与一名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委内瑞拉人的葬礼。

“他们决定打开棺材，看看里头是不是他们的家人，但当他们打开棺材时，却看到尸体被装在袋子里而且…被封死了”，他回忆，“死者的女朋友走近棺材，哭了起来，对天空哭得肝肠寸断，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伤恸的时刻。”

卢卡斯拍的另一张照片是死者的表亲试著为死者无法到场的父母直播葬礼，那名女子因情绪激动而弯下腰来，无法继续直播。卢卡斯说：“我把相机放下了一段时间。”

卢卡斯决定为新冠肺炎对秘鲁的委内瑞拉社区的影响，制作一系列摄影图辑。

“他们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说，“在疫情发生前，他们有八成的人从事非正式的工作。政府颁布的隔离令使他们失去了每日收入，所以绝大多数人付不起房租，被驱逐出境。他们有许多人现在正步行回委内瑞拉。”

他记录了34名委内瑞拉人在利马某个避难所的生活。他也在街上捕捉了一些动人的瞬间，比如，当两名秘鲁妇女意识到年轻的委内瑞拉母亲玛丽埃拉·德尔·瓦莱（Mariela del Valle）的困境（她因疫情时期商店暂停营业而被当地一家购物中心解雇），于是将她带到了利马市中心的圣罗莎教堂。在那里，卢卡斯拍下了她们用毯子接住一个修女从二楼窗户丢下的食物的画面。

在家拍照

在巴黎，前战地摄影师、世界新闻摄影奖得主托马斯·德沃扎克（Thomas Dworzak）尝试骑自行车拍下这场疫情，但几天下来却没什么收获，于是他决定完全放弃到现场摄影。

他认为自己受感染或传播病毒的风险很高，于是决定用笔电拍下世界各地在封城时期以远程会议软件 Zoom 进行的视频会议的截图和照片──比如，他会让护理人员将他们的笔电朝向某个方向并让它运行几个小时。

德沃扎克的想法是：如果调查记者可以通过电话搜集关键信息，为什么摄影师不能用电脑来搜集动人的影像呢？

“在疫情极初期，我就决定将目光向内转”，他表示，“我想，因为每个人都待在家里，那才是世界开放之处，世界在 Zoom 上开展。这是第一次我没法去现场，不是因为人们不想让我进去，或我被警戒线挡住了，而是我可能会害到别人。当然，Zoom 的静态图片看起来不大好，有点扁平，但还是非常有趣。”

德沃扎克说，在疫情期间，他参加了近千次的 Zoom 会议。他还没发表这个摄影项目，但在一次纪念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名死于明尼苏达州警官之手，且过程被完整拍下的非裔美国人──的线上追思会中，德沃扎克注意到屏幕上的某一格与会者画面中有火焰。当他将画面放大，他意识到“Zoom 轰炸者”（Zoom bomber，即在 Zoom 会议中闹事的人）以三K党烧十字架的种族主义画面闯入了这场纪念活动。在这群闹事者被赶出会议前，德沃扎克拍下了哀悼者的反应。

德沃扎克从推特搜索找到公开的会议，也曾获得参加私人会议的邀请。有时，官方如以色列、新西兰、加蓬和法国等国的官员也会配合，将笔电摄像头开几个小时。

“昨晚我就在加蓬拍摄了一场令人惊叹的宗教仪式”，他说。“还有另一处是法国的养老院。我会用 Zoom 打给该院的经营者，请她将笔电放在他们用餐的房间中间，让它运作几个小时，有时还把它挪来挪去。拍出来的东西都很有气氛，这不是多深入的新闻摄影作品，但我有点喜欢用这种电影式的方式来呈现生活。”

只要在苹果键盘上按下 Command-Shift-3，德沃扎克就能捕捉到动人瞬间，或者仅仅是封锁时期的日常生活。

拍下暴行和疫情爆发

在南非，摄影师詹姆斯·奥特威基本上采用了战地摄影师的作法，来报道与疫情相关的暴力事件。他经常穿着防弹衣、佩戴醒目的“媒体”字眼徽章，每天都在进行战术决策。

奥特威拍下了封锁期间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暴力行为，比如为 New Frame 拍摄的这张照片，这有助于证明尽管政府在疫情期间暂停驱逐作业，但警察依然故我。

