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23 侧记：告别疫情，见面聊天，与世界再次连结

在这次大会上遇到的很多记者，刚见面时总会对我说一句话：“You look so young”。我有时不是很喜欢这句评价——“年轻”通常和不成熟、不稳重、缺乏经验挂钩，我当然不希望自己是那种看上去就没什么经验的记者，但我的记者生涯确实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

在被疫情隔离的日子里，我的绝大多数采访通过电话进行。我始终看不到受访者们的脸，无法捕捉他们的情绪变化。和他们的联系始于也止于那个微信电话。无法线下采访的原因，不止是那时许多城市正在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因为许多突发现场难以进入。不单无法见到受访者，我和同事们基本也只通过通讯软件和在线会议交流。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久了，我也慢慢习惯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我越来越惰于出门见人、也开始笃信：采访是可以在线上完成的，见面与否没什么区别。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对自己的这种念头感到恐惧。与人见面、交流、观察、记录，曾是我读书时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想象，三年疫情对人的改变让我感到惊异。

去年12月，GIJC23 奖学金的申请通道开放后不久，我便迅速提交了申请表——我知道我必须见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见到一个活跃、热情和开放的线下社群。我想，在那里，一定会聚集许多和我拥有同样职业、相似追求却又不同背景的人。

于是在9月底，我来到了哥德堡。

别人在做什么？

大会第一天，我去听了瑞典电视台三位记者关于 Innovative Investigative Methods（创新的调查方法）分享。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例是，他们为了追踪是什么人偷走回收箱里捐赠的旧衣物，将一些 GPS 定位器放在几袋旧衣物里，在附近蹲守偷窃团伙，并通过 GPS 跟踪他们的轨迹，最后与他们当面对峙。

听其他记者介绍他们做过的报道，我常常有那种灵魂被击中的感觉：原来还有人这样做报道啊。

大会上也有很多实操性很强的工具类分享。在线调查专家 Henk Van Ess 分享了许多使用Google 搜索的技巧，例如可以使用 Google Dorks 来检索我们想要的信息，这是一种进阶版的谷歌搜索，利用特定的查询参数（像“site”可以筛选指定站点的结果）来找到普通搜索时不会出现的结果。此外，也可以用 ChatGPT 来帮我们撰写 Dork 指令。

BBC 的在线调查专家 Paul Myers 则在 Finding & Investigating People（寻找和调查人物）的分享会上，分享了如何用网络公开信息找到一个宣扬网络欺诈的英国网红。这个网红在视频中戴面具，且完全匿名，要如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呢？Paul Myers 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又想出名、同时又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的。例如通过他发布在网络上的视频，把各种蛛丝马迹的线索聚集在一起，他的职业、居住区域、公寓楼、车牌等等，慢慢就可以定位出一个真实的人。

Paul Myers。图：Nina Weymann-Schulz for GIJN

这四天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重写历史：调查年代久远的新闻事件”的分享。西班牙《国家报》的调查主编 José María Irujo 分享了他们在2013年开始追查1970年代犯下严重罪行的西班牙极右翼分子逃脱罪责、在海外生活的现状。当时，这些案件已经被西班牙政府遗忘或结案，但《国家报》的两名记者还是决定要调查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凶手——他们曾制造了1977年的阿托查大屠杀，也在1978年通过信件炸弹使得《国家报》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一人死亡。

档案是很重要的记录。他们从《国家报》的档案库中找到了1970到1980年代的报纸，还翻阅了许多其他文件，找到了嫌疑人的名字，并列出名单。他们也利用了人脉网络，尽管这些人逃到了拉丁美洲，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是值得突破的角色，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此外，还有当年受害者的家属和律师，都愿意帮助这个调查。他们还假装是推销人员打电话给逃犯，以初步接触对方。

《纽约时报》的 Catherine Porter（左）和《国家报》的调查主编 José María Irujo。图：Heino Ollin for GIJN

《纽约时报》的记者 Catherine Porter 则分享了她们团队如何调查200年前来自法国的巨款索赔对海地现状造成的严重影响。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她们试图弄明白一个系列问题：海地到底欠了多少钱？这些钱被谁拿走？什么时候还清？她们的这个选题来源于2021年海地的一场地震：为什么海地会如此贫困，遭遇这么多的系统性问题？

她们团队一共有4名记者、14名研究者，共采访了至少165个人，咨询了11处档案馆和图书馆，受到管理员们的热情帮忙，翻阅200件以上的书和学术文章，投入大量精力。另外，她们的调查也经过16位历史学家的事实核实，并请教了20位经济学者，由他们对赎金的计算进行审核。

我能做什么？

在来听这个讲座之前，我也想要报一些没有时效性、年代久远的选题。我喜欢历史，也喜欢从集体记忆中挖掘故事。而我也相信，讨论一个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不止是讲述过去，而是关于我们现在如何去理解它，与之建立联系。

