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网红塘红乡F8合影。(《三炮们不想打工了》,受访者供图)
本文原刊发于《中国记者》的微信公众号(zhongguojizhe2021),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转载
做调查性深度报道是中青报冰点周刊的日常,可一年下来亩产不算高,成为千万级阅读量的“超级稻”也不多。说到底,调查性深度报道是有相当门槛的。
调查性深度报道硬、阔,需要一个人知识结构、性格、认知、人生阅历、调查事实内核能力等的综合素质,是析出溶质后的结晶物。它需要呈现复杂、准确和逻辑。
调查性深度报道投入的人力物力多,时间成本高,是当下的奢侈品。调查性深度报道也是最容易“炸”、最容易破圈的新闻样态,有的记者“一战成名”。但我们又总说,记者的名字永远在作品后面,不要抱着功利的想法写稿。
一、寻找调查性深度报道切口如同开罐头最初的那一丝缝隙
重大的突发事件,不在这次讨论范围内,因为采编同行几乎不会有判断差异,大家都会扑,当然,同题竞争也有高下。这里我想讨论的是,现象观察类的调查性深度报道怎么做。
我们经常有点儿“野心”,希望读者从稿子里读懂中国。但我们又很清楚,读故事是读者期待的,就像肯尼斯·伯克说的:“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设备。”宏大要藏在具体入微里。所以,寻找深度报道的角度,找切口、怎样启开罐头的那一丝缝隙很重要。
比如冰点周刊的《深圳正在告别断指》这个报道,不仅不是热新闻,甚至是冷的、慢的,用了十多年缓慢长成的新闻。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中国工人群体作为封面人物,意喻世界工厂的手。然而,只有珠三角地区的手外科医生清楚,那些被视为力量象征的手掌在机器下面到底有多么脆弱。2005年,珠三角地区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4万根。一个外科大夫在10年间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引起外国同行的惊叹。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出这样“丰富”的病例。但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珠三角的中低端产业向中西部、东南亚转移,珠三角正在告别断指。一个医院先后更名三次,从“手外科”到“创伤外科”,再到“外科”。只有地图还记得,它曾是“手外科医院”。
记者调研对象有外科大夫、工伤工人、专家等,中间密密穿插着宏观的经济数据、工伤降低数据等,这样文章有两条暗线:经济这个无形的大手、机器倾轧的一根根血肉模糊的断指。文章的主题当然是向上的,中国正在改变,经济在转型,劳动者被尊重。
用断指呈现20年中国经济的变迁是我们找到理解中国的一个切口。事后证明,我们在别的主题采访中,也会时不时遇到“断指”,“断指”成了隐喻。记者采写《当网红,打工是不可能的》时,看到这样的资料,在直播中,一个网红做出三根指头冲天的手势,问网友,“这是什么意思?”屏幕上弹出一条条“摇滚”“耍酷”等回答。这个网红不断摇头。他说,其实在厂里待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想表达的是手指被机器压断了。就他的观察,在以前的工厂,断指是比较普遍的,他的身边有朋友缺了好几根指头。
两次前后相差好些年、不相干的采访,却让断指的“痛”还在延展。时间证明这个选题是立得住的。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比如,我们写《没有高铁的“高铁村”》,一个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100多公里的西部偏远乡村,有70%的劳动力劳作在像毛细血管般的铁路线上,他们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一趟列车通过隧道只要两分钟,可村民要在这里工作整整3年。靠“吃铁路”一点点变富的这个集镇,也从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渐扩展为“之”字形,直到现在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方形。高铁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标志,在这个大背景里写一群修铁路致富的村民,是我们给当下中国的一种解读。这里面看起来都在写一张张面孔,可我们更想让读者读懂,我们为什么记录这些面孔。这些面孔与中国GDP有关,又似乎不太相关。很多时候,深度报道不呈现标准答案,它让你思考。