“我的方法很灵活──你可以称它为结合新闻和纪录片的计划方式”，奥特威说，“有时我会对传来的消息作出反应，有时会与非政府组织搭上关系，有时会四处巡逻观察，然后就遇上警察向人们发射橡皮子弹。我穿了一件上面有‘媒体’字眼的防弹背心，因为我想确保我很容易被当作记者，毕竟我们不知道警察会有多严格，而这降低了他们找我麻烦的机会。些许运气和对消息来源的一点点准备都会有所帮助。”

融入社区

同样在约翰内斯堡工作的摄影师玛德琳·克朗杰（Madelene Cronjé）发现，封城迫使她对拍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记者提供人道主义协助的道德观念进行不同的思考。

克朗杰是 New Frame 的资深摄影师，她说，一开始报道疫情时，许多南非摄影师都感到困惑。警察──甚至记者本身──经常不确定新闻摄影师和记者是否被视为必要的工作人力，得以免于遵行旅行禁令及宵禁。

“在第5级封锁（南非最严格的隔离等级）期间，警察暴力是最严重的，他们驱逐居民以及进行宵禁管制”，她说，“许多人一开始很难遵守规定，警察就把目标锁定高人口密度地区，他们真的对人很糟糕，痛殴、打死人都有。”

克朗杰表示，思考自己居家隔离的经验，帮她为同胞们如何面对疫情，订出拍摄策略。

“它逼你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影像——逼你从窗户和门口看这世界，思考隔离带来了什么”，她说，“我们自问：我们真的应该拍摄吗？重要的是去呈现现在发生的事，但你也不会想因为出门而使他人处于危险中。于是你跟自己辩论：我有在努力吗？如果没有，我是因为负责还是因为懒惰？”

克朗杰住在约翰内斯堡的一栋公寓大楼里，她注意到大楼里帮佣的孩子因为封城，白天的生活只能待在一个小小的水泥地上。于是她记录了这些住在仆人宿舍的孩子——他们没法上学，也不能回家——是如何被迫在那片荒凉的水泥地上玩耍、跟人打交道和做作业，时间长达数月。

之后，在一次正式拍摄任务中──对象是政府在疫情时专为游民提供的安置项目，她在附近的另一个项目发现了另一群被忽略、极度贫穷且很可能染上病毒的人。

“我在一个叫作温布利（Wembley）的地方看到这个为游民设置的紧急防疫营区——它非常好，有新的军用帐篷和设施——但在同一处的另一侧，还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区域（叫作韦默避难所，Wemmer Shelter），是约翰内斯堡市三年前为那些因占领建筑而被驱逐的人设立的”，克朗杰说，“那个地方太破旧、太可怕了，没有卫生设施或是服务，一群人就睡在外面，犯罪行为层出不穷。这些被忽视的人大多是移民。那里也没有人有消毒水或口罩，也没人来帮他们。”

克朗杰联系了一个慈善组织，他们随后向捐赠者寻求帮助。捐赠人为韦默难民营的住民提供了400条毯子和价值约3000美元的食物。

后来，克朗杰放下相机，开始在厨房为居民煮汤，每周两次，持续约四周的时间。

“你应该当一个中立的记者，但这些人真的一无所有。冬天要来了，他们还有孩子要养”，她说，“我们经营厨房经营了一段时间，但后来我认为我们有点太投入了。”

能改变刻板印象的图片

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联社摄影师杰奎琳·马丁（Jacquelyn Martin）将焦点放在新冠肺炎如何使市区内的有色人种社区陷入饥饿和悲伤。

为遵循编辑部指示，避免在室内拍摄，马丁修改了她的拍摄方式，例如她从敞开的大门外拍了一名拉比进行线上祈祷仪式的照片。

但是，面对感染疑虑，她定下野外作业时的“制服”，以及回家后进行的消毒仪式。

“无论我要去拍什么，我都会戴上口罩和手套”，马丁说，“我为每次拍摄任务结束后制定了一套消毒程序——使用洗手液、用酒精擦拭相机和电脑、一回家就洗澡，然后马上洗衣服。这时期比较困难的是，在我回家洗澡和换衣服之前，不能拥抱我的小儿子。如果我去一个人比较多的拍摄地点，我还会戴上N95口罩，而不只是一般医疗口罩，并增加眼部防护。我们很幸运，美联社一直非常支持我们。”

