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Smaranda Tolosano
我第一次与穆罕默德·阿布·沙赫玛(Mohamad Abu Shahma)交谈,是在他分享了在2023年10月至11月加沙战争第一个月期间的调查成果时。阿布·沙赫玛是一位居住在加沙北部的调查记者,曾与阿拉伯调查记者网络(ARIJ)、半岛电视台和 Daraj 合作。
他的报道聚焦于加沙人在以色列空袭后遭受的严重烧伤。他还在调查以色列国防军(IDF)在攻击加沙平民时使用被禁武器的指控。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带着沉重的请求,希望我能向GIJN社区推广他的作品,这样即使他牺牲了,世界仍会记得他和他的报道。
作为加沙地带汗尤尼斯的本地人,阿布·沙赫玛在冲突期间被迫流离失所,亲身感受了战争的代价。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他失去了数十位亲人——包括他的兄弟,他悲痛地在街头发现了兄弟的遗体——他的家也被以色列的轰炸摧毁。在如今加沙的重要调查报道主要依赖地理定位和远程开源信息的时代,他仍在现场调查可能的战争罪行,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决心和韧性。在这次采访中,GIJN与他讨论了他如何在恐惧和生命威胁的环境下,作为一名监督记者生存和工作。
GIJN:目前,在加沙从事新闻工作风险极大,最近有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正以记者为目标。总体而言,您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
穆罕默德·阿布·沙赫玛(Mohamad Abu Shahma,以下简称 MAS):在我进行每一步调查报道时,都会抬头仰望天空,聆听侦察机那令人恐惧的轰鸣。想到可能有火箭从这些飞机上落下,这种念头始终困扰着我,特别是已有数十名记者在工作中遇难。我也担心自己会重伤,或被逮捕并遭受严酷的审讯。这使我在战争条件下,对调查的主题和方法进行了深思熟虑。
我最大的恐惧是,当我的家人还在家中时,我的家可能成为攻击目标,而我将为此内疚一生。这种风险促使我放弃了一些调查选题。我经常不回家过夜,而是待在医院。每当我完成一篇调查报道,我都会这样做,以确保家人、孩子和年迈的母亲的安全。
GIJN:目前普遍认为在加沙从事调查报道非常复杂,然而您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多篇调查报道——我们将讨论其中的一些。您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是什么激励您继续下去?
MAS: 由于缺乏电力,我只能用非常原始的工具进行写作和记录,准备了几篇调查报告;使用笔记本电脑需要电源。一开始,我用纸和笔,长途跋涉去与消息来源交谈,特别是医生和受害者的家庭。后来,我在纳赛尔医院找到了一处有电的地方,坐在地板上,用笔记本电脑长时间撰写报告。我还利用开放资源进行资料整理。
我撰写这些报告的主要动力是履行我的职责,记录那些被“快讯”新闻所忽略的内容。这些快讯剪辑和简化了许多受害者的故事。每个受害者和每次轰炸背后都有一个值得揭示并向世界报道的故事,特别是在以色列军方拒绝外国记者进入加沙的情况下。因此,我深入开展与战争相关的调查报道,揭示媒体未曾呈现或处理的信息。
GIJN: 您失去了许多至亲。这种巨大的损失对您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MAS: 战争初期,我姐姐的家被以色列部队袭击。她、她的孩子、我的侄女和堂兄妹都在那儿。我震惊得一周无法工作,我也因为这次事件而一度无法继续。
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需要有人揭露那些未知的细节,我又重新投入了工作。后来,我震惊地得知,我的家被炸毁,连同我的新闻设备和调查资料都化为灰烬。我深感悲痛,因为我在那座房子里生活了多年。
那个家见证了我的喜悦、悲伤、痛苦和宽慰,也见证了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我去了废墟,却无法挽救我的笔记本电脑或任何文件。从残骸中,我只能找到一些破损或沾染火药味的衣物。这让我极度沮丧,尤其是因为我有年幼的孩子,而且为了建造那栋房子我付出了许多努力。但我安慰自己,我和家人的安全比房子更重要,我接受了这一切。
在我的房子被炸毁两周后,我又得知大哥遇难的消息。当时他正试图逃离汗尤尼斯。他去世最令人心碎的是,遗体在街上躺了20天,直到腐烂。由于该地区轰炸猛烈,我们无能为力。这是一个人可能经历的最艰难的体验。
GIJN: 您的一些报道中采访了失去孩子、房屋被毁的平民。这类采访需要特殊的技巧来应对战争带来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当一名加沙记者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损失,承受着巨大的情感和物质压力时,他如何进行一个适当的采访?