我们一直想写年轻人创业的事,中关村创业大街就是这样野心勃勃的街道,在它周围,滴滴曾度过最初的艰难时刻,知乎在800米外诞生;它见过百度如何风光上市,也目睹退小黄车押金的队伍有多长。创业最红火时,里面的一台桌子能注册4家企业。
可几年下来,这条街怎样了?我们发现那个修家谱的、曾被认为和这条街的互联网气质格格不入、被驱赶的手工传统产业,走了,又回来了,它成了这条街最“长寿”的钉子户,而高谈阔论表示“修什么家谱,我们要创造家谱”的一些创业者离场。
我们想写一个主题:这条街的临时和永恒。浮躁地追风、来来往往求快钱的发财梦是临时的,只有内心有引力不畏失败的创业者精神才是永恒。这个新时代穿旧衫的修家谱老板就像风雨里的锚,尽管他的企业也飘摇不定。说到底,稿子希望探讨企业家精神。这是一个百年话题。
有的选题,它像一层层涂抹的油画,有底色的,不能只看到最外面的形,我们最在乎的是最远最深的那层底。
冰点有位前辈说:所有的写作都是写背景。这句话也正好回答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篇稿子。
我们经常开玩笑:让你笔下的人成为有背景的人。
他再小也有来头。所以说,往小了写,是切口小、写个体,往大了写,是写时代背景、写社会属性。看起来,我们总是在找一个个的点,写一个个的人,其实,我们在写大时代、大中国。
巴尔扎克说:艺术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这句话用在优质的深度报道上,也合适。
二、把情绪放在事实下面,复调采写增强报道广度
首先是写出复杂感,人物在光谱里呈现。
比如《不能呼吸的村庄》,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一个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打点滴的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木匠4年才能做完。
这是五官打开式调研,记者看到了丛林般吊瓶的诊所,听到打造寿材的电锯声,他甚至观察一个不敢感冒的尘肺病人怎样“追太阳生活”,他的凳子跟着太阳行走的弧度一点点挪动。他观察离不开制氧机的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因为“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
记者白描了很多场面。但记者不局限在写尘肺病人的状态,还写了他们复杂的心理。就算生命垂危,人也有攀比和抱怨: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这样的真实感、人性的幽微,丝毫没有削弱文章人道立场的力道。稿子出来后,我们接到了很多好心人和机构的电话,很快这个村所有尘肺病家庭都得到了制氧机。
我们常常低估读者对真实的接受度。复杂的真实才是新闻的生命力。
面对复杂,我们尤其要写作克制,把熔浆样的情绪放在事实下面,别动不动就泪流满面。不煽情,慎用形容词,修辞多走一步就可能翻车。我们也少用套话,雷鸣般、雪片样,这样的表达毫无语言质感,写事实就好。
其次,海量的采访,复调写作能增强调查性深度报道的广度。
《你不知道的北京地铁》是一篇多个讲述者视角的稿子。这里呈现了城市向下的繁荣,有的地铁司机一天要喝11包咖啡,每天要重复960多次手势动作。一名巡道工每个月都会磨破5双棉袜,每年要检查12万个铁轨零件。早晚高峰时,车站广播员要把一句话重复1800多次。在1号线,正计时的数字每跳动1秒,就会有300多人上不了车。
平均每月都会有20多只鞋、70多个背包玩偶挂件掉落在客流最大的西二旗站台下面的道床上。一位老太太曾经这样形容乘客在西二旗下车的场面:“高峰时车门一打开,地铁就像‘哗’地吐了一样。”
每天零点后,北京的地铁隧道里都会有200多个工种、超过1000名工人在同时忙碌。
随便举例几段,就能看出信息的密度。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讲述者,不同的个人经历,但一个个的点,互相补充,集合式地构成地铁全景。
我们知道辐射状蜘蛛网,纵线无粘性,横线有,蜘蛛本身行动也会受到粘液影响,它们在网上移动时,会避免踩到带有粘液的横丝线。记者写稿时,就像蜘蛛织网,编织素材,但这些平行的讲述者,不具备天然的树状逻辑线,呈现更散。这时候就需要记者有强结构线,把握住来去自如的蛛网纵线,司机、扳道工、保安、站长、乘客等横线再一点点编织到纵线上。
王天挺的《北京零点后》、盖·特力斯的《猎奇之旅》都是这种“信息密恐稿”,读这类稿子,就像进了一张网,掉进了人堆里。它不同于前面的那种强逻辑推进的深度报道,而是有信息的天罗地网之感,这种360度视角感是我理解的另一种报道深度。这类稿可能不承担表达复杂这个功能,但它自有魅力,也很奢侈。
我们这一行是靠受访者慈悲,赐予讲述过活的。但我们经常遇到,我们让采访对象开了口,讲了很多真话,那不利他的真话,要不要呈现,呈现到什么度?
