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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C23 侧记:告别疫情,见面聊天,与世界再次连结

在这次大会上遇到的很多记者,刚见面时总会对我说一句话:“You look so young”。我有时不是很喜欢这句评价——“年轻”通常和不成熟、不稳重、缺乏经验挂钩,我当然不希望自己是那种看上去就没什么经验的记者,但我的记者生涯确实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

在被疫情隔离的日子里,我的绝大多数采访通过电话进行。我始终看不到受访者们的脸,无法捕捉他们的情绪变化。和他们的联系始于也止于那个微信电话。无法线下采访的原因,不止是那时许多城市正在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因为许多突发现场难以进入。不单无法见到受访者,我和同事们基本也只通过通讯软件和在线会议交流。

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久了,我也慢慢习惯这些不合理的现象。我越来越惰于出门见人、也开始笃信:采访是可以在线上完成的,见面与否没什么区别。等我反应过来时,我对自己的这种念头感到恐惧。与人见面、交流、观察、记录,曾是我读书时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想象,三年疫情对人的改变让我感到惊异。

去年12月,GIJC23 奖学金的申请通道开放后不久,我便迅速提交了申请表——我知道我必须见人。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见到一个活跃、热情和开放的线下社群。我想,在那里,一定会聚集许多和我拥有同样职业、相似追求却又不同背景的人。

于是在9月底,我来到了哥德堡。

别人在做什么?

大会第一天,我去听了瑞典电视台三位记者关于 Innovative Investigative Methods(创新的调查方法)分享。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案例是,他们为了追踪是什么人偷走回收箱里捐赠的旧衣物,将一些 GPS 定位器放在几袋旧衣物里,在附近蹲守偷窃团伙,并通过 GPS 跟踪他们的轨迹,最后与他们当面对峙。

听其他记者介绍他们做过的报道,我常常有那种灵魂被击中的感觉:原来还有人这样做报道啊。

大会上也有很多实操性很强的工具类分享。在线调查专家 Henk Van Ess 分享了许多使用Google 搜索的技巧,例如可以使用 Google Dorks 来检索我们想要的信息,这是一种进阶版的谷歌搜索,利用特定的查询参数(像“site”可以筛选指定站点的结果)来找到普通搜索时不会出现的结果。此外,也可以用 ChatGPT 来帮我们撰写 Dork 指令。

BBC 的在线调查专家 Paul Myers 则在 Finding & Investigating People(寻找和调查人物)的分享会上,分享了如何用网络公开信息找到一个宣扬网络欺诈的英国网红。这个网红在视频中戴面具,且完全匿名,要如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呢?Paul Myers 说:一个人是不可能又想出名、同时又不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的。例如通过他发布在网络上的视频,把各种蛛丝马迹的线索聚集在一起,他的职业、居住区域、公寓楼、车牌等等,慢慢就可以定位出一个真实的人。

Paul Myers。图:Nina Weymann-Schulz for GIJN

这四天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重写历史:调查年代久远的新闻事件”的分享。西班牙《国家报》的调查主编 José María Irujo 分享了他们在2013年开始追查1970年代犯下严重罪行的西班牙极右翼分子逃脱罪责、在海外生活的现状。当时,这些案件已经被西班牙政府遗忘或结案,但《国家报》的两名记者还是决定要调查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凶手——他们曾制造了1977年的阿托查大屠杀,也在1978年通过信件炸弹使得《国家报》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一人死亡。

档案是很重要的记录。他们从《国家报》的档案库中找到了1970到1980年代的报纸,还翻阅了许多其他文件,找到了嫌疑人的名字,并列出名单。他们也利用了人脉网络,尽管这些人逃到了拉丁美洲,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是值得突破的角色,他们的社交媒体动态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此外,还有当年受害者的家属和律师,都愿意帮助这个调查。他们还假装是推销人员打电话给逃犯,以初步接触对方。

《纽约时报》的 Catherine Porter(左)和《国家报》的调查主编 José María Irujo。图:Heino Ollin for GIJN

《纽约时报》的记者 Catherine Porter 则分享了她们团队如何调查200年前来自法国的巨款索赔对海地现状造成的严重影响。在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里,她们试图弄明白一个系列问题:海地到底欠了多少钱?这些钱被谁拿走?什么时候还清?她们的这个选题来源于2021年海地的一场地震:为什么海地会如此贫困,遭遇这么多的系统性问题?

她们团队一共有4名记者、14名研究者,共采访了至少165个人,咨询了11处档案馆和图书馆,受到管理员们的热情帮忙,翻阅200件以上的书和学术文章,投入大量精力。另外,她们的调查也经过16位历史学家的事实核实,并请教了20位经济学者,由他们对赎金的计算进行审核。

我能做什么?

