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专制与民族主义升温的印度，调查记者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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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Smaranda Tolosano

GIJN 正在推出一个新的系列访谈，我们会向世界各地在艰难的新闻环境中工作的调查记者提出10个问题。这个系列的目的是为其他记者提供见解、灵感与实用建议，并使人们意识到，调查记者和编辑在这个关键的全球时刻的影响。

首发报道我们采访了何塞 Vinod K. Jose，他是印度首屈一指的长篇新闻杂志 The Caravan（《大篷车》）的执行编辑。Jose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校友。面对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不断升温的专制和印度教民族主义，Jose 带领了一支无所畏惧的团队，捍卫问责制和媒体独立。

1. 在你做过的所有的调查报道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篇，为什么？

Vinod K. Jose（VKJ）: 我们刊登在《大篷车》的最好的长篇报道都包含严肃的调查内容，无论是政治家的人物特写，见证一间公司的成长，又或者回顾历史事件。但在我们称之为纯粹调查报道中，至少有20多个故事引起过全国性的关注，最好的调查报道从一个假设开始、推进报道、然后随着每一个发现一步步检验假设、并在报道所涉及的所有方面系统地调查，并且在报道完成后，要假定任何事实都可能是潜在错误的，并用严格的胡话检测程序（bullshit-detector）来验证它。

从政府和司法机构回应方式的角度来说，我认为 Loya 法官之死的报道是最有意思的系列之一。一个拒绝开释 Amit Shah 的法官突然神秘死亡，而 Amit Shah 是印度第二有权势的人并曾担任总理莫迪政治助手达40年。死前数天，Loya 法官刚刚拒绝了以1500万美元无罪开释 Amit Shah 的行贿。

这个原本只是单篇的报道最后发展为28篇追踪报道。印度最高法院4个最资深的法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陈述司法部门面临的压力，报道中的部分材料也进入了史上首次针对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弹劾程序。虽然由于弹劾方未达到指定人数，导致弹劾没有成功，但这一系列报道仍持续产生影响力。

我们通过在高官办公室培养的信源让报道取得了进展，并取得了操纵法官验尸报告的医生的信息，我们还追踪了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 17 名前公务员……我们证明了政府提供的医学证据是错误的，每个后续报道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完成的。

2.  你的工作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你认为印度的调查记者应该更深入追踪哪一类话题？

VKJ: 通常一个好的、揭露高官丑闻的调查报道，通常能吸引反对派和社交媒体上的注意力。一些媒体采用妥协的策略，因为他们不敢得罪当局，但我们调查的故事在印度引起了病毒式传播——无论是有关 Rafale 战斗机交易的报道、向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国家领导人支付数百万美元的报道，还是国家安全顾问的儿子在避税天堂开曼群岛经营公司的报道。 [编者注：国家安全顾问的儿子否认了这一说法，并已对《大篷车》提起诽谤诉讼。 《大篷车》杂志正在一个进行中的案件坚持其报道的真实性。]

《大篷车》的封面

3. 调查报道在印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你个人面临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VKJ:  当代印度监督报道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媒体投资人、出版商和编辑的制度性支持。一名调查记者很难通过印度最大的媒体平台发表一篇报道，而这些媒体平台通常扮演着看门人的角色。它们经常向调查记者传达这样的信息：“不要来做调查报道，这样你就还能拿到工资。”大媒体的利益与统治阶层所代表的政治和社会利益，以及总理莫迪的崛起是一致的。无论是政治、行政还是新闻界，通过政治报道对总理发起的挑战都很少。我们在印度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新闻界）在一个日益专制的生态系统中运作，消息源和吹哨人也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包括政府或其利益联盟对记者的攻击和将法律武器化，包括骚扰接受记者采访的消息源。记者和消息源为支持真相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高。

4. 你有什么最大化问责报道（影响力）的建议或秘诀吗？ 

VKJ: 要说服一个害羞/不愿合作的消息源，调查记者不应给人自己在做交易的印象。 消息源也是人，而且他们可能不清楚为什么要提供重要信息或文件，又或者在合作中突然变得冷淡。记者应该在不稀释其道德观的前提下，通过诉诸消息源的人性让他们产生认同，而电影中描绘的调查记者几乎没有表现出让害羞的消息来源合作的的举止。

