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19 侧记:我遇到了三十年前的偷渡报道者
一
“我是1990年去的你的家乡。”
在第十一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现场,演讲嘉宾之一、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创办人及首任总监陈婉莹老师告诉我。我怔住了,为这种神奇的际会感到惊讶。
我的家乡是福建长乐,有名的偷渡之乡,那里有超过三十年的偷渡移民的历史,乡民的足迹遍涉美洲、欧洲、日本、大洋洲。而其中,乡人潮水般去往的目的地,是美国。
1990年,陈婉莹老师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当记者,在操作一个从中国去美国的偷渡客专题。她在 一篇文章 中写到,“这样的偷渡客当时数以万计”。这是重要的移民议题,尚未见诸媒体。陈老师在纽约苦觅合适的采访对象。有天,她在纽约路边碰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双手合成作拱形状”,对她说——“美国像个坟墓,能进来、出不去”。
陈老师当时就决定要写这群人的故事。机缘巧合,她找到了一位叫做周爱民的偷渡客,巡着找回他的家乡——福建长乐。而后新闻史上诞生了陈老师的偷渡客主题名篇。周爱民后来也成了她的朋友、线人和消息来源。陈老师告诉我,她此后长年关注偷渡报道,还参与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直到去了香港,才没再继续追踪。
我很开心,告诉她,大会结束后我会趁国庆假期,展开自己的偷渡往事寻访计划。通过家乡的老乡会,我找到了现在在德国基尔、法国巴黎生活的“偷渡客”,还有生活在比利时列日的表哥,都打算去一一拜访。家乡一直是我做报道、书写的关注,便想趁来欧洲,为日后展开系统、庞大的书写计划建立背景认知和寻找线头。过几年,我还想去一趟美国,寻访那里的偷渡故事,那里将是书写计划的大头。
这个路径,是和陈老师当年相反的方向。
陈老师问我,你是长乐哪里的?
我说了渔镇的名字。她说去过。原来早年间偷渡,其他镇的人都汇集渔镇海岸线,小船换大船,去曼谷(曼谷是当地的偷渡集散地、中转站,非法移民于此弄假证件),再去往远方。
哈,这神奇的际会。一晃三十年了,乡亲们当时走险去国,现在很多已在全球各地安家营生。
当时是九月底,我本想去拜访的一个渔镇老乡当时正身在北京。国庆七十周年,他作为欧洲侨领,被邀请观礼。我感觉有些恍惚,因为从小耳闻偷渡故事,不乏伤悲的,有人没有好运气,走险去国,却葬身于海水,山路,荒郊。
陈老师鼓励我的走访,还和我约定,明年让我带她重访长乐,把三十年前她走过的路重走一遍。
我很兴奋,从小生于兹、长于兹,我太知道偷渡潮影响之深之远。不止是悲辛和离殇,它搅动的浮夸民风投下了阴影,长久地罩着家乡的婚丧、住房和其他生计,甚至我个人的生命轨迹。
大会结束后,我便开始了原定计划的走访,也陆续将我的心得与陈老师交流。我听到了不少类似“美国像个坟墓,能进来、出不去”的表述。例如我表哥提起的一个说法——“没身份,十年监禁;有身份,终身监禁”。筹了几十万钱出国,辛苦打工,还上了,又攒了不少,然后呢?是呆在异乡还是回国?没身份的移民,得下狠心,回去就不能再出来了。有人便等,一等三十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有一个乡人,就没有足够运气,现在还是黑工。
还有乡人和我说了当时欧洲的蛇头网络,它涉及黑帮组织,而这个黑帮的源头是香港的14K,它由更早前离开大陆的国民党人创办。这风云际会,也太神奇激荡了!还有关于老乡圈子里流传的“偷渡皇后”郑翠萍的故事,她是一个叱咤寰宇的女蛇头,主要的人蛇网络在美国。我查资料,才知道陈老师拍的纪录片就是关于她的,有外媒写到,“她的底细只有陈婉莹知道”。
我感到意外,偷渡故事的丰富性超出我的想象。我曾以为,相比我曾做过的选题,我应该会比较熟悉这些故事——因为是家乡事体,从小耳闻。但当我以故事采写的路径去开掘,细聊,从源头开始,一点点问,便感觉很开阔,所获得的经验素材是新的。也因为这样的故事天然有传奇色彩,讲述者自己会补充很多时代背景、国别政治的信息,便使这样的讲述超出了人间故事的维度,可以企得更高。
