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报导者》运营长李雪莉：在华语世界，靠读者捐助做调查新闻是有可能的吗？

在台湾提起调查报道，李雪莉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台湾首个由公益基金会成立非营利媒体《报导者》的灵魂人物与现任运营长、副执行长，她不仅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调查记者，更是一位在华语世界开创了以读者赞助模式支持调查报道的先驱。

李雪莉从事新闻工作超过25年，她曾在台湾著名的财经杂志《天下》工作，从一名记者开始，凭借努力和出色的能力，而后担任副总编辑、影视中心总制作人，并从2010年到2012年担任《天下》的驻北京特派记者。

在社交媒体浪潮席卷全球的2015年，台湾大多数媒体都为了点阅数而竞逐话题，新闻工作者长期处在高压与疲累之中，深度报道的产出空间备受挤压。当时，李雪莉与一群关切媒体未来的伙伴们，就在思考不依靠点阅与流量生存的可能性，他们的将目光移向了非营利媒体。

非营利媒体从 2012 年起就陆续在世界各国出现，包括美国的《ProPublica》、，德国的《Correctiv》以及韩国的《Newstapa》、日本的《Waseda Chronicle》等。于是，在这种“有没有可能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的探求之下，《报导者》于 2015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

成立之后，李雪莉与《报导者》团队挑战了许多难度相当高的社会、公共议题，产出了一系列掷地有声的深度调查。2016年发布的《血泪渔场》系列，是《报导者》首个跨境调查，也成为其打开公信力与知名度的滥觞。报道团队长期追踪台湾远洋渔业对境外渔工的劳力剥削，透过地毯式访谈，不仅揭示了产业内部不为人知的运作，更成功推动业界政策变革，促使渔工最低月薪从2016年的300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550美元。

李雪莉擅长从个体困境和社会问题出发，穿透表象，深挖问题的结构性根源。2018年发布的《废墟里的少年》系列报道中，李雪莉和团队就采访了上百名在高风险家庭中长大的少年，让人们了解他们在困顿中如何努力工作与生活，拷问台湾的社会福利、教育及劳动体系如何系统性地遗漏了这群被隐形的边缘人。这一系列报道在社会激起巨大回响，引发了人们对家庭失能议题的反思。

正是这些有分量的报道，为《报导者》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报导者》上线首月，定期定额捐款者仅有4位；而在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增长至近8000位。坚守着不接受广告、没有付费墙的原则，李雪莉和《报导者》团队在华语世界探索出了一条依靠公众支持、专注于重大公共利益报道的新模式。

今年11月20日至25日，李雪莉将作为主讲嘉宾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25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GIJC 25）。会议前夕，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特别专访了李雪莉，就台湾调查报道的现状、她个人的新闻实践与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职业倦怠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报导者》在2016年发布的《血泪渔场》系列，是其首个跨境调查，也成为其打开公信力与知名度的滥觞。

GIJN：在你参与过的所有调查中，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李雪莉：我最喜欢的调查是《血泪渔场》，尤其是与印尼媒体《Tempo》团队合作的那一次。我们跨越语言、文化、体制的种种障碍，针对横跨两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案件，展开深度合作。对《报道者》团队而言，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真正的跨国协作，从第一线记者到编辑台，每一环都在学习与磨合。而《Tempo》长期关注人口贩运议题，让我们在分析证据、判断切入角度时，更加精准有力。

这个专题历时五年，完成了三部曲：第一部揭露远洋渔船上对渔工的血汗剥削与渔获资料造假；第二部追查人口仲介制度，发现部分仲介竟以库存表方式管理渔工，把人当商品；第三部则深入市场，直击非法鲨鱼鱼翅的交易现场。直到去年，我们仍持续追踪远洋渔船上的人权问题。

能够长期关注一个主题，亲眼见证某个领域的逐步改善，这样的踏实感，让人深深相信调查记者的价值。而三部曲的完成，每次也在叙事手法上有所突破，所有参与的文字记者、摄影记者、资料记者、设计师、工程师，都全力以赴地合作，除了扎实的调查，网站上的多媒体呈现如艺术品般，至今回看依然掷地有声。

GIJN：在台湾进行调查报道，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李雪莉：最大的挑战，是记者长期处在高压与疲累之中。多数媒体为了点阅数而竞逐话题，一旦面对广告或商业置入压力，往往无法真正发挥监督与调查的角色。长此以往，媒体逐渐失去投入深度报道的动力与能力。

即便少数商业媒体与非营利媒体仍努力维持独立性，但调查报道所需的经验、人脉与时间都极为仰赖团队累积与传承。而当前记者流动率高，不少记者因为遭受网路攻击，选择转业，年轻记者若无法长久坚持在这个职业上，会出现更严重的人才断层。我想这是台湾调查新闻最深层、也最难解的挑战。

GIJN：在从事调查记者工作期间，你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雪莉：最大的挑战，永远是能否找到那把“冒烟的枪”（smoking gun）──能精准揭露真相、让事实无可否认的关键证据。这样的证据，才有机会让报道真正发挥震撼力，直指核心，动摇权力结构。

调查记者不是警察，不是检察官和法官，我们不是为了定罪，而是为了让真相浮出水面。这往往意味著，我们必须挑战权势、揭露那些令人不舒服、不讨喜的“不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但记者又没有像警方或检察官调查的公权力。

