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印尼的广播公司 KBR 编辑团队通过全球深度报道网的调查媒体评估计划(IJ-MAP)获得支持,并与 Reber 及全球深度报道网咨询服务合作,制作了关于印尼童婚的调查播客《被迫婚姻》(Dipaksa Kawin)。
制作关于印度尼西亚童婚问题的调查播客,印尼广播公司 KBR 花费了约一年时间。最后,这个名为《被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播客,收听量超过五十万,大获成功。
但当这个节目在其母语印尼语中获得广泛受众时,制作团队并没有让故事就此结束。他们又与菲律宾的一个团队合作,制作了一个英文版本,让 Rasminah 这样13岁就被迫结婚的童婚新娘,和其他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的故事,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的听众耳中。
对于 KBR 印度尼西亚的总编辑 Citra Dyah Prastuti 来说,听到《被迫婚姻》用另一种语言播出,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我坚信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它不仅关乎印尼,对亚洲乃至全球都具有深远意义,”她说。
该系列最近赢得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印度尼西亚独立记者联盟颁发的关于儿童的最佳新闻作品奖(广播类别)。
去年8月,Rashminah 因癌症去世,享年38岁。在她20岁之前,她已经被迫结婚三次。“这就是我们让 Rashminah 的故事继续活下去的方式,这是她的遗产,”Prastuti 说。
打破语言障碍,寻找新的听众
全球音频媒体的繁荣开辟了调查记者接触更广泛听众的新途径,他们通过制作多语言版本的播客,不仅能在不同市场同时推出,也可以在首次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陆续发布。
当然,KBR 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例如,爱尔兰的真实犯罪播客《无人区》(The Nobody Zone)用五种语言呈现了对一名连环杀手的深入调查,包括英语、爱尔兰语、丹麦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在2020年推出时,它不仅在爱尔兰播客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更重要的是,它的全球收听量接近五百万。
另一档赢得多个奖项的播客《胡亚雷斯被遗忘的女性》(The Forgotten Women of Juárez),讲述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连串发生的女性被杀案件,这档播客最初是用英语创作的,后来被翻译成三种语言:西班牙语、德语和丹麦语。
但在决定是否将自己的播客翻译成其他语言之前,记者和制作人需要思考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应翻译成哪些语言?访谈内容是保留原声还是配上外语解说?为跨越文化障碍,需要增加哪些内容?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准确传达内容?
Prastuti 透露,在菲律宾的播客制作公司 Pumapodcast 的协助下,他们的播客英文版定为《Rasminah,最后的受害者 》(Rasminah, The Last Victim)。为了让这个故事对全球听众都有意义,他们不得不补充了许多关于印尼法律和法场景的背景信息。
然而,保持故事主人公的声音至关重要。与其完全替换 Rasminah 的声音,不如让听众在她的印尼语原声之上听到英语旁白的讲述。
Prastuti 表示:“我们并没有去掉 Rasminah 用印尼语发言的原始录音,而是在其上加入了英文翻译,旨在保持那种亲密且自白式的语调。这样做能让听众感受到这是一位母亲,一个被迫嫁为童妻的女孩的声音。”
Pumapodcast 的创始人、主席兼总编辑 Roby Alampay 向全球深度报道网表示,Rasminah 的故事中包含多个与菲律宾听众及全球听众产生共鸣的元素:家庭纽带、保护儿童和爱。“这些普遍的主题,借助播客的亲密性和倾听的力量,为听众提供了一个反思这些故事的空间,”他说。
实现多语言传播的优势不仅在于让更多的听众听见你的故事,它还涉及与其他国家的记者合作,这些记者也信任沉浸式音频故事的魅力,这种故事与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一样,都是经过深入调查和精心制作的。
“播客作为一个媒介,使听众能够亲身体验你的故事,”Alampay 表示。“对于我们这些在播客社区中押注于倾听的力量的人来说,有一种共同的情感。”
“虽然实现多语言传播还未普及,因为目前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并不多,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前沿领域,”Susanne Reber 说,她不仅是美国首个调查播客 Reveal 的联合创始人,还是致力于长篇音频制作的 Piz Gloria Productions 的执行制作人。
寻找制作多语种播客的资金
尽管制作播客相对于视频的成本较低,重新编排脚本和录制翻译的额外成本可能是许多新闻机构不愿意或未曾尝试的投资。
“我们如何筹集制作资金?这是新闻行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作为 KBR 播客顾问的 Reber 提出。但她认为,那些涉足播客领域的人应该更积极地考虑制作多语言版本的播客。
“所有这些合作能量都集中在‘让我们报道这个故事,并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出去’。现在或许是时候将思路转变为,‘让我们团结起来,讲述一个故事,让它成为多语言版本,用不同的语言来实现’,”她说。
Reber 还指出,播客倾向于吸引年轻的听众群体,这个群体可能不那么热衷于阅读长篇的调查报道,这一点有助于为将播客作为调查报道的一部分。“编辑总是在寻找吸引年轻听众的方法。好了,这些年轻听众已经在这里了,他们已经在听播客了。”
根据最近一项由路透社新闻研究院进行的研究,播客的听众群体对于出版商和广告商来说极具吸引力,因为这些听众通常更富有、教育水平更高,最关键的是,他们的平均年龄较低。
这个领域的增长同样令人瞩目。超过42%的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在过去一个月内听过播客,这创下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所谓的“每周播客听众”现在平均每周收听9个播客,Reber 引用了2023年的 Infinite Dial 研究数据,这是对美国数字消费者行为最长期的跟踪调查。
然而,人们对播客日益增长的兴趣并不仅限于美国。
根据消费者洞察调查机构 YouGov 的数据,Reber 指出,有一半的墨西哥人(52%)和巴西人(51%)每周至少听一个小时的播客。南非以69%的收听率领跑全球所有市场,其次是沙特阿拉伯,达到了67%。在印度尼西亚,估计有63%的人每周至少花一个小时收听播客。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全球性的市场,对那些能够克服语言障碍的播客制作人来说,拥有巨大的潜力。
如何制作多语言播客?