二
我是以撰稿人的身份参与这次大会的,主办方选择我做 fellow,一个重要的参考项是我在2018年公开发表的“莆田弃女”系列报道。那也是我的家乡故事。家乡古来重男轻女,一直有杀女、弃女的传统。
2018年春节返乡时,我是自由撰稿状态。因为一直对返乡书写感兴趣,此前也有一些浮浅的返乡笔记和观察公开发表,但是舆论场一直对于这类型书写的视角和呈现有争议,例如认为这是带着精英视角的批判,而书写者长期客居异乡,和故乡也有所区隔。我也有一些反思——我抒的胸臆,是不是局限在个体的情绪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家乡,我逃避之,批判之,甚至拒斥去走近它,了解它。我选择长期在北京学习生活,因为它是一个真空,一块飞地,可以让我不回家乡。因为作为一个女性,在那种轻女的乡风里成长,并不愉快。从小我便是一个被嫌弃的多余的女孩。
当时我近而立,经过了几年的媒体训练,变得强韧了些。当时我就想,既然一直有书写兴趣,干脆趁我是自由身,沉潜下去,用一种更抽离的状态去打捞采访我的家乡。所以那个春节假期,我便从家乡的渔业生产、教育、家族历史等面向随意去找人采访和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了“莆田弃女”的往事——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有规模数万的弃女,从我的家乡和其他有着类似传统的地区,被源源不断地送往莆田。其中多数是养作童养媳,她们不少人备受虐待、侮辱和伤害。而这些背后,更有惊人的女婴被贩运的血泪细节。有评论者说,这系列文章诠释了弃女和童养媳的“产、供、销”一条龙服务。
“莆田弃女”群体呈现出复杂的面向——不止有被弃群体思亲寻亲的心路,就如曾出现在大陆公共视野里的“江南弃儿”,两个群体有类似的被弃而孤绝的情感体验;也不止可追问她们为何被弃,如“邵氏弃儿”,两者背后皆有当时政策的大背景;它还呈现为突出的女性问题——女性被弃、被辱、被伤害而无力自救的群体命运,极端而沉重。尤其是其中的童养媳群体的女性境遇,非常令人心酸。
在会间的交流中,我把这系列故事推荐给陈老师和台湾的同行。因为,莆田太值得书写了。早几年的魏则西事件揭开了莆田系民营系医院和百度的竞价排名,舆论为之震惊。而莆田在木材、打金等领域,也在全国把生意都做到了顶尖。有学者称之为“家族资本主义”,这种以宗族网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比现代商业契约更具凝聚力,实效也更强。莆田人也被称为“中国的西西里人”或“东方犹太人”——我觉得前者更贴切,他们去往异乡,就像《教父》里的故事,开疆辟土,披荆斩棘,有血泪,当然也有苟且,而所有针对异乡人的坏心思,在宗族和乡土的逻辑里都解释得通。
人们常说中国魔幻,很多公共事件闻之荒诞,但都能找到它的现实土壤和合理的逻辑。我觉得,乡土里的魔幻现实很值得书写。如果你以“海外中国研究”或汉学的视角,又或者何伟那样的外来作者视角去书写,便会发现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这是深潜和打捞的书写路径,和热点新闻、调查报道的路径不一样。
我告诉台湾的同行,之前听闻有不少莆田人去往台湾的。莆田和台湾一水之隔。莆田的“界外”是古来的贫瘠之地,这些地区的贫苦家庭就是莆田弃女多被送往的地方。而这个“界”会形成,就是清朝时台湾被日本侵占,为做防守而设。
一位台湾《天下》杂志的同行告诉我他曾操作的选题——在台湾的移民。因为台湾移民法律严苛,如果没有入籍,那么此人去世后,他的配偶或子女都不能留在台湾,于是生出了许多年少时成长在台湾,却要在壮年时回到不曾熟悉的故乡的故事。故乡似异乡,异乡却似故乡,这种移民的现代性的乡愁和离殇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一位国内同行看到我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大会随记,留言告诉我,在她的家乡(福建某地)很多女性曾经为了生计,到台湾假结婚,打工养家。但近年,这些女性被诉至法庭,要求遣返,中间有许多无奈。于是我介绍了她和台湾同行联系,期待两岸的报道者能合作,对这个移民问题做书写,让公众知晓。