实际要做的和电影中恰恰相反。什么有助于让人安心？怎样才能减少记者和消息来源之间的社会距离？让消息来源与你产生认同，反之亦然。消除记者的阶级、种姓、种族、性别、社会和政治偏见，让消息源觉得记者是一个更好的人，消息源也会感到安心。

5. 你最喜欢的用于调查的报道工具、数据库或者 app 是什么？

VKJ: 在印度，你通常会从一个公开数据库开始调查。法定申报的公共数据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我们所使用的跟踪船舶运动的国际数据库——52wmb 相当不错。与美国等国家相比，印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库对调查记者来说不是很全面，犯罪数据也没有被对调查记者易用的方式被处理，而印度的监狱数据也不是很有用。总的来说，数据权（right to data）——尽管它在印度作为公民的知情权而存在——是一个类似于追踪消息来源或文件的追逐。通常情况下，它要依《知情权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通过漫长的书面请愿申请，但这部法律已被当初制定该法的国大党政府以及随后的莫迪总理淡化了。公民的知情权不符合任何政府的利益，当然更不符合威权政府的利益。

6.  你职业生涯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你会给有抱负的调查记者什么建议？

VKJ: 努力工作。确定大的兴趣方向，不要满足于 B+ 的报道，要追求 A+ 的报道。保持好奇，对选题感到兴奋，推动记者将60%的报道补足到90%。不要被调查报道中的观点所迷惑，亲眼目睹才去相信。假设自己不是在新闻编辑室工作，而是在作战室工作——一个错误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你的目的是打人，就不要扎人，而要像穆罕默德·阿里那样进行出击——给出致命一击，通过花在报道、调查和深入挖掘为报道带来分量。这些是我从我的老师那里得到的一些建议，我很乐意把它们传给有抱负的调查记者。

7.   你最仰慕的记者是谁？为什么？

VKJ: 如果我只能选一个，我会选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他的故事在半个世纪里留下了影响，从越南到伊拉克。他总是落脚在人性的一面，他也很擅长处理文件。我曾经在访学期间，在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见过他，当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如果你的母亲说她爱你，你一定要查清楚”。我一直试图尽可能地遵循这个建议的精神。（编者注：西摩·赫什是美国著名调查记者，成名于揭发越战期间的美莱村屠杀与美国军方对此的遮掩，并以此报道获得普利策奖；他还曾报道水门事件、伊战虐俘事件等多起重大丑闻。2004年西摩·赫什获得乔治奥威尔奖。）

8. 作为一个调查新闻编辑你犯过最难忘的过错是什么？你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VKJ: 我们曾差点发表一个可能是栽赃的故事——很可能受到来自政府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的误导。这发生在2019年印度大选的前夕，也是我们爆出一个又一个大新闻的时候。当时报道已经准备好发表，但一些疑虑仍在我心中徘徊，于是我们放慢脚步，又进行了一轮调查。我们当时动用了一些关系，联系了一些非常规的消息源进行新一轮的核查，并了解到该报道所依赖的文件是假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挽救了一个本来会发生的大错误。通常情况下，消息源或你自己团队中的记者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带来一些可能经不起推敲的故事，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西摩·赫什连母爱也需要核实的建议是正确的。

9. 你是如何处理职业倦怠的？

VKJ: 偶尔休息一下会有帮助。另外，一个人不可能总是用五档，所以有时拉到四档或三档几个星期然后再摇回五档是很重要的。但我必须承认，这可能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大篷车》的封面。

10. 调查报道的哪些部分会让你觉得沮丧或者希望将来可以改变？五年后你想看到什么？

VKJ: 随着全球范围内威权的兴起，能用于调查报道的地方资源大为减少，一个更加去中心化地支持调查的方式是很重要的。我希望看到跨地域和全球调查的增加。随着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比记者更早地发布新闻，以及观点的多元，在未来，一个新闻编辑室必须通过大胆和彻底的调查报道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此，调查报道是区分普通内容创作者和具有一定价值的新闻编辑部的关键所在。

未来5年，我希望看到调查报道在公共文化中也越来越流行，无论是在跨地域还是国家层面。因此，对一个基层官员的背景调查或执政党主席的日常交易行为，无论在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应该为公众的知情权创造机会。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的资深记者，他也是南非媒体 Sunday Times 的前首席记者。作为一名驻外记者，他曾在全球20多个国家报道新闻、政治、腐败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