尤其在这个媒体信任度逐渐下滑的时代，新闻被视为立场操作的工具，权力者拥有更多法律与舆论操控资源，记者反而成了脆弱的一方。我们常在漫长等待中煎熬，只为那个可能永远不会出现的决定性证据；而一旦证据出现，又得迅速而精准地查证，避免落入确认偏误的陷阱。

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在一无所获的日子里，仍坚持不放弃──直到最后一刻。

GIJN：你有没有什么采访的好技巧可以分享？

李雪莉：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是否会取代各种工作。在新闻领域，像是逐字稿、资料收集与阅读这些工作，确实愈来愈多被外包给 AI。我看到不少记者甚至将采访大纲交给 AI 拟定、逐字稿全交 AI 听打、资料请 AI 阅读整理。这些工具无疑节省了时间，但我也开始反思：如果一切都交给 AI，原本该内化于记者自身的记忆与思考过程，是否会因此变得轻盈、流于表面？

我相信，当我们亲自阅读资料、学习一个领域的行话与脉络，受访者会感受到那份“笨功夫”背后的诚意与执著。这是机器模仿不来的──那种求知的眼神、细节上的提问，能引出更深层的回应。

自己听音档也一样重要。我们会听见受访者语气的转折、一声叹息、一段停顿，那些情绪与语感，是 AI 整理后难以还原的。访谈不只是资讯交换，更是一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

AI 能辅助，但不能取代。我相信，最好的访谈来自亲身累积的知识体系、敏锐的提问力，以及与受访者之间所产生的火花与灵光。

GIJN：你在进行调查报道中最常用的工具、数据库或应用是什么？

李雪莉：我们团队最常见的做法，是自己写程式爬资料、分析数据。如果是用来“收集资料”的常用工具，我们会推荐 ChatGPT 和 Gemini──它们能在初步整理资料时提供有效协助。

在地图与地理资讯方面，我们使用开源的 QGIS 和 ArcGIS。特别是 ArcGIS 还提供 NGO 免费方案，对于经费有限的媒体团队来说，是非常实用的选项。

GIJN：到目前为止，你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好建议是什么？你对有志成为调查记者的人有什么建议？

我一直很喜欢《给年轻记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Journalist）里的一段话：

每当挫折、怀疑涌现，这段话总能带来力量与温度：“我并不是要把你们吓跑。我希望你们发现这个挑战激动人心。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从事新闻工作的威信吸引了许多装腔作势的人。如今新闻业不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决心致力于新闻工作的人都待不下去。如果你们是新闻事业的真正信仰者，如果这是你们一生的工作，那就没什么能改变你们的想法。甚至在新闻业最萧条的阶段，你们也能发现其中的活力。

这段话提醒我：选择这条路，是因为相信它的价值，不是因为它受欢迎。

对想成为调查记者的你，我会说：永远保有好奇心与开放性。别害怕面对困难的议题，也不要让性别或其他标签限制了你是谁，以及你能做到什么。真诚、韧性与信仰，是你走下去最重要的装备。

GIJN：你最敬佩的记者是谁？为什么？

李雪莉：我无法只说出一位，因为有太多记者值得敬佩。我读过玛丽·科尔文（Marie Catherine Colvin）的传记，很受她在战地现场坚持报道的精神感动。

我也很欣赏 AP 的调查记者玛莎·门多萨（Martha Mendoza）──她在 GIJN 年会的分享让我深受启发。她总是专注、坚定、持续精进，而且非常乐于与同业分享调查方法，是少见的慷慨前辈。

还有台湾《天下杂志》创办人殷允芃（Diane Ying），她在1981年，台湾尚未解严前创办了第一家具有国际观和在地观怀的杂志，她总是持续学习，她对新闻的热情和对后辈的提携很值得佩服。

啊，突然发现我想到的三位记者都是女性前辈呢。

GIJN：你在调查记者生涯中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其中有什么教训？

李雪莉：曾经在一项调查报道中，我们团队以为已经做足“去识别化”的处理，应能保护深喉咙不被辨识。然而，报道刊出后，当事人还是被特定人士认出，对他造成困扰。

那次经验让我深刻意识到：即使记者与受访者都认为“这样应该没问题”，但对于高风险的题材，永远不能掉以轻心。作为带题者，我学到的教训是─在面对敏感议题时，一定要与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进行更全面、细致的风险评估，尤其在最后编辑决策时，必须多次来回确认，不能掉以轻心。

GIJN：你如何应对职业倦怠？

李雪莉：除了规律运动、阅读或看电影等兴趣维持生活节奏，近期我也减少社群媒体使用的时间，避免自己过度曝露在有毒的环境里。

此外，报道者同仁每个月会定期跟我们分享赞助者和读者来的讯息。当他们说自己被我们某篇报道或某集 podcast 触动、改变了某些看法或行动时，我就会重新感受到：我们的工作的确在影响一些事情。那份被理解与共鸣的感觉，常常成为我继续走下去的燃料。

GIJN：对于调查新闻的工作，你觉得有什么令人沮丧的地方，或希望未来会有什么改变？

李雪莉：最令人沮丧的是：调查报道耗费极大精力与时间，但完成一篇之后，往往还来不及休息，马上又要投入下一个案子。我希望未来媒体机构能给记者更多心理与健康的支持系统，让记者能在长期高压中仍保持靭性。

我也期待读者能更多理解这份工作的艰难与价值，用更实际的方式，包括直接到官网阅读，以及赞助支持，鼓励身旁朋友认识好媒体，这些是支持调查报道继续存在不会消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