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N 十问：在流亡中继续调查，对话委内瑞拉记者罗伯托·丹尼兹

随着当地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委内瑞拉调查记者罗伯托·丹尼兹（Roberto Deniz）心里清楚，他的工作迟早会给他带来麻烦。

他曾被国家电视台打上“叛徒”的标签，社交媒体上还有一场运动给他扣上了中情局（CIA）特工的帽子，甚至配上了一张他被监禁的合成照。起初他觉得这事荒唐得可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处境变得愈发复杂。

当他即将发表一篇调查报道，揭露一个本应为穷人提供健康食品包的政府项目背后的腐败问题时，有人建议他最好离开这个国家。他原以为只需在国外暂避几个月风头，但几年过去了，他说现在回到加拉加斯（委内瑞拉首都）依然不安全。

丹尼兹供职于委内瑞拉调查新闻机构 Armando.info，该机构也是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成员。这个团队曾在2019年荣获玛利亚·摩尔斯·卡伯特奖（Maria Moors Cabot Prize），如今许多成员都不得不在流亡中进行报道。丹尼兹承认，尽管这带来了挑战，但勇敢的记者们仍有很多方法可以从海外继续进行调查，即便个人要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在伦敦举行的“哈里·埃文斯调查新闻峰会：说出真相的人”（Truth Tellers, the Harry Evan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Summit）期间，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采访了丹尼兹，谈到了一部基于他对一名哥伦比亚商人和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亲信的调查而拍摄的、获得艾美奖提名的纪录片。以下为采访内容，为求篇幅和行文风格，内容经过编辑。

GIJN：在您参与过的所有调查中，您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罗伯托·丹尼兹（以下简称 RD）: 如果非要选一个，我会选我们在2018年初发表的《CLAP的劣质牛奶》（La Mala Leche de los CLAP）。CLAP 指的是委内瑞拉政府的“地方供应与生产委员会”（Local Committees for Supply and Production）。为什么是这篇报道？因为我们揭露了马杜罗在2016年为委内瑞拉穷人提供食物而设立的社会项目，实际上却是在出售质量极差的食品。

我们揭露了这些产品，尤其是奶粉，钙和蛋白质含量极低，碳水化合物和钠的含量却非常高，这对孩子们来说非常糟糕。对我而言，这篇报道之所以如此有力量，是因为作为一名调查记者，要把腐败问题与民众的切身生活联系起来并非易事。当然，在这篇报道中，我们揭露的事实是骇人听闻的，因为人们当时正在食用这些食品。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说明了腐败是如何影响最贫困人群的日常生活的。

 GIJN：在委内瑞拉进行调查报道，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RD: 委内瑞拉的调查新闻业和其它国家一样，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些特殊情况。当然，专制的政治环境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委内瑞拉，不仅是政府，包括司法系统在内的所有机构，都把记者视为敌人。他们都觉得记者是在为美国效力，是中情局（CIA）的特工，认为我们做这份工作是别有用心的。委内瑞拉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专制。

在委内瑞拉，没有公共记录可查。其它拉美国家有知情权法案（derecho de petition – FOIA），但这套制度在委内瑞拉不存在。不仅如此，就连过去少数公开的信息现在也都不再公开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获取信息非常困难。而当你设法获取到信息后，你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你需要通过其它信源，即那些提供文件或数据的信源之外的独立信源，来进行核实。

当然，信源很难放心地与你交谈。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流亡状态下）你需要花更多时间与信源沟通，努力建立信任，向他们证明：是的，你会做好你的工作，你会尽力保护所有信源。

罗伯托·丹尼兹在 Armando.info 2018年发表的调查报道《CLAP的劣质牛奶》，揭示了一项特殊社会项目下提供给穷人的食品含有过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钠。图片来源：Armando.info 网站截图

 GIJN：作为一名调查记者，您个人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RD: 是我必须决定究竟是留在委内瑞拉，还是离开以求自保并继续工作的那个时刻。毫无疑问，那是最艰难的时刻。不仅是做决定的那一刻本身，我认为最困难的部分还是与家人有关。无法与家人共度时光让我很难接受。你身居海外，有家不能回。而且，你知道，比如我的父母，他们都还健在，但年纪越来越大，我很想陪在他们身边，却做不到。

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留在委内瑞拉，我绝对无法继续从事调查记者的工作。那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我没有太多时间做决定，但我认为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GIJN: 对于采访，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RD: 我想说，采访最好的诀窍是信任你的信源，并且从一开始就要完全透明。当你开始为了采访与信源交谈时，你需要清楚地说明你能做什么，以及你与他交谈的目的。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建立信任。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让你的信源了解你是谁，了解你的工作方式，以及你做这件事的原因。

当然，许多信源愿意与你交谈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他们想说某个政治对手的坏话，又或者他们想谈论某个正与委内瑞拉政府争夺同一笔生意的企业家。而作为记者，我们必须明确表态：“我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是出于某个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对此事唯一的兴趣点。如果你有其它利益诉求，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GIJN: 您在工作中最喜欢使用的报道工具、数据库或应用有哪些？

