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记者如何用调查报道撼动欧尔班“王朝”？

4月12日，匈牙利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是毛焦尔·彼得（Magyar Péter）领导的蒂萨党（Tisza）大获全胜，欧尔班长达16年的“非自由民主”统治就此终结。

就在大选三周前，匈牙利调查性新闻机构、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成员 Direkt36 联合匈牙利最大的众筹媒体 Telex，揭露了一起旨在扳倒蒂萨党的秘密行动，以及情报部门为破坏警方调查所进行的干涉。

“无论是那篇报道，还是那次采访，都不是常规的新闻工作，”Direkt36 创始人兼编辑安德拉斯·佩特霍（András Pethő）在领英上发文说。“它们是数月复杂调查的成果，我们是在巨大压力和高风险下完成这项工作的。”他补充说，这起事件是这次大选中最大的丑闻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欧尔班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

Direkt36 从一名消息源处获得了文件，并采访了多名熟悉蒂萨党内部事务的举报者，其中包括一名前党内志愿者、一名负责保护党内系统安全的人员，以及一名熟悉该调查的警官。通过这些采访，他们证实了这起旨在摧毁该党IT系统、侵入其数据库的秘密行动的细节。

据 Direkt36 报道，参与蒂萨党工作的IT专家原本计划揭露这起行动，但遭到警方突袭搜查，并受到情报部门的施压——情报部门以夸大的罪名为由，扣押了他们的手机、电脑和存储设备。

在调查过程中，保护消息源和数据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报道细节被刻意限制在极小范围内，只有编辑维尔特（Zsuzsanna Wirth）和佩特霍（Pethő）知晓。

Direkt36创始人兼编辑安德拉斯·佩特霍。图：Direkt36

“只要手机放在附近，我们就绝不谈论这次调查，”维尔特说。“我们尽量不向他人透露任何信息，因为我们不知道谁会泄露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在法律顾问的建议下，他们为各种可能情况制定了应对方案：他们是不是正遭到监视？住所是否会被搜查？如何保护数据和消息源？以及报道发表后他们享有哪些权利。

“过去几周里，我几乎没有合眼，”维尔特告诉GIJN，“因为我一直在想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才能不出岔子。我很庆幸我们担心的事情最终都没有发生，但当时谁也说不准。”

维尔特解释说，警方对一名消息源的处理方式成为整个调查的转折点。这名消息源是警探本采·萨博（Bence Szabó），他所在的部门正是负责调查蒂萨党IT专家的部门。此前，报道团队曾对萨博做过一次视频采访，但未予发表，因为他们预料到报道发表后他可能会受到调查。报道刊出当晚，萨博的住所遭到搜查，他的律师随即致电维尔特，表示萨博同意发表那段视频。

图：Direkt36

“一个人对着镜头讲述，比文字更有力量，”维尔特说。“虽然他讲述的基本上是我们已经报道过的事情，但影响还是很大。人们看到的是一名警官，他愿意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去伸张正义。”

维尔特认为，萨博的采访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促使更多消息源站出来。其中包括一名士兵，他向合作媒体 Telex 讲述了军队中的权力滥用问题，比如时任总理之子如何插手军事决策；还有两名曾经或正在为蒂萨党工作的 IT 专家，他们遭到国家安全部门的诬告和搜查住所。

“在公众眼中，他们俨然成了某种英雄，”维尔特说。“他们出现在集会现场，还出席了选举前几天举行的一场大型音乐会。在那场音乐会上，能感觉到一种仿佛历史性变革即将来临的气氛。”

图：Direkt36

欧尔班治下的调查性新闻

就在 Direkt36 开始发表这组调查报道几周后，欧尔班在大选中落败。这一变化会给匈牙利的调查性新闻业带来怎样的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据 GIJN 采访的多位专家介绍，欧尔班的下台，标志着他那套特有的媒体打压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据估计，忠于欧尔班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的势力，曾控制着匈牙利约80%的媒体。毛焦尔本人也曾是该党成员，直到2024年2月辞职，另立蒂萨党。欧尔班政府曾推动立法，削弱匈牙利的信息自由法案，用以打压独立媒体。此外，当局还通过立法设立了媒体委员会，这一监管机构的成员全部由执政党提名。

“这是政府精心策划、一步步推进的过程，目的是掌控绝大部分媒体行业，包括媒体监管机构在内，“贝亚·博德罗吉（Bea Bodrogi）解释说。她是一名人权律师，担任 Direkt36 及其他多家匈牙利独立媒体的法律顾问。她还补充说，政府还通过国家广告投放来维持对媒体的控制——这类广告只投放给80%的媒体，独立媒体被完全排除在外。