马丁拍的照片的一个重大影响是挑战了疫情期间出现的某些种族成见，包括误认有色人种更容易感染冠状病毒，因为他们没有遵循防疫措施。但她说：“那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今年5月，她在这篇摄影专题报道中拍摄了一场美丽的葬礼——家属为了疫情在打扮及布置上做出许多别出心裁的调整。

而且，在疫情初期——甚至在当局建议戴口罩之前——马丁就拍到了一个关键的画面，一名12岁的非裔美国男孩在华盛顿东南部的一个食物捐赠中心排队，他的母亲帮他穿上了全套的防护装备。

“有关黑人社区的感染死亡率较高的统计数据还没有出来，但你可以看到人们愈来愈越关注这件事”，马丁说。“西里的照片很有力量，因为他太年轻了，而且他是周围唯一穿着那种防护装备的人。除非他得到充分的保护，否则他的母亲不会让他出门。我觉得这张照片预示着黑人社群的苦痛是被排挤的。新冠肺炎使人们对我国的不平等有了更广泛的认识，因此，对此进行报导至关重要。”

图像作为情感桥梁

“在这场疫情中，摄影师们面临的挑战是，他们的拍摄遭遇极大的阻碍”，美联社的戈德曼说。“因为《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HIPAA，美国的医疗隐私法规），以前在医院和疗养院拍摄就已经够难了，现在几乎变得不可能。但我真的很想做些什么”，他表示。

戈德曼在脸书上联系了讣闻中列出的“在世”家属，发现有12个家庭愿意参与拍摄。

“我想到了这些老兵的一系列肖像，但同样让我感兴趣的还有家属在孤独中伤逝这件事”，他说，“所以我想把这两种元素结合起来。”

为了达到这个项目的视觉效果，全部12张照片都需要一套共同的特征：一张已故退伍军人服役期间拍的档案照片；拍摄时间都在天黑前的几分钟；家属们点着灯，能在窗户旁被看见。

戈德曼说，当家人翻看旧照片并打电话与他沟通拍摄时，他听到了关于这12名已故老兵的感人、有时令人震惊的故事。

例如，他得知93岁的埃米利奥·迪帕尔马（Emilio DiPalma）在二战后曾对德国最恶名昭彰的纳粹分子之一低调地伸张正义。安静而谦逊的迪帕尔马被派往纽伦堡看守因战争罪受审的囚犯，当时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赫尔曼·戈林（Hermann G?ring，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抱怨水不好喝，于是迪帕尔马将他杯里的水换成了厕所的水。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迪帕尔马回忆，戈林更喜欢厕所水，“当时我想：哈！你被我耍了！”。还有84岁的弗朗西斯·福利（Francis Foley），一名军人、木匠以及4个孩子挚爱的父亲，他光用听的就能唱出歌来，还能让护士们笑着下班回家。

最重要的是，戈德曼了解到这12名退伍军人都是他们家庭生活中的杰出人物，他决心向他们展示这一点。

戈德曼的投影机无法单靠一台发电机供电，于是他买了一条100英尺长的电线，并欣慰地发现所有家属屋外都有外部插座。戈德曼随后从超市买了一个简单的夹灯，用高乐氏漂白水擦过，并指导家属如何将它固定在窗框上。

“这些家属几乎成了我的远程摄影助理，他们都做得很好——为了在窗旁拍照，他们甚至还搬动家具”，他说，“我以前从没操作过投影机。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知道我不想拍那些拿着亲人照片的人。”

每次拍摄结束后，戈德曼都会将投影肖像留在房子的墙上，并邀请家庭成员走到前院看看。

“那真的很感人，因为他们多数人走出来后就开始哭了”，他说，“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见过他们的父亲或母亲。他们对我说，这某种程度弥补了他们因为疫情而无法好好告别的遗憾。拥有这场仪式让他们终于得以宣泄。”

与此同时，在秘鲁，卢卡斯正在努力寻找一种方法来同时反映新冠肺炎的压倒性死亡人数，以及每个逝去的生命的意义。

他说下面这张照片是他能呈现两者的最贴近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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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的记者。他曾是南非《周日时报》的首席记者。作为一名驻外特派员，他报道过全球20多国的新闻、政治、贪腐和冲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