三
这次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由来自130多个国家的1700多名新闻工作者、研究者参与,活动纷呈,议题丰富,我受益颇丰。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的报道——关于中国,什么是值得报道、书写和记录的?在舆论场,这种报道、书写和记录又呈现了如何的形态?大会有有一场专门的讨论,由做中国报道的记者分享他们的调查、采写经验和思考。而会下,做中国报道的记者、撰稿人也有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讨论。
第一天会议间歇时,陈老师听说我来自大陆以及从业的经历,当即问我,“你能不能推荐一些这两年内地写的好的报道给我”。这个“好”有语境,不止是在新闻议题的重要性和突破程度上,也要求文本的写作和剪裁,见一定功力。
我没有立即回答。依个人之见,目前大陆的报道中,以硬料著称的机构媒体,新闻文本的写作不少见生涩;而一些内容平台,擅长细摹人心的长故事,但也被认为公共性欠缺。在我看来,这两种报道路径是存在隔阂,或者说相轻。
而我理解,陈老师所说的“好的报道”,是对标《纽约时报》、《大西洋周刊》等媒体,议题足够重要,剪裁也得当。记得此前和一些朋友交流,我们有共识的好的报道文本,来自《南方周末》黄金时期,诞生了不少议题重要、文本也称佳的名篇。
她自己在一篇文章中写了寻找周爱民的不容易——“他/她的经历要能说明故事的主题:偷渡、冒险远度高山大海、被剥削、金山梦断、政策无能、黑帮走私人口,跨国作业等等。而且,这个人物要有立体感、不落俗套,这就需要这个人愿意谈偷渡的种种细节、个人的心理反应等”。以及如何组织结构——“像建高楼,要有个钢铁架子,才能把材料撑起来”。
这天会间,我在一个由记者/撰稿人组成的群组里做征集,想帮助陈老师拉一个名单,罗列文章名录。没想到,这名单,拉拉杂杂,竟达到11页。这倒不是说大陆这两年(名单列的是2018年、2019年的报道)的好作品有如此多,而多是因为一个公共事件,没有符合一定共识标准的报道,有盖棺定论之效,所以放上多篇,以便陈老师了解公共事件全貌。这两年重要的公共事件,都列上了,但尴尬的是,一些事件的名录下,空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足够有深度的报道,而那些阶段性的报道稿子,没有放上名单的必要。这些空白让人有些羞愧和尴尬,于公共利益而言,应该呈现给公众的报道是缺席的。真相缺位,欠公众一个交代。比如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纷纷攘攘之时,戛然而止,事件的实情如坠迷雾,公众各站立场去抱守自己认为的真相,和公权间存在一道信任的鸿沟,社会情绪上也存在撕裂。它不是孤例,类似的事件不禁让人感叹,对于公众事件的扎实的报道文本的缺席不仅有悖公众利益,对于新闻名篇的诞生也有所妨碍,说来皆怅惘(但在群讨论中,大陆的同行们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比如有群友提起财新记者季天琴的《警察病人陈建湘》,众人皆称那是议题和文本俱佳、能符合陈老师标准的范例)。
结语
我个人参加这次大会最大的收获某种精神的共振和鼓励。不管是和陈老师的遥远的际会因缘,还是移民故事中跨越时空的风云激荡,都让我更确定了对家乡的叙事和书写的路径。我想在未来几年中,对“莆田弃女”和“偷渡往事”这两个主题深耕,找到我的“周爱民”,展开更深度和更有叙事技巧的书写。
作者陈少远,前财新公共政策记者,谷雨实验室、《GQ 智族》、《时尚先生》等平台撰稿人,专注于城乡变迁、女性、教育等非虚构写作领域。代表作《莆田弃女》系列、《魔都摆渡人》、《扳倒北航长江学者的女性们》等。她也是第11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