从2010年到2025年，匈牙利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的排名从第23位跌至第68位，是欧盟成员国中排名最靠后的国家之一。在前政权时期，多名调查记者的手机曾被政府部署的“飞马”（Pegasus）间谍软件入侵。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且被完全排除在国家资金和广告收入之外，仍有多家独立和调查性媒体，在欧尔班执政的16年间存活下来，甚至还有新的媒体在此期间诞生。Direkt36 便是其中之一。它由匈牙利另一家新闻机构 Origo 的前员工于2015年创立，起因是 Origo 的主编及其报道工作曾受到政治压力。

对维尔特来说，在欧尔班政权下从事调查记者工作，“最令人恼火、也最困难的事情”，是始终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

Direct36 编辑维尔特（Zsuzsanna Wirth）图：Direkt36

“我们提出的问询，几乎从未得到过回应。我们提交的大量信息公开申请，几乎全部被驳回，“她说。”有时我们不得不诉诸法庭才能拿到数据；即便法院判我们胜诉，有关部门还是会一再拒绝我们的申请。”

来自独立媒体的记者，也常常被拒之于政府新闻发布会门外。维尔特解释说，对 Direkt36 而言，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已经变得完全不可能。背景消息源、内部人士提供的信息，以及匿名爆料，逐渐成为常态；出于对监听的担忧，大家也都避免在电话里讨论报道选题。

“这份工作相当耗神，但与此同时，我们一直得到读者的大力支持，”她说。“人们信任我们，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得可靠的信息，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但也给了我们动力和干劲。”

维尔特还表示，在欧尔班政权的最后几年里，独立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消息源和公众逐渐认为其他机构形同虚设，转而向独立媒体寻求帮助，揭发权力滥用的问题。

已经发生的改变和承诺的改变

蒂萨党在竞选期间承诺，将终止政府的宣传行为，并改革匈牙利的媒体体制，其中也包括改革公共服务媒体。

“这是他们做出的承诺，目前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独立媒体的积极信号，”博德罗吉说。据她介绍，在毛焦尔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第一个提问机会给了一名来自独立媒体的记者，这具有“象征意义”。

维尔特说，她现在已经获准以记者身份进入议会大楼工作：“过去我们不能在大楼内自由行动，也没办法真正联系到政客——即便联系上了，他们也不会回应。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据维尔特介绍，新任总理已任命三名发言人，负责回应媒体的询问：“我想以后会有一套接受媒体提问的规则，由他们自己来制定，但他们表示愿意对外开放，接受提问。”

她指出，这位新领导人过去也曾抨击过记者和匈牙利媒体，但维尔特目前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他们不必喜欢我们，他愿意说什么都可以，只要他们愿意提供信息，只要他们能够被问责就行。一旦出现挑战新政府的报道，我们就能看出他们改革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变革与愿景

毛焦尔就任总理后颁布的最初几项法令之一，就是下令对公共服务媒体进行一次“立即而全面”的审查。据《卫报》报道，7月8日，多家亲欧尔班的媒体机构暂停了广播；其中数家在停播时，还向观众播出了道歉信息，为此前的谎言和失信行为致歉。据报道，毛焦尔领导的政府还更换了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管理层。

在停播令出台之前，博德罗吉在接受 GIJN 采访时曾呼吁，改革匈牙利公共服务媒体时应保持谨慎：“这需要是一个漫长而合法的过程，才能完成整个体系的改革。要找到合法途径，关闭那些宣传型媒体、终止目前的国家广告投放体系，都是需要时间的。”

她还表示，必须遵循并落实欧盟及欧洲委员会的相关规则、规范与建议；开始实施这些国际准则，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据《巴尔干透视》（BalkanInsight）报道，蒂萨党在竞选纲领中，不仅承诺终止对国家宣传的公共资助，还表示将暂停向媒体投放国家广告，并调查欧尔班执政时期滥用间谍软件的问题。

博德罗吉表示，如果想让匈牙利的调查性新闻业继续生存和发展，新政府必须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增加信息获取渠道、增加接触政界人士的机会，以及改革有关秘密监控的相关规定。

博德罗吉还提到，已经有一些（值得信任的）人加入新政府，或获得了相关职位的任命，这让她感到鼓舞：“我从公民社会、甚至从记者群体中，看到了一些好的迹象。在我看来，这些人是一种保障。”

“过去十年里，（独立媒体的）资金曾遭到系统性抽干——所有的钱都被导向了那台宣传机器，而新政府已经承诺，要终止这台机器的运转，”维尔特补充说。“如果广告市场能够重新恢复健康，那当然是好事，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Laura Oliver 是一名常驻英国的自由记者。她曾为《卫报》、BBC、Euronews等媒体撰稿，也是汤姆森基金会（Thomson Foundation）和汤姆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的常任新闻培训讲师，并担任多家新闻机构的受众策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