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aranda Tolosano for GIJN
获奖的加拿大调查记者安妮·希尔顿最初是一名专注于人道法和人权的律师。出于希望在实地深入研究的愿望,她的工作逐渐转向学术领域,但她发现自己不甘心“只是坐在电脑前”。
十年前,当数十万叙利亚人正逃往黎巴嫩时,她的一次黎巴嫩之行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让她开始探索写作和新闻业。“我以前从未独自做过这些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她说。“但我意识到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融入社区,走遍世界,同时揭露被忽视的不当行为和伤害。”
2016年,她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斯塔比尔调查新闻中心毕业,现在她的署名报道经常出现在《卫报》、《纽约客》和《哈泊斯》(Harper’s)等刊物上。她的报道和调查工作常常关注所谓的“后续故事”。她解释说:“当所有的摄像机和新闻媒体都离开一个地方、一个社区或一个事件时,留下了什么?哪些故事还没有被讲述?”
基于这种思路,她的调查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包括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25年后的影响、加拿大原住民儿童无标记坟墓的寻找,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巴黎人如何帮助安置难民。她最近的调查聚焦于阿富汗国家女子足球队队员的困境,尽管加拿大政府承诺让她们移民以避免在塔利班统治下生活,但她们仍滞留阿富汗国内。希尔顿获得多项资助、奖学金和奖项,包括2018年纽约大学报道奖,该奖项支持她对朝鲜难民和叛逃者的报道。她目前在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调查新闻学。
GIJN:在你做过的所有调查中,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
安妮·希尔顿(以下简称 AH):我总是投入我相信的项目,所以很难选择最喜欢的,而且大多数项目都涉及深层的人类苦难。但我认为最引人入胜、最具启发性的项目之一是关于在欧洲的叙利亚战犯的调查。我觉得这在智力上很有挑战性也很有收获,因为它带我走遍欧洲,走进人们的家中,也走进官僚和执法机构。它体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类型——既有深入研究和文件搜寻,又包含深度的人文元素和叙事。
我觉得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不安的是,有人可能逃离国家机构的酷刑和虐待,却在自己的社区或邻里中遇到施暴者。我认为至少在涉及叙利亚的问题上,我让这种被忽视的现象更多地进入了公众视野。
GIJN:在你所在的国家或地区,调查报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AH: 我在多个地区工作,但就我所做的调查类型而言,普遍面临的挑战是各地信息获取法律的完善程度和执行力度差异很大。比如在北美,起诉索要文件或者申请获取文件相对容易;而在欧洲,这个过程更加陈旧和困难。你不能指望这个程序一定会有成效。显然在发展中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当然还有威胁的挑战。作为一个独立工作的女性,我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也有诽谤和中伤的风险。我经常发现声誉和安全威胁都带有性别色彩。我需要确保与我合作的媒体机构能在我面临诉讼时提供保护,但这种媒体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找。
GIJN:作为调查记者,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或挑战是什么?
AH: 我发现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一点是,因为我不在突发新闻团队也不是第一批到现场的记者,所以经常要面对那些对媒体感到失望甚至二次创伤的人,他们不信任记者。必须努力突破这点,建立信任和默契,这真的很困难。
克服这些障碍的唯一方法是实践如何获得有意义的同意,并运用创伤知情的采访技巧,我很幸运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学到了这些。这种采访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报道风格。你要把采访对象当作参与者,向他们详细说明你的项目内容和他们的角色。我认为这样可以建立信任,因为人们能清楚地看到你的诚意、意图、故事最终会发表在哪里,以及会是什么样子。这样能建立互信。
这需要前期投入更多时间,也不总是成功,但这是我在与那些曾遭受不道德报道影响或面临创伤(或两者都有)的群体打交道时最重要的经验。关键是要确立这不是对抗关系,而是真正的参与式合作。
GIJN:你有什么采访的最佳建议或技巧?
AH: 采访时我试图注意的一点是物理空间以及如何与受访者相对而坐。我通常让受访者选择他们想坐的位置,然后我就坐在剩下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个在密闭空间或陌生(甚至熟悉)环境中经常被忽视的细节。
如果采访官员或进行更传统的采访,我会选择在有与故事相关的视觉元素的地方见面。对于其他可能是核心采访对象的人,我总是尽量去他们家里。我认为这样能建立一定的舒适感,也能获得更亲密的体验。你可以看到个人物品,也可能获得其他无法得到的资料,比如日记、笔记或卡片。人们会给你看他们儿子写给他们的信,或者可能有过去10年收集的纸质文件档案,这些都没有电子版本。我认为这永远是最理想的。
GIJN:你最常用的调查报道工具、数据库或应用是什么?
