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精选：地下代孕调查、计划生育科室转型、性取向强迫治疗

在中国，关于“代孕”应否合法化，以至代孕能否帮助解决出生率低的讨论持续升温。在“法律不禁，但政府不许”的情况下，代孕一直处于灰色地带，黑市代孕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民间有不少人为求子女铤而走险，不惜跨过法外之地。

随着中国官方近年放开生育政策，医院的计划生育科室不断寻求转型。有在科室待了18年的主任医师表示，问诊者的背景、心态和求诊原因一直在改变，尽管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非完全平等的，还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

2022年，生理性别是男性、性别认同是女性的灵儿（化名）被父母送到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被医生诊断其存在精神问题，接受了7次 MECT（改良电休克）治疗。灵儿认为，医院在她不同意之下收治她，并且采取非必要的治疗措施，侵害了她的人身权，决定提起诉讼。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9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中国式地下代孕调查

出品：财新周刊

图：视觉中国

中国政府近年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但出生人口未如国家卫计委之前预期般增长。有学者认为，“二孩”开放得太迟，许多家庭已经承受不起再养育一个孩子的风险。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政策放宽后，育龄妇女的总量连续下降——育龄妇女总量在“十二五”期间每年减少约350万，在“十三五”期间每年减少约500万。高龄高危产妇的比例大幅增加，令母婴安全保障工作承受重压，而不孕不育率的大幅升高，更加是对出生人口比例的严峻挑战。

在这个背景下，一场关于“代孕”应否合法化的讨论持续升温。长期以来，代孕在中国的定位尴尬，可谓“法律不禁，但政府不许”。中国尚未有明确禁止代孕的法律，2015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拟“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在审议阶段被删掉，目前只有原卫生部于2001年出台的部门规章《人类辅助生残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代孕在民间不乏实践者。1988年，中国出现首宗试管婴儿成功降生的案例，自此代孕黑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代孕”，可以搜出各种名目的代孕网、代孕服务，另有大批寻求代孕者、中介、代母、捐精捐卵者活跃于一些社交媒体的群组中。

中国开放代孕在短期内似乎难成现实。《财新周刊》历时数月，设法寻访了参与黑市代孕，以及出国代孕的多个家庭、相关中介机构、代孕母亲等，尽力全面呈现他们的叙述。记者发现，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关卡解锁后，对于不少求子者来说，要成为父母还需要千方百计跨过一片法外之地。

计划生育科室转型后，生育故事的一体两面

出品：剥洋葱 people

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图：新京报《剥洋葱》报道视频截图

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通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比划出胎芽的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

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加上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于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不过，床上躺着的问诊者一直在改变。

早此年，检查床上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工流产的。于是，帮助想生的人生好，帮助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为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让陈素文感触良多。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以及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生育困难群体的占比越来越大。至于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下决定的原因更加复杂，医患沟通也变得更频密。

陈素文在计划生育科已经待了18年，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并非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讨论这个能力时，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

遭电击治疗，一位跨性别者决定起诉

出品：澎湃人物

秦皇岛市第五医院。图：互联网

8月13日，灵儿（化名）起诉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的线上庭审开庭。灵儿认为，医院在她不同意的情况下收治她97天，并且进行一系列非必要的治疗措施，侵害了她的人身权。

27岁的灵儿，生理性别是男性，性别认同是女性。2022年7月22日，她被父母送去精神病专科医院。病历显示，灵儿的母亲告诉医生，家人在2021年底见到灵儿回家时留着长发、穿女装、好打扮、化妆，认为其存在精神问题。父母希望她改变观念，期间因理念不合而经常争吵。医院门诊基于灵儿有“恶劣心境”，在家属知情同意之下，将灵儿收入院，并且跟进诊断灵儿具有“焦虑障碍和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收治期间，院方对灵儿采取了7次 MECT（改良电休克）治疗。

在他人建议下，灵儿将收治她的医院告上法庭。庭上，灵儿的代理律师之一、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提出，灵儿没有暴力倾向、自杀行为，也无危害社会的可能，而且具备完全民事责任能力，应由她自己决定是否住院诊疗。

不过，灵儿当时的主治医生王秀奎谈及此起“病例”，反问 “（如果灵儿的）爸爸妈妈因为这个自杀了，（灵儿）影不影响社会治安？” 王秀奎是九龙山医院精神科门诊主治医师，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30余年。他始终认为，灵儿“患有”性取向障碍。

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18年发布《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将性别认同及相关精神状态问题从精神障碍分类中移除，同时在“性健康相关状况”章节中增加了“性别不一致”的编码。同年12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次年3月1日起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当全面使用 ICD-11 中文版进行疾病分类和编码。

