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资深媒体人李思磐谈中文独立媒体

1990年代末，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了一场市场化转型：各地相继出现一批区别于党报的市场化媒体，它们大多脱胎于党报集团，却不再依赖财政拨款，而是被推入市场自负盈亏。这一变化打破了1949年以来所有媒体皆为“党的喉舌”的格局，短暂释放出一段相对自由的空间。面对市场压力与公信力的双重考验，一批记者开始尝试此前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深入现场，追问官员，为冤案平反，揭露新闻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新闻专业主义”这个词，也第一次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它正当的位置。

但好景不长。2008年，调查报道的空间开始收窄：四川地震中，关于豆腐渣校舍导致学生罹难的报道遭到严格压制；北京奥运前后，爱国主义叙事全面压倒批评性声音。2013年则是一个清晰的转折点。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在付印前遭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强行删改，原文中呼吁宪政改革的”中国梦，宪政梦”被替换成歌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套话，引发新闻从业者与公众的大规模抗议——而最终的结果，是噤声。此后，当局又开展了大规模打击微博”大V”的专项行动，公共舆论赖以聚集的空间被系统性压缩。接下来的数年间，媒体的深度报道部门陆续关闭，资深记者批量离场。2015年后，法律收紧与政治气候的骤变同步推进，NGO、律师、公共知识分子接连受压，曾经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生态急速凋零。

然而，压制并未带来彻底的沉默。2019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成为一个意外的引爆点。武汉封城初期，公民记者奔赴现场留下的影像与文字，填补了官方叙事的巨大空白；疫情管控期间，无数普通人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传递、互助，在审查与翻墙之间艰难维系着信息的流通。这场持续三年的危机，以最惨烈的方式揭示了公共信息缺失的代价，也以同样的力度，燃起了人们对独立报道的渴望。大批在媒体寒冬中被迫离场的记者，开始以新的形式重新聚集：海外中文播客、独立新闻通讯、非虚构写作平台、法律自媒体……一个完整但脆弱的中国独立媒体生态，开始在防火墙两侧艰难成形。

李思磐或许是最有资格描述这整个过程的人之一。2002年，她进入南方报业集团，先后在《21世纪环球报道》、《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部与《南方周末》度过了逾十年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她作为女权主义者，在行业内部持续批评那个被许多人视为自由典范的时代的性别盲点。她的代表作《山木王朝》《危险导师》系列，是中国调查新闻界最早系统性报道职场与校园性侵害的作品——在 #MeToo 运动在中国掀起波澜的许多年之前，她已将这片禁忌领域打开。

2004年，她与一批广州女性媒体人共同创立女权传播组织“新媒体女性”，此后十四年，她在记者与倡导者的双重身份之间穿行。组织最具里程碑意义的行动发生在2014年：围绕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性骚扰事件，“新媒体女性”联合全球256名学者联署建言教育部，最终促成中国第一份教育部层面的反性骚扰政策文件出台。2014-2015年，她主导参与中国反家暴立法的民间倡导。然而，2017年，随着《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全面落地，警方和民政部门一再提醒学术工作更适合她，她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一手创建、运营了13年的“新媒体女性”。在获得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她从2018年开始执教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并在2022年之后，先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学者与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她的经历构成了一份特殊的历史档案。在性别议题在中国新闻业几乎不被提及的时代，她是最早在市场化媒体的新闻培训中加入女性人权议题和社会性别视角的培训者；她也完整经历了中国市场化媒体从兴起、繁盛到衰败的全过程，目睹了独立记者、NGO、公共知识分子如何一批又一批地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消失。

如今，她在海外创办了独立的深度报道项目，并参与发起独立媒体支持项目“离離”（inVOC），试图为那个“完整但脆弱”的中文独立媒体生态，提供系统性的支持。

当中国新闻业从“黄金时代”走向“万马齐喑”，她是如何应对这一转变的？中国独立媒体的生态究竟如何，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抱有新闻理想的年轻人，要如何面对中国恶劣的新闻环境？带着这些问题，GIJN 与李思磐进行了对话。

GIJN：您的职业生涯跨越了中国新闻业从“黄金时代”到“万马齐喑”的整个过程，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过程中，您是如何应对的？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经验？