如果您计划将您的播客多语言化,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确实有几个关键因素需要考虑。在决定您的播客是否适合“走向世界”之前,请仔细思考以下几点:
- 角色:故事角色会让人感到普遍共鸣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叙述技巧极其出色,让听众不自觉地想投入到主角的世界里——哪怕这个世界与他们自己锁生活的截然不同。“想象一下,来自不同国家或讲不同语言的听众都将聆听这个故事,并从自己的文化视角中体验角色的生活,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这不仅数字上扩展了我们的听众基础,也增强了听众真实的体验感,”Reber 说。
- 情节:真实犯罪播客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它们构建在 Reber 所说的“经典探索弧线”或以逆境为核心的情节上。无论故事发生在纽约的高档社区还是亚马逊的密林之中,战胜逆境的故事对人们来说都是一种共通的经历。“听众需要感觉到他们正在为角色面对的挑战而呐喊助威,”Reber说。
- 记者既是叙述者也是故事角色:许多听众之所以一直追听调查播客,是因为记者作为叙述者带他们穿越情节的高低起伏和悬念,让人难以自拔。在播客涉及语言转换,以及需要更多地解释和阐述当地背景时,记者的角色从单纯的叙述者扩展为文化的翻译者,搭建起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作为真相的探索者,听众依靠记者/叙述者揭示他们所不能发现的事物。他们渴望了解你的看法,甚至可能对你的感受也感兴趣,因此在播客中加入你的个性是很重要的,”Reber 解释道。
- 合作的力量:Reber、Prastuti 和 Alampay 一致认为,实现播客多语言化的关键在于找到优秀的合作伙伴。Reber 目前正与位于巴黎的播客制作公司 Ochenta Studio 合作一个多语言项目,该公司专门从事多语言制作。制作团队带来了丰富的编辑和文化背景经验,“我们可以一起确保播客系列的讲述风格能够转化为多种语言,”Reber 说。Alampay 和 Prastuti 指出,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和协作,记者能够创造和整合内容,触及更广泛的听众群体。“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伙伴,有人和你对播客抱有共同的愿景,”Prastuti 说。
- 尝试使用其他平台,如图形小说,以帮助听众理解播客:对于一项关于在加利福尼亚科技行业中印度工人被诈骗的调查播客《科技剥削》(Techsploitation),Reveal 和调查报道中心(Reber 曾担任执行制作人的地方)创新地采用了多语言图形小说的形式来辅助听众理解播客内容客。这个故事在印度和巴西发布,巴西版被翻译成葡萄牙语。文本卡片或图形小说中的对话框可以在传达多语言故事情节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很快就能让播客创作者更容易地将他们的内容翻译给全世界的听众。Spotify 最近推出了一项语音生成技术,承诺能够提供与“创作者本人的声音”相匹配且保持其独特语调的翻译。
这个音频巨头已经制作了一系列试点剧集,以测试 AI 驱动的语音翻译技术,这些剧集使用了包括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并与知名的播客主持人合作,比如演员及喜剧演员 Dax Shepherd。由前《每日秀》主持人 Trevor Noah 在11月推出的新播客,预计将成为下一个使用该技术的例子。接下来是否会有调查播客也采用这种技术?
对于 Alampay 来说,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现在记者们必须能够管理这种颠覆。Reber 同意这一点,但也提出了警告:“目前我会说继续前进并尝试,但我会警告不要在也需要在编辑要求和法律审查方面做到万无一失的项目中完全使用 AI。”
对于 Alampay 来说,采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制作是势在必行的——但记者们现在必须能够处理这种变革带来的影响。Reber 也持相同观点,但同时提出警告:“目前我会说继续尝试 AI,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对于那些在编辑要求和法律审查方面需要做到尽善尽美的项目,不要完全依赖 AI。”
想了解更多关于制作调查播客的信息,可以观看2023年全球调查记者大会(GIJC23)的小组讨论视频。
Ana P. Santos 是一名拥有超过 10 年经验的记者,专门报道与性生殖健康、艾滋病毒和性暴力相关的性别问题。作为 2014 年普利策中心珀耳塞福涅·米尔奖学金获得者和资助者,她报道了欧洲和中东的劳工移民问题。她的作品在 Rappler、德国之声、大西洋月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