但以前我常常犹豫，因为我知道编辑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个题”，而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有时我也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是这个题？为什么是现在做？最终，我也没有把一些题目的想法和编辑说。

对于编辑室来说，考虑要不要操作一个选题的因素会比记者更多，比如议题重要性、读者有无兴趣、人手是否充足、可以带来的阅读量等等。而作为记者，我通常是从我感兴趣的点出发，去寻找选题。于是这两者之间会产生一个隐形的冲突。可能我想要做的选题不是当下很热点的事情，它们也许不会给媒体带来很大的收益和流量，但我又确实相信这些选题是有意义的。

这场分享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或许我们可以把“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稍微往后放一放，而试着先从那些唤起记者本人兴趣的问题开始：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采访、调查、追寻过去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它与当下的联系，也一定能回答：那些当事人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为什么要报道他们？

“重写历史”的这场分享也勾起我对中国报道和选题的思考。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非常依赖于从社交媒体上寻找有趣的选题，也习惯在“小红书”上追索当下年轻人正关注什么、流行什么。除此之外，这些年，霸占市场媒体版面的总是一些重复的热点话题，从鹤岗到大理，从就业难到考研考公。这些议题是重要的，它们是展现当下中国的重要切面。但我也在想，当所有媒体都在翻来覆去反复写同样的议题时，是不是有些太同质化了？我们是不是也陷入了一个怪圈，逐渐把自己的目光缩小到那条红线之内？当然，这绝不能怪罪处于漩涡中的人和摇摇欲坠的行业，只是有时我们需要站远一些，才看得到我们被迫妥协了多少。

见面，重聚

对我来说，这一趟旅程中最有意义的还是见面。

在一个离散的时代，和老朋友重逢是一件难事。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聊得来的、有共同志趣的人，还有做了多年记者仍坚持这条路的前辈。

大家都在努力做些什么。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新闻广播电台 KBR 的主编 Citra Prastuti 分享了她们制作的一个播客节目，探讨印尼女性童婚现状的调查报道。那时，印尼已将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从16岁提高到19岁，但童婚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将播客作为调查报道的载体，不同于文字和视频，Citra Prastuti 说，播客能让她们能采用 narrative interview（叙事访谈）的方法来呈现报道，由当事人用声音、也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她们的故事。

播客《强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封面

我想起会议一周前刚看过的一部印尼电影《尤妮的婚途》（Yuni），讲述了一名三次拒绝求婚的女高中生的故事。电影中，她积极地寻求自我，但最终仍然无法与环境抗衡。家人都在劝她接受别人的求婚，连学校的男老师也觊觎她。只有一位女老师让她不要放弃进入大学，给她提供了能申请奖学金的大学的信息。在这之前，我对印尼的童婚现象并没有那么了解。那个国家的女性正遭遇着什么，是从这部电影、这场讲座开始，真正有冲击力地进入我的视线。有时候，尽管我们来自不同地域，却面临着相似的议题——被漠视的女性权益。作为记者，眼光也不应该只局限和停留在自己的国界之内。

和其他国家记者聊天，也让我更多了解了不同地区记者的工作状态。和一位来自东南亚的记者吃早餐时，他告诉我，在过去七年中，他给很多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工作过，帮他们在当地采访，但从来没有自己在这些英文媒体上发表过报道。我问他，会不会觉得这样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们（来自不发达地区的记者）只能给他们（国际大牌媒体的记者）打下手？他笑了，点点头。但又说，这是一个垫脚石，比如他已经拿到了美国一所很厉害的新闻学院的 offer，即将入学。但我对这个回答还是觉得有点沮丧，这并不能否认英文主流媒体主导着这个行业的事实。

面对这个事实，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进入这个行业后，像背后有人推着我走似的，大多时候我的关注重心自然而然地都是“中国发生了什么”，“我能写些什么”。用中文写作的我，和英文媒体不怎么打交道的我，文章不会触及到英文读者的我，活在中文世界里的我，过去似乎不需要去思考那个问题。

可是在这次大会上，我也遇到有记者建议我：试试英文写作吧，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中文写作里，太窄了。这些年，大家总是在哀悼我们自己的语言。的确，如果能进入英文媒体世界，那些我认为有意义的选题将会伸向完全不一样、且更广泛的群体；并且，我也许还能在那个主流媒体社会里得到更多回馈。尽管我也想过：是啊，我可以试试英文写作。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向英文世界靠拢就一定是种趋势？我至今没想通。我想，我会慢慢找到答案的。

和不同地区的记者交流中，我还是不断感慨世界的广阔，也倾听大家当下正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我从他们那收获了许多建议，聆听他们与受访者打交道的经历。那是一种互相取暖，也是为自己打气。想起那些记者对我说过的“You look so young”，我也有了更多冲劲和底气。是的，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做很久。也许，也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时代吧。

作者李洁琳，关注性别与移民议题的记者，2023年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