RD: 我想我是一个老派记者。要说我最喜欢的工具，那还是我的笔记本。

不过现在有很多工具都非常有用。比如，新闻工作中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就是转录所有对话的录音。还有另一类工具也很有用，因为我喜欢创建时间线，比如调查的时间线，记录下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在调查的那个时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这就像把你脑海中关于整个故事的所有线索都呈现出来，然后你可以从不同层面来审视它。

GIJN: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您又想对有志成为调查记者的人说些什么？

RD: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建议，但在 Armando.info 小小的新闻编辑室里，我们经常重复一句话：永远要记住你为什么做这份工作，记住你所做的事情对社会至关重要。即使在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一个专制、有审查、有迫害、充满分歧的国家，这项工作也很重要。重要的不（仅仅）是影响力，而是那篇报道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

GIJN: 您敬佩的记者是谁？为什么？

RD: 我非常敬佩许多拉丁美洲的记者——比如秘鲁记者古斯塔沃·戈里蒂（Gustavo Gorriti），哥伦比亚的调查记者里卡多·卡尔德隆（Ricardo Calderón），我也很敬佩阿根廷记者莱拉·格里罗（Leila Guerriero），她写了很多书，记录了阿根廷的各种新闻事件。但当然，我首先必须谈谈委内瑞拉的记者们，他们现在正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去年七月总统大选后，许多记者被迫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总的来说，一些重要的委内瑞拉记者已经展示了即使身处国外也能继续工作的能力。

在我们的新闻编辑室，我认为创始人兼编辑埃瓦尔德·沙芬伯格（Ewald Scharfenberg）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他比 Armando.info 的大多数记者都更有经验。他总能以旁观者的视角审视我们的工作，并以一种极具战略性的眼光来指导我们。

GIJN: 您犯过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从中您学到了什么教训？

RD: 我记得一个错误，那是在我刚开始在委内瑞拉一家名为《环球报》（El Universal）的报社当记者的时候犯的。我记得我写了一篇关于委内瑞拉一家工厂里发生的合法抗议的文章。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问：“你采访另一方了吗？”我回答说：“嗯，我试着联系过他们，但没和任何人说上话。”

那个人告诉我：“我是这家公司的法律代表。我不想攻击你，也不想和你吵架，我只是想说，让读者了解我们的立场，这无论对你这个记者，还是对你们报纸的读者，都很重要，但在你的报道中这些都被遗漏了。”

当你在新闻编辑室、报社工作时，你每天都行色匆匆，（有时）就会遗漏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课。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我记者生涯的起步阶段。

GIJN: 您是如何避免职业倦怠的？

RD: 如果我在会议之类的场合谈论这个话题，我总会开玩笑地问：“在座有心理医生吗？”但我总说，我会在某个时刻切断自己的情绪，把它们放到一边。继续工作的是作为记者的罗伯托，而情感则被完全搁置了。我不知道这对心理健康是否是件好事。

但我想说——尽管这非常困难，但我们必须小心、必须时刻记住：这无关个人恩怨。你做这件事，不是因为你想和某个政客斗，也不是因为你想和某个商人斗。

另一件事是，要尽可能地信任你的编辑。这非常重要，即使你觉得自己已经……你知道，精疲力尽了，或者无法再继续跟进这篇报道了。你必须信任你的编辑和你的团队，并与他们沟通。

然后，我试着做运动，特别是跑步。跑步的时候，我努力忘记一切，这不仅对我的身体有好处，更对我的心理健康有益。再有就是读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东西，比如书籍、小说。我非常喜欢拉丁美洲文学，我也会试着看些电视节目、电影、喜剧之类的。

但有些时候我确实感到筋疲力尽。比如2021年，警察去了我父母在加拉加斯的家。我猜他们是想看看我是否在那里。对我来说，那几天糟透了，因为我真切地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工作而发生的，要处理那种情绪和感受非常不容易。

归根结底，对于职业倦怠，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心理健康做更多努力。是的，如果你感到自己撑不住了，就必须停下来，好好恢复。你必须确保自己安然无恙，状态良好，才能继续你的工作。

GIJN: 调查新闻业有哪些地方让您感到沮丧？或者说您希望未来能有哪些改变？

RD: 我觉得这种情况适用于像委内瑞拉甚至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在某些时候，民众对腐败无动于衷。人们不明白腐败是如何影响他们生活的。对我来说，无论是作为一名记者还是作为一名公民，这都很难理解。当然，这对我作为记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如何去讲述一个故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与人们的真实处境联系起来。

当你看到我们这些年来所经历的委内瑞拉危机时，会觉得难以置信，因为委内瑞拉没有内战，也没有自然灾害，但危机造成的各项数据却与内战或自然灾害中的情况相当。这太不可思议了。而能够解释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腐败。

我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当记者很困难的时代，但话又说回来，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当记者至关重要的时代。作为一名委内瑞拉记者，我的希望是我的国家能有所改变，不是为我，而是为人民。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复苏，不仅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也要在民主层面。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或许没有好处，但对下一代记者来说将是一件好事。

Laura Dixon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高级编辑，常驻英国。她曾从哥伦比亚、美国和墨西哥发回报道，其作品发表于《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和《大西洋月刊》等多家媒体。她曾是伦敦《泰晤士报》的特约记者，并获得过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IWMF）、普利策中心（the Pulitzer Center）和透明记者组织（Journalists for Transparency）的资助和奖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