受访者供图

李思磐：惭愧，我其实是比较早后撤的人。2011年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审查在加剧，当时我是用读博士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的——我以为是暂时的政治高压和职业中期的倦怠。

另一方面，自从我2002年进入南方报社，我就从来没有放弃过报道和评论公共事务。2004年我开始运作“新媒体女性（Women Awakening Network）”，因为意识到中国自由派议程中女权议程的缺失，我其实一直是作为机构中的事实报道的记者和女权背景的独立评论人这样的双重身份在媒体圈存在的。

出于女权主义的视角，我对中国新闻的“黄金时代”的自由主义舆论有很多批判性的观察，我的评价可能是包括“自由”与“平等和包容”两个维度的标准，所以我对“万马齐喑”的悲观来得没有那么早。

在大约2014年前后，随着网络媒体纷纷开始做新闻原创，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创新和海量需求，其实让独立记者和倡导机构都有更多机会去参与报道。那时候“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已经发生了，我记得2014年年数百新闻工作者离开了南方报社。但是那一年，反而是“新媒体女性”进入新闻生产主流的一年，从与网易“真话”频道合作报道厦门大学性骚扰案，到卧底报道女德馆引发全国关注。还有后来的2015年，“新媒体女性”评论郜艳敏案《被拐女成“最美乡村女教师”是国家耻辱》被澎湃新闻引述之后，全国媒体重访二十年前的郜艳敏案。这一切，在报业垄断地位松动之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在中国拥有影响力的，永远都是大机构、男性，以及过于亲资本的立场。

我意识到我们只能在政治、技术和商业以及受众的变化当中，寻找自己可以做事的空间。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的报道尺度固然让人恋恋不舍，但是这种相对的新闻自由，与传播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在中国并不是同步的。

GIJN: 您在 The Ideas Letter 发表的那篇关于中国独立媒体的长文中有许多富有洞见的观察。其中一个判断让我印象很深：中国机构化新闻媒体的批判传统已近乎消亡，而残存的独立声音则高度垂直化——专注于特定议题或社群，分散在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我很认同这个观察。但这也让我想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新闻”理解为以机构为依托、以公共利益为导向、以专业规范为准则的信息生产，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新闻在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吗？还是说，它已经变异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李思磐：欧美媒体的问题是机构媒体的公信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变弱，中国的问题是可信的新闻机构被迫消失。这让新闻针对公共事务，进行筛选和排序，让公众能够决定什么是应该关注的优先事项——这个功能没有了，公众是高度碎片化的，他们的信息世界也是高度碎片化的。在今天的简体中文的媒体圈，你不会知道现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采编权的机构主要扮演党的喉舌的角色，而想要报道的机构基本上失去了采访公部门的资格，并且连记者都保护不了。

现在我们还要呼唤以前的南方周末，或者今天的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吗？我觉得在中国境内和境外都是不现实的。所以，以机构为依托的、守候公共利益的新闻已经失去了制度保障，首先是采编权，其次是一系列约束信息权的法律。持证记者从2014年到2022年，几乎减少1/4，而且30岁以下的记者减少一半，而50岁以上记者增加了将近一倍。关键是，不断走向消亡的持证记者也没有几个在做新闻了。

GIJN：在您看来，目前海外中文独立媒体的整体生态是怎样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媒体之间是否形成了某种分工或互补，还是基本上各自为战？在这个生态中，您觉得目前最缺的是哪一环？

李思磐: 首先缺的是事实性报道。事实报道是最有意义，这也是中国审查部门要牢牢掌控新闻采编权的原因。

就如我的文章中说的，中国新闻界存在一个完整但是脆弱的生态，包括小的替代性的事实性报道团队、非虚构写作平台、 Youtube 和播客时政频道 、资讯聚合平台、事实核查项目、以及广泛存在的新闻评论、 国际新闻编译、一些与议题社群有关的替代性媒体，文化和学术媒体等。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批判性的法治报道了，前法治记者和律师们的自媒体承担了这个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同行交流项目，譬如评介作品，探讨近期新闻业务热点，传播新闻技艺，培训记者的项目；支持表达自由的平台，包括非审查的创作社群网站，奖学金，档案库和基金会等；对被删除的互联网媒体文档进行存档、策展和分析的项目，还有我们把线下空间也当作一种媒体形式——很多人认为，线下交流很难被审查，同时也能克服社交媒体交流的极化。