在来听这个讲座之前,我也想要报一些没有时效性、年代久远的选题。我喜欢历史,也喜欢从集体记忆中挖掘故事。而我也相信,讨论一个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不止是讲述过去,而是关于我们现在如何去理解它,与之建立联系。

但以前我常常犹豫,因为我知道编辑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个题”,而我不知道怎么回应。有时我也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是这个题?为什么是现在做?最终,我也没有把一些题目的想法和编辑说。

对于编辑室来说,考虑要不要操作一个选题的因素会比记者更多,比如议题重要性、读者有无兴趣、人手是否充足、可以带来的阅读量等等。而作为记者,我通常是从我感兴趣的点出发,去寻找选题。于是这两者之间会产生一个隐形的冲突。可能我想要做的选题不是当下很热点的事情,它们也许不会给媒体带来很大的收益和流量,但我又确实相信这些选题是有意义的。

这场分享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或许我们可以把“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稍微往后放一放,而试着先从那些唤起记者本人兴趣的问题开始: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采访、调查、追寻过去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它与当下的联系,也一定能回答:那些当事人现在怎么样了?现在为什么要报道他们?

“重写历史”的这场分享也勾起我对中国报道和选题的思考。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非常依赖于从社交媒体上寻找有趣的选题,也习惯在“小红书”上追索当下年轻人正关注什么、流行什么。除此之外,这些年,霸占市场媒体版面的总是一些重复的热点话题,从鹤岗到大理,从就业难到考研考公。这些议题是重要的,它们是展现当下中国的重要切面。但我也在想,当所有媒体都在翻来覆去反复写同样的议题时,是不是有些太同质化了?我们是不是也陷入了一个怪圈,逐渐把自己的目光缩小到那条红线之内?当然,这绝不能怪罪处于漩涡中的人和摇摇欲坠的行业,只是有时我们需要站远一些,才看得到我们被迫妥协了多少。

见面,重聚

对我来说,这一趟旅程中最有意义的还是见面。

在一个离散的时代,和老朋友重逢是一件难事。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聊得来的、有共同志趣的人,还有做了多年记者仍坚持这条路的前辈。

大家都在努力做些什么。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新闻广播电台 KBR 的主编 Citra Prastuti 分享了她们制作的一个播客节目,探讨印尼女性童婚现状的调查报道。那时,印尼已将女性最低结婚年龄从16岁提高到19岁,但童婚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将播客作为调查报道的载体,不同于文字和视频,Citra Prastuti 说,播客能让她们能采用 narrative interview(叙事访谈)的方法来呈现报道,由当事人用声音、也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她们的故事。

播客《强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封面

我想起会议一周前刚看过的一部印尼电影《尤妮的婚途》(Yuni),讲述了一名三次拒绝求婚的女高中生的故事。电影中,她积极地寻求自我,但最终仍然无法与环境抗衡。家人都在劝她接受别人的求婚,连学校的男老师也觊觎她。只有一位女老师让她不要放弃进入大学,给她提供了能申请奖学金的大学的信息。在这之前,我对印尼的童婚现象并没有那么了解。那个国家的女性正遭遇着什么,是从这部电影、这场讲座开始,真正有冲击力地进入我的视线。有时候,尽管我们来自不同地域,却面临着相似的议题——被漠视的女性权益。作为记者,眼光也不应该只局限和停留在自己的国界之内。

和其他国家记者聊天,也让我更多了解了不同地区记者的工作状态。和一位来自东南亚的记者吃早餐时,他告诉我,在过去七年中,他给很多国际主流英文媒体工作过,帮他们在当地采访,但从来没有自己在这些英文媒体上发表过报道。我问他,会不会觉得这样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们(来自不发达地区的记者)只能给他们(国际大牌媒体的记者)打下手?他笑了,点点头。但又说,这是一个垫脚石,比如他已经拿到了美国一所很厉害的新闻学院的 offer,即将入学。但我对这个回答还是觉得有点沮丧,这并不能否认英文主流媒体主导着这个行业的事实。

面对这个事实,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进入这个行业后,像背后有人推着我走似的,大多时候我的关注重心自然而然地都是“中国发生了什么”,“我能写些什么”。用中文写作的我,和英文媒体不怎么打交道的我,文章不会触及到英文读者的我,活在中文世界里的我,过去似乎不需要去思考那个问题。

可是在这次大会上,我也遇到有记者建议我:试试英文写作吧,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中文写作里,太窄了。这些年,大家总是在哀悼我们自己的语言。的确,如果能进入英文媒体世界,那些我认为有意义的选题将会伸向完全不一样、且更广泛的群体;并且,我也许还能在那个主流媒体社会里得到更多回馈。尽管我也想过:是啊,我可以试试英文写作。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向英文世界靠拢就一定是种趋势?我至今没想通。我想,我会慢慢找到答案的。

和不同地区的记者交流中,我还是不断感慨世界的广阔,也倾听大家当下正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我从他们那收获了许多建议,聆听他们与受访者打交道的经历。那是一种互相取暖,也是为自己打气。想起那些记者对我说过的“You look so young”,我也有了更多冲劲和底气。是的,我还年轻,我还可以做很久。也许,也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时代吧。


作者李洁琳,关注性别与移民议题的记者,2023年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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