MAS: 我采访的大多数人都受到极大创伤,刚开口就会哭泣和崩溃。这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多年来我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所以我会拥抱他们,与他们一同哭泣,安慰他们,融入他们的情感,以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故事。
GIJN: 在您关于以色列轰炸住宅区后平民烧伤的调查报道中,您需要收集弹片和炸弹残骸的样本。这种证据收集需要深入的知识。您是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您遵循了什么方法?
MAS: 我在火箭和弹片的残骸上找到了名称和编号,并在互联网上研究这些信息。我还咨询了爆炸物专家,确定了这些火箭的制造商。我的方法是记录残骸上的标识,利用开放资源确认制造商。此外,我研究了这些火箭造成的伤害,并将其与以往战争中受害者的伤情进行比较。
GIJN: 在加沙全境都面临轰炸威胁的情况下,您如何在工作中制定风险评估计划?
MAS: 对于每一篇调查报道,我都会仔细评估遭受报复的可能性,权衡哪些细节该包含或省略,以保护自己和消息来源。然而,风险依然存在。“安全第一”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但在这场战争中,危险无处不在。因此,我决定继续工作和报道。
GIJN: 您的调查报道引用了加沙官员和独立来源发布的官方数据和声明,以支持您的报道。鉴于战争条件下加沙的服务业和公共部门全面崩溃,您如何策略性地使用可信来源来记录事实和信息?
MAS: 我会在那些掌握所需数据的小官员门口等待很长时间,以获取记录的统计数据。每天,我都会收集官方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在我的调查报道中使用,以提高准确性。
GIJN: 如果您有所需的资源,您会选择做哪些不同的报道?
MAS: 我对以色列军队使用人工智能确定轰炸目标的报道非常感兴趣,但我缺乏深入探究所需的资源,比如他们如何选择攻击的房屋、目标人物、谁提供了这些软件、谁从中受益、成本是多少,以及资金来源。
GIJN: 对于那些希望记录加沙地带冲突影响和潜在战争罪行的记者,无论身处加沙内外,您有什么建议?
MAS: 我会告诉他们,应关注揭露对成千上万无辜平民可能犯下的任何战争罪行。然而,揭露这些犯罪需要深入的调查。由于以色列的军事封锁,外国记者几乎无法进入加沙,而当地记者在持续的炮击和轰炸下行动也十分困难,因此,开放资源和基本的调查工具是宝贵的资源。
我建议记者们关注那些对公众仍然模糊的问题,例如确定用于杀害平民的武器来源,以及自战争开始以来数以千计失踪和被拘留的平民的命运。最后,我呼吁同事们要有耐心,考虑到战争带来的复杂局面和资源的极度缺乏,调查工作将比平时更耗时。
GIJN: 作为这场战争中的一名调查记者,您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情况是什么?
MAS: 我在阿尔-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采访了一个名叫伊利亚斯的孩子,他因以色列的火箭弹而严重烧伤。这个孩子难以言语,因为他的所有家人都已遇难。后来,我得知伊利亚斯在我尚未发表报道前就去世了。我多次重温那次采访,看到他坚强地说自己没事,表达了生存的希望。当我撰写报道时,我将伊利亚斯的故事放在首位,给予了足够的篇幅来展现他的痛苦。
Majdolin Hasan 是GIJN的阿拉伯语编辑,也是一名拥有超过12年经验、并三次获奖的记者。她曾与当地和国际媒体组织合作,包括 Global Integrity、100Reporters和阿拉伯调查记者网络。她曾担任约旦一家调查新闻部门的主管,也是首位根据信息获取法起诉约旦政府的约旦公民。Hasan 拥有政治学硕士学位和新闻学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