李思磐在陕北无定河边的村庄采访。受访者供图

在生态上面，很难说形成了分工或者互补，偶尔彼此之间的应和，也是偶然的。因此，需要生态系统的营造者。

GIJN：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参与的中文独立媒体项目“离離”（inVOC）？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参与发起这个项目？在现有的海外中文媒体版图中，它试图填补的是怎样的空白？

李思磐：“离離”最重要的是支持独立媒体生态系统的概念。既有的支持独立媒体的项目不少，但是很难说形成了对中文独立媒体系统性的、专业的支持。首先中文的审查环境就跟其他国家非常不同，一些跨国机构和基金会很难形成对中文/华语媒体面临的环境和它们需求的即时和细致的了解。其次是很多有公共性的项目很难仅靠平台收益生存，它们都不是大机构大项目，但它们共同发展能够叠加出比单一大机构更重要的功能。InVOC希望做的就是承担小媒体可能无法有专人或者有资源去做的那些工作，包括筹款和对接资源、提供项目需要的专家咨询和培训，同行的国际交流等等，不是自己做媒体项目，是让媒体项目运作能够得到支持，彼此之间逐渐产生更多信任与合作。

GIJN：结合您参与创办多个海外中文独立媒体的经历，您觉得在海外做面向中国读者的独立媒体，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资金的可持续性、人才的断层、安全的威胁，还是触达墙内受众本身？

李思磐：最难的还是墙的存在吧，墙如果不存在，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防火墙完全隔离了两边的内容生态，在墙内，你可能感知很多微小的社会动态，但是没法报道和讨论重要的东西。在墙外，可以动辄讨论大问题，但是新鲜的事实性的来源有限。墙不仅仅是技术壁垒，也包括暴力和商业的共同作用。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或者跟中国有关的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管在海外还是国内，你都很难真正享有表达自由。外部世界对于我们遭遇的言论压制的普遍和日常，其实是缺乏想象的。

GIJN：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2003至2013年中国新闻黄金时代成长起来的记者是迄今为止训练最好的一代。但今天很多年轻记者是在全面审查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个相对开放的年代。对于目前仍在学校读新闻或刚入行不久的年轻中国记者，他们还有哪些渠道可以获得专业训练和职业认同？

李思磐：其实说“黄金时代”的一代是训练最好的一代，是针对工作机会、现场、发表的审查尺度和新闻源的丰富性而言。黄金时代的优势就是这些东西。市场化媒体是党媒向市场伸出的根系，汲取了上升期的中国市场的资金，但是媒体的逻辑跟港台那些纯粹市场主体不一样，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舍得花钱投入采编，什么芝麻绿豆的事情都能去到现场。那段时间我感觉港台同行在经费方面还是羡慕我们的。

另外因为地方化的媒体发展格局，那十年也是官员、专家和社会各界都最愿意对媒体发言的时候，因此地方媒体也参与营造了地方政治小气候，记者作为官民之间的斡旋者，受到两方面的信任都很高。但是“黄金时代”之后的记者，我觉得他们有自己的优势，譬如他们的教育背景整体上比上一代要好一些，很多人有留学经历。报业时代时效比较重要，版面容量有限，精致的文本只是很小一部分，集中在一些有人文传统的媒体。但是审查加上互联网转型带来的非虚构风潮，让文本的文学性更强了一些，至少写长报道的记者的写作能力不比之前差。而且这个工作不再像黄金时代那样可以提供名利，留下来的很多人是真爱写作。

还有，年轻记者更能共情，她们对性别和一些边缘议题也更加敏感。

不过，在现在的环境下，有采编权的媒体发挥空间真的很有限，另外互联网化带来的问题是，采编经费减少、周期缩短、通过社交媒体采访，导致记者出现场的机会少了。没有复杂现场的经验可能是很明显的差别。