这确实是经常困扰我们的良心难题。劳伦斯·赖特以长达5年的研究与数百次采访为基础,还原了导致美国911一系列事件的《巨塔杀机》,他有一段话:最有价值的谈话都是在记者与消息来源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信任之后。这种关系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信任与友谊往往相伴而来。消息是极具诱惑力的,记者则想要知道消息;而他知道得越多,对消息来源也就越感兴趣。在人类的天性中,被人理解这种渴望的强大力量罕有其匹;如果没有它,新闻业就不会存在。然而,因分享秘密和吐露深切情感而生的亲近之意,会让人相应地产生一种友好的保护欲,而记者不是总能提供这种保护。在采访时我会把录音机放在显眼的地方,以此来提醒自己和采访对象房间里还有第三个人——最终的读者。
在调查性深度报道中,要尊重复杂感,遵循受访人第一原则。前面提到的《当网红,打工是不可能的》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记者在广西天天和这群网红泡在一起,下河摸鱼,半夜撸串,采访在生活中无痕进行,拿到了很多料。等到记者最后要走时,一个人还说:“啊,你要走了,采访不是还没开始吗?”后来,我们也反思,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式采访,会不会影响文章的客观性。记者也采访到了他们很多不堪的一面,但最后过滤掉了这些,更多呈现了他们阳光的一面。她的解释是,她理解这群人,一点儿都不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比人家高级、优越,他们拍视频显示出的想象力比我们强多了。
面对素材,在容易网暴的今天,多留些余地,话说七分,保护采访对象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重大公共利益面前,满足读者需求是第一原则。
所以,真相是相对的,新闻事实的规范是绝对的。
三、海量调研,让你的脚带你抵达问题最深处
一个记者接到一个调查性选题,他是怎样一步步推进,从可能是假问题,到证实是真问题,怎样在黑暗的采访隧道里,多一铲子,实现由零到万,最后抵达稿子越来越开阔。
我们剖析一个完整案例。
一位新记者接到了线索:一些小女孩跳舞下腰时可能伤害脊髓,造成了终身残疾。
这不是独家线索,媒体已经有报道,但多局限于个体故事,而且写得很惨。记者早就想好了,我不要只写惨,我对轮椅上的孩子不忍心问任何问题,我开不了口。
她想判断这个题值不值得做。她进了一个400多人的家长微信群,这里的孩子都遇到了损害脊髓的问题,很多人都残疾了。她找到了一个家长聊,又找了第二个。故事都很惨。
找到第三个家长,这个家长不确定是跳舞的原因,还是先天存在问题。进入那个微信群后,这位家长发现,时不时有相似经历的家长加入,并且受伤的都是女孩。2020年,国内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上半年,他观察到,群里几乎没有新增成员。线下培训当时都暂停了,直到5月才陆续复课。他意识到,如果是孩子自身的问题,无论有没有疫情、有没有停课,都会有新的病例出现。
2020年6月,这位家长在群里发起了一项数据统计,邀请舞蹈导致脊髓损伤儿童的家长填写各自事故发生的时间和年龄。146位家长填写了信息。大多数孩子受伤的时候,只有5岁。
信息反馈到记者这里,她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不简单。但她又担心民间搞这样的调查,可能路子“太野”,不够权威。其实,从接手这个题,她就下载了几百篇脊髓损害的相关论文,文档铺了电脑一整个桌面。她一边看论文,一边采访。
记者发现《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规定,在适合9-11岁孩子的第六级动作中,才出现下腰动作。但是,在下腰导致脊髓损伤的大量病例中,受伤者集中于4-8岁的儿童。
记者还发现,两年前,曾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的吕艺生写了一封“给全国舞蹈教师”的公开信。他以近年出现的儿童下腰致残的案例提醒同行,“跳舞不等于练功”。他指出,无论中外,舞蹈专业招生,专业训练一般都设在12岁以后。因为此时儿童骨骼、肌肉、关节与神经系统基本成熟。他呼吁社会重视这一问题,“我们要对未来中华民族的公民负责”。
其实早在2010年,就有3位医学研究者第一次将舞蹈练习列为儿童脊髓损伤的主要成因之一。他们警告说,这些损伤将对患儿未来“造成灾难性损害”。
显然,社会一直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孩子们的悲剧像在复印机里复印一样,下腰致残的数据一直在增长。
记者一连采访了4家医院,一路绿灯,采访的每个医生都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表示,见过因为跳舞导致瘫痪的孩子,“十个有八个是因为下腰”。
记者采访北京博爱医院,这里12位医生联名发表论文,向外界发出警示。他们收集了2015年至2019年医院收治的221位儿童脊髓损伤的数据。
记者还采访了浙江一家医院的医生。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甚至录视频给记者解释一些专业医学问题。
快要截稿了,记者到北京儿童医院采访,两位医生甚至推掉了门诊,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让公众知道。医生说院内10名被诊断为无骨折脱位型脊髓损伤的患儿,7个有下腰的经历。
146份问卷,4家大医院的采访,似乎论据非常充分了。记者采访中还发现,很多家庭都在打官司。记者到裁判文书网,用舞蹈、脊髓损害等关键词搜索判决书,一搜吓一跳,居然很多案例,她下载了两个文件夹。这些官司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有的采访指向:这是个真问题,硬问题。最后记者发稿《孩子们在冒着风险下腰》,有读者留言:这篇稿子太重要了!
这是一个完整链条的调查稿,而且出自新人之手,这说明调查报道不一定非得“资深”记者才能完成。从零出发,对选题不预设,一步步往前走,采访越多越深,稿子的逻辑梯子就越高,抵达的地方越开阔。我理解,调查性深度报道的最后一个句号,有时候是采编认知的最远处,有时候是你的脚带你抵达的最远处。
作者从玉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负责人,副主编。获“中国新闻奖”,获“全国五四新闻奖”,其代表作有《湍流卷不走的先生》、《最倒霉的家庭》、《生命最后的尊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