被迫住院和接受治疗，只是灵儿“出柜”后曲折路途的一小段。尽管灵儿针对医院提起诉讼，面对送她就医的父母，她不愿意与他们对簿公堂。至今，她与父母的关系依然紧张，也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家庭作为她接触社会前的第一道屏障，好像凭空消失了，她也还没做好在社会中稳定生活的准备。另一边厢，隐匿门后的中老年父母可能也是茫然无措的，往往为了避免受伤而做“鸵鸟”，他们需要有人告诉自己，孩子到底怎么了、该怎么办。眼下跨性别者的家庭能获得的“再教育”和救济机会仍然有限，跨性别者获得家庭认同的路途仍然漫长。

逃离特训学校后，少年们开始“复仇”

出品：极昼工作室

湖南湘阴一处特训学校。图：互联网

励志少年军校、青少年心理培训学校、戒网瘾学校、青少年特训营⋯⋯这些“学校”的名字不尽相同，但有统一的特征和模式——主营业务专门针对8岁到18岁有不良行为习惯的“问题青少年”，包括上网成瘾、不听话、早恋、厌学、内向孤僻、不孝顺父母等，甚至即便是已经成年的，例如患抑郁症的文科硕士、没找到工作的22岁女孩也可能被纳入“有问题”的范畴。这些“学校”都实行军事化、全封闭式管理，有些还会辅以感恩教育、国学教育，声称可以通过这些手段去矫正“问题青少年”的行为。

这些“学校”的办学资质也总是成谜。有当地教育局表示，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校，而是一家以公司名义注册的机构（⋯）不属于教育部门的管理范围”。与此同时，青少年在这些特训学校遭遇侵害的事故时有发生。今年8月，江西省安远县一名14岁女孩在某训练营遭负责人侵犯，在警方立案第二日后从6楼坠亡。两天后，成都新巴蜀特训营的学生举报，学校工作人员存在冒充民警、暴力体罚殴打学生的情况。9月4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一位家长发文，称他14岁的女儿在素质教育学校训练期间，遭遇教官体罚导致昏迷；另一位家长随后也举报，他的儿子在该所学校遭遇教官强制猥亵。

这些“学校”摧毁的不只是孩子们的身体——他们都是被父母亲手送进去的，那令孩子生出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觉。《极昼工作室》的这篇报道，记述了几名孩子针对一家特训学校的卧底调查和举报——当大人不再可靠，甚至成为共谋者，这群受伤害的孩子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复仇”。

“研学”降本，降成“跟团游”

出品：北青深一度

学生参加研学活动。图：互联网

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经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

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
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生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而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前研学导游向《北青深一度》介绍，譬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譬如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说成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安排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

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公共交通线路，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搞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北青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

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

“没苦硬吃”的中式父母，让年轻人有多无奈

出品：谷雨数据－腾讯新闻

图：谷雨数据－腾讯新闻

最近，老一辈“没苦硬吃”的话题在各大平台引发年轻人的共鸣，话题登上热搜，还有博主把网友的吐槽编成歌词：有福我不享，没苦我硬吃。没病我找病，有病我硬扛。节约三五块，多花三五百⋯⋯

该视频在抖音有超过10万条评论，在 B 站有超过250万播放。就这个有趣的题目，腾讯新闻的“谷雨数据”整理了网络评论、论文、研究数据等，检视年轻人眼中老一辈的“硬吃苦”方式，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和理解，并且分析老一辈“没苦硬吃”的原因。

在年轻一代的集体吐槽中，可以看到老一辈五花八门的“硬吃苦”方式——为了省10块钱打车费，延误了飞机，花了3500改签；药物快过期了怕扔了浪费，最后全吃了，药物中毒住院；小钱节省，大钱却花得随意，迷信电视广告里几百上千的保健品⋯⋯

不过，综观年轻一代的吐槽，也可以看到两代人之间的观念鸿沟。在5126条抖音评论中，有31.8%年轻人对老一辈“没苦硬吃”感到崩溃烦躁，但也有近三成年轻人表态愿意换位思考、理解，或者愿意积极劝说，好好沟通。

从网络评论中，可以听见年轻人的声音，却较难了解老一辈的真实想法。老年人“没苦硬吃”的原因，可以从相关论文探个究竟。有论文分析出生年代对老年人消费习惯的影响，认为饥荒、贫困等成长经历整体上塑造了老年人保守、实用、节俭等习惯。此外，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消费结构中，食品和医疗支出两项明显超出全体居民，其中医疗支出几乎是全体居民的两倍。换句话说，老年人“没苦硬吃”的背后，可能还有对未来的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