教育体系的变化和舆论场的转向也是很重要的背景。2016年之后，很多自由派的新闻学院院长纷纷被迫离开，重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日常对教师和课堂的监控，以及对学术交流活动的打压，譬如展江老师舆论监督研讨会的彻底停办。“讲好中国故事”而不是舆论监督成为了新闻的主要功能。

在课堂之外，环境也变了。不再有自由派新闻媒体了，如果我们从有采编权来定义新闻媒体的话。 没有自由派媒体一再重申的监督权力的基本功能，很多年轻记者可能太过于聚焦于个人故事，有时候会忽视新闻价值，以及媒体监督角色。

他们在社交媒体环境成长，也被这个环境塑造。很悲哀的是，很难在今天的社交媒体环境告诉他们如何辨别信息操控了。平台机制主要还是聚焦于舆情治理，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机制，让信息操控和有公共影响的谣言被识别和监控。

很多年轻记者难以接触到活人采访对象，她们在社交媒体做采访，双方都谈不上有多深的印象和信任，加上频繁发生的对记者的网暴，她们的心理问题也很多。

年轻记者真的很难。本来记者通常在新闻机构中成长，完成代际之间的新闻传承，可是今天的机构很难发挥这样的功能。但现在仍然有一些老记者和新闻教师的一些培育记者的项目，譬如“传媒特训营”“磨稿子”“深度营”“解困”等。刘虎一直在做的“记者的家”新闻奖也是很重要的塑造记者专业认同的项目。当然，像 GIJN 这样的国际交流机构也很重要。

我觉得作为“老一代”，我们不能简单地抱怨年轻一代的缺失，我们要理解他们错过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仍然在写作。关于新闻专业，有一个“管辖权”（Jurisdiction）的概念。我觉得在中国当下，谁还在坚持工作，谁就能够定义何谓专业——因为我们在面对史上最有效率的审查系统，新闻从来缺乏宪制保障。事实上，三四十年来，尽管美国的客观性原则影响了中国新闻的发展，但是中国深度报道一直存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主义”。总之，不能用刻板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和标准去理解新闻工作，尤其是中国的新闻工作和新闻人。

受访者供图

GIJN：从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代一路走到今天，回看这二十多年，有没有哪个时刻是您差一点想放弃的？又是什么让您坚守到现在？

李思磐：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也谈不上建立在牺牲的基础上的“坚守”。我觉得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坚定的精神轴心；而是面向现实，为真相而写作，针对公共议题发言，通过倡导传播形成公众的共识，能推动一点点的法律、政策和文化的改进，这就是我个人自我价值的舒适状态——因此“坚守”的原因是在“新时代”进行思想自我改造的失败。

离开中国之后，我常常想起疫情中我的旅行经验，无论是在我生活的广州和汕头，还是其他的旅行目的地，中国比起十几年前，基础设施和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善，对于大多数人仅从物质生活的层面来说，是进步的。然而，曾经的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报社、公共知识分子、NGO一茬一茬地消失，那种蓬勃的、急于参与和改变社会的气氛消失了，我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精神生活的凋敝。这是非常可悲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很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自豪，也有很深的恋地情结，可是我们国力的增强伴随的是语言的退化与思想文化的单一化。

在今天的这个信息环境下面，想建立一种能够让事物完整被描述、把正在发生的事情讲清楚、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不替换任何词语来符合逻辑地讨论一件事，已经很难了。国家决定了文化与传播的发展方向。当你背道而驰，你要做的一切项目都像钻木取火一样，基础条件都要靠自己手搓。
当你做一个独立媒体，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读者在哪里，人们想不想知道某件事。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任务都像一种实验。

比如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关于蒙语教育政策的报道，这是几乎没有在汉人的公共领域讨论过的。我们觉得报道重要，但也相信不会有人关注。可让人意外的是，文章得到非常多的评论和鼓励，比如“请坚持再做十年，读者感激”，有很多人谈及母语给她们的感受，蒙族人留言说“在时日低矮缄默的时候居然有人写这类文章，好羞愧好感慨。”

人们对一件事情的个人理解转化为公共关切，是由文本和论述召唤出来的。所以新闻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领域的行动者，它会召唤出人们对于一个合理现状的想象。也许应该为这种想象而努力。

Joey Qi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中文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