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系列研讨会中，她们讲述了女性记者眼中的印度疫情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的一家政府医院的新冠肺炎病房里，病人们正在接受治疗，由于病例激增导致氧气和床位短缺。图片:Shutterstock，Sumit Saraswat

印度记者迪陈·翁木（Dichen Ongmu）离开了她在印度东北部锡金邦的家，以避免她姐姐的新生儿感染新冠。她也剪掉了自己的长发，方便每天晚上消毒；不仅如此，她还归还了政府的新冠奖励，因为她认为她的一些同事拿了不该拿的奖励。

另一位在印度首都德里的记者，在深爱的奶奶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时，只能通过网络与奶奶做最后的告别。即使这样，她还是按时发表了自己的报道。她的家人知道，即使她很渴望在奶奶生命的最后时刻陪伴她，她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工作。

从今年5月至7月，在印度第二波疫情逐渐消退的时候，来自印度30个邦的40名女性记者进行了一次在线会议。她们在会上讲述了自己报道这场大流行病的经历，展示出了很高的职业精神。她们中，许多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进入设备简陋的医院，采访那些遭遇至亲面临生命危险的故事；还有人冒险进入村庄，寻找因无知或医疗资源匮乏或缺少交通工具而死亡的人。还有一些记者，在火葬场清点尸体时遭到各种威胁。

其中一些记者甚至做了许多职责之外的事，利用自己的记者特权在第二波疫情期间帮助处理紧急求救电话，并在深夜和当地官员和医院进行协调。她们中，有人因为无法帮到所有的求救的人，而感到内疚的睡不着觉。

“姐妹会”（GatherSisters）是一个总部位于德里的女性主义团体。她们发起了一个叫“她所知道的时刻”（The Moment, As She Knows It）的口述史项目，记录下印度女性记者所见到的疫情。项目最开始时，很多人只是冲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来参与一下看看。但不久，人们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七点准时登录，不愿意错过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

印度记者在“姐妹会”（GatherSisters）项目上讨论她们的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

最开始会议关注的焦点是新冠疫情，但是“姐妹会”的组织者蒂蒂亚·夏尔马（Tithiya Sharma）和参与者们的提问，使长达一小时的讨论最终涵盖了印度各邦女性所遇到的问题。

很明显，这些年轻的记者们已经从女性的角度看待事件了。在她们的叙述中，有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即是前线的社会医疗工作者被忽视。

鲁奇卡·卡纳（Ruchika M. Khanna）来自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旁遮普地区的《印度论坛报》（The Tribune’s）。她讲述了疫情和封锁给女性带来的双重负担：不仅要照顾家庭，还要应对突然失业的丈夫。她还谈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农民抗议活动造成很多女性被迫留在家中，照顾家庭和田地。

乔蒂·亚达夫（Jyoti Yadav）来自《印刷品》（The Print）（这是一份印度的在线报纸，专注新闻和分析性报道）。对她来说，这次疫情中最重要的一个故事之一来自一位移民劳工孕妇。她的丈夫想要回家——不管她是否会在途中分娩。亚达夫努力确保了这名女性最终可以在医院分娩，但当亚达夫跑出去告诉丈夫，母亲和孩子都很健康时，丈夫因为听到生的是女儿后就大哭了起来。

来自克什米尔地区的自由撰稿人库拉图兰·雷巴（Quratulain Rehbar）介绍说，2019年8月印度宪法第370条被废除，该地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地位，疫情使本就处于军事封锁地区的女性状况更加恶化。她说，在没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女性害怕搭乘过往车辆，而不得不步行数英里去医院。在克什米尔，即使是去附近的警察局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包括该地区的妇女委员会被解散——意味着被困在家中面临家庭暴力的女性在当地没有任何求助渠道。