AH: 我使用 Scrivener。因为我注重叙事,喜欢从收集的材料中构建故事,它帮我提炼内容,并将其分类整理成不同章节。它有很多高级功能,我其实用不太来,但我可以用它整合所有内容,然后构建叙事框架。它允许你把所有的资料来源、记录等分别放入不同的文件、章节或板块。我知道很多人用它写书,但我用它来写长篇文章。有时我会有上千页的材料,它可以帮我搜索并梳理如何展开内容。
GIJN:你职业生涯中得到的最好建议是什么?你会给有抱负的调查记者什么建议?
AH: 一位导师跟我分享了“续篇”故事的概念。这个形象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这特别适用于调查性和长期性的工作,比如你要研究某项政策、法律带来的危害或影响,或某个事件的负面效果,这时你需要回溯,有时要追溯很多年。
另一个来自导师的建议是“做时间轴”。我认识的最优秀的调查记者都会建立事件时间轴,可能用 Word文档、Excel 表格或 Scrivener,记录故事主线或主题的发展历程。通过时间轴可以看到事件的重叠和规律、相关人物和关键日期。写作时也很有用,因为你能看到故事的整体脉络,知道剧情转折和关键点在哪里。
对想成为记者的人,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不会讲故事,那么发现多么重大的线索都没用。写作技巧就是一切。没有好的写作技巧,你的故事就传播不到该到达的人那里。如果人们读不下去,理解不了内容,再好的影响力也会完全丧失。
我学会了阅读最好的调查性报道和文章,分析我欣赏的记者的写作。看看文章各个部分是如何布局的?每个部分有什么作用?包含哪些要素?解构成功报道的基本要素,然后模仿或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要清楚自己想讲什么故事。
GIJN:你欣赏哪位记者?为什么?
AH: 我提到的几个建议来自《纽约客》记者莎拉·斯蒂尔曼。我认为她是我这一代最优秀的记者,她体现了我作为记者所信奉的一切。她的工作深入、专注,充满人性关怀,能带来改变。作为一个人,她言行一致,做出令人惊叹的细致工作,不断探索创新方式,用数据和文件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她在耶鲁大学创办了调查新闻实验室,和学生一起开展调查项目。
我也一直关注法证建筑学(Forensic Architecture)的发展,它已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受人尊敬的机构之一。他们用创新和前沿方法揭露国家和企业的人权侵犯行为,追溯最长可达一个世纪前的事件。从生态灭绝到战争罪行再到军火出口,它让我重新思考调查新闻的可能性。它的合作伙伴 Earshot 就是另一个例子,展示了技术如何开创新方法揭露不当行为,填补有罪不罚的空白——他们通过声音调查来推断开枪或空袭者的新信息,在报道加沙战争中开创了先河。
GIJN:你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从中学到了什么?
AH: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个无法推进的故事上投入太多、耗时太久——不是因为故事本身没价值,而是因为没人愿意发表。除了为浪费时间感到遗憾外,最难的是要告诉那些也投入了时间的人,这个故事无法继续了。如果他们正是你试图揭露的不公正遭遇的当事人,这就特别困难。
作为自由撰稿人和调查记者,我总是坦诚地告诉大家,我们并不总能预知事情的发展。我会说明我的期望和目标,但我逐渐明白,最大的错误是做出承诺。向人们承诺你的报道会带来某些结果是不道德的,因为没人能预测结果。另外也要适当控制对可能性和结果的期望。这很重要,因为这样人们参与的原因就只是为了讲述经历,或是希望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能带来一些改变,但他们知道这其中有风险。
GIJN:你如何避免职业倦怠?
AH:我做不到。我总是情绪外露,对我关心的事物都很投入。这显然有好有坏。好处是我保持了人性关怀,这是我最看重的,但我不擅长认识到自己的极限,不知道自己能承受什么。这导致我出现过一些严重的倦怠情况。我现在会努力注意是否出现这些问题重演的迹象。
我会做的一件事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也会向同事倾诉我觉得困难、令人不安或压力太大的事。有一个团体真的很有帮助。这两点都很重要。第一是自我关爱——虽然我讨厌这个词——但除非绝对必要,我不会放弃锻炼或放弃特定的食物和咖啡。这些事情帮助我度过每一天,建立这些习惯很重要。
GIJN:调查性新闻工作中,什么让你感到沮丧?你希望将来有什么改变?
AH: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现在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和学生对调查性报道感兴趣,充满动力和决心。这类报道对民主和监督权力很重要,但新闻机构却很少为调查性报道提供机会和资源,关注这类工作的媒体也在减少。找到真正重视这种长期性工作并给予公平报酬的媒体和发表平台,这对我来说也很困难。
Laura Oliver 是一名常驻英国的自由记者。她为《卫报》、BBC、欧洲新闻网等媒体撰稿。她是汤姆森基金会和汤姆森路透基金会的常任新闻培训师,同时也是新闻编辑室的受众战略顾问。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