在线上互动的环节，记者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其中很多人虽然入行不到十年，但已经报道了印度最边缘化的社区。例如，来自《新印度快报》的克里提卡·斯里尼瓦桑（Krithika Srinivasan）讲述了泰米尔纳德邦的部落女孩在进入大学时面临的困难。来自印度东部贾坎德邦的自由撰稿人塔库尔（Chhandosree Thakur）在对话中谈论到了“猎巫”，并提出了“我们都是女巫”（Hum sab daayan hain）的口号，同时解释说，很多女性在“猎巫”中被杀害，是因为那些男人觊觎她们所拥有的土地。

来自《报童》（Prakhar Samachar）的恰蒂斯加尔部落记者，揭露了印度安全部队在巴斯塔地区对部落人民持续犯下的暴行，以及非部落出身的官员对待部落女性的公开歧视。

在比哈尔邦，两名资深调查记者揭露了一个地狱般的世界：有少女在那里被卖给陌生人结婚，这些陌生人后来又逼迫她们去卖淫；在那里，为避免送嫁妆，还有年轻的男子绑架并被迫结婚。“比哈尔人的生活是最艰辛的，”她们苦涩地说。

为被看见而努力

其他记者还讨论了她们在印度不同地区报道时面临的挑战，有些挑战发生在疫情之前。

不被男性官僚和政客认真对待是一种职业伤害。女记者们会从官员那里收到诸如这样的一些回复：“不要用愚蠢的问题来烦我”和“你不会明白的，就这样吧”。 伊拉姆·西迪克（Iram Siddique）来自《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她辞去了在孟买相对舒适的记者工作，去到了一无所知的中央邦，在那里成为了一名特约记者。在采访中，一位资深的政客曾询问她的年纪，并嘲笑她对这个邦缺乏了解。

来自安得拉邦的迪普西·巴蒂尼（Deepthi Bathini）和《印刷品》的里希卡·萨达姆（Rishika Sadam）讲述了在新闻发布会上，作为唯一的女性，想要被看见是多么的困难。乔蒂·亚达夫在比哈尔邦受到年轻移工的嘲笑，而巴蒂尼在报道政治集会时曾被扔塑料水袋。

尽管如此，与比哈尔邦的记者们相比，大城市年轻女记者还是有不少“特权”。前者不仅要平衡家庭和办公室的生活，还要与不安全的公共交通工具作斗争。她们的男性同事让她们翻译他们的报告，却同时对她们深夜出现在办公室而感到不满（“我们当时应该在家”一名记者说），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调查性报道的压力巨大。

印度联合通讯社（United News of India）的拉杰尼·尚卡尔（Rajni Shankar）说，这些记者迎接了挑战，尽管她们在精神健康上付出了巨大代价。乔蒂·亚达夫克服了一个更大的障碍，她回到哈里亚纳邦，成为一名穿着牛仔裤、带着手机的记者，采访那些禁止女孩穿牛仔裤和使用手机的人。

有趣的是，亚达夫节目的一位固定听众是来自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活动人士塔希拉·阿卜杜拉（Tahira Abdullah）。她非但没有觉得难以认同报道的内容，反而“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因为可悲的是，这一切都太熟悉了——重男轻女的态度，性骚扰，产生了一种跨国的姐妹情谊。”

当“姐妹会”构思这个网络研讨会系列时，印度的第二波疫情正处于顶峰。由于确信政府不会有任何问责，该组织决定从她们可以信任的目击者那里了解真相。考虑到她们的关系网，要找到一个多样化的记者组合并不难，唯一的衡量标准是她们都具有“反驳不实说法的洞察力和勇气”。

组织者蒂奇娅·夏尔马说，这个系列网络研讨会让她觉得，现在对于印度的女性记者来说是个危险的时刻。

这个故事最早发表在《新闻洗衣房》（Newslaundry）上，全球深度报道网获授权编译转载

Jyoti Punwani 是一名常驻孟买的自由撰稿人，她的报道和分析发表包括《印度时报》、《印度快报》、《印度教徒报》、《德干先驱报》等媒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