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女性担当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但她们赚得总比男人少。《谷雨数据-腾讯新闻》整理了多份研究报告和统计数据,了解在平台系统、现实生活等困境之下,女骑手和女司机如何难以干得跟男性一样多,以及即便她们干得比男性多,也难以获取较高的收入。
8月11日,江苏省常州市芳茂山公园的一个凉亭在风雨雷电中坍塌,造成至少6人死亡、10人受伤,受害者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务工者。事故发生翌日,倒塌凉亭的废墟已被清理干净,但凉亭为何抵挡不住如此常见的天气状况,依然未有答案。《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事故亲历者,还原当日事发经过,还向专家了解凉亭一类建筑因何久缺施工质量监管。
在中国,被官方称为“残疾人”的有超过8500万人,但他们难以被公众看见。有残疾人解释,他们甚至过不了家门口那条太陡的坡道,而投诉、整改过程太多波折,遑论要上班、上学和走进社会。《澎湃人物》的报道,了解了残疾人一个卑微的愿望——出门。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8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为什么女骑手、女司机赚得总比男人少?
出品:谷雨数据-腾讯新闻
越来越多的女性担当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但为什么女骑手和女司机赚得总比男人少?
从美团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来看,2020年平台内的女骑手占骑手总数的7.4%。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结果,到2021年,北京的女骑手占比达到16.21%。2021年滴滴的报告则显示,自滴滴成立以来,237万女性司机曾在平台获得收入。
然而,相比男性,女骑手、女司机的收入相对较低,即便她们付出的努力一点也不少。首先,外卖骑手的收入取决于订单量,但女骑手很难比男骑手跑得更多,加上梯度计费的方式(即跑单越多,单价越高),跑单更多的男骑手往往单价也更高。研究数据显示,女骑手最多收到的单价5元以下的订单(比率约45%),而男骑手的订单最多集中在5至8元区间,甚至有三成男骑手的单价是在10元以上。
粗看之下,外卖行业遵循多劳多得的原则,女性收入较低是因为她们干得少。事实是我们必须正视她们面临的具体问题,以及身处的结构性困境。研究调查显示,女骑手也有“单王”,即所在站点的当月接单量第一名。不过,研究团队接触到的三位女性“单王”骑手,跟大多数女性骑手不同,都比较年轻,年纪在23到26岁,而且都未婚未育。这三位女性“单王”每天平均的劳动时间长达11个小时,比男性“单王”要多1到2个小时;也就是说,女骑手可以干得跟男骑手一样多、甚至成为“单王”,前提是她们很年轻、不需要照顾家庭,才能付出更长时间的劳动来换取收入。研究数据显示,这些年轻女骑手是少数,在全国女性外卖骑手中,七成都是30岁以上、两成是40岁以上。
那么,为什么仍然有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外卖和网约车行业呢?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无偿劳动在中国女性中非常普遍。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明显更有可能选择灵活就业,利用碎片化时间从事灵活的工作。对于一些女性来说,虽然她们送外卖、开网约车时遇到过很多系统困境,但因为能同时满足照顾家人、获取收入的现实需要,甚至可以带来一些和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依然算得上“当下少有的较优选择”。
公园凉亭坍塌致6死10伤:倒在风雨中的外地务工者
出品:三联生活周刊
8月11日,江苏省常州市这一天十分闷热,一整天都是那种要下雨又没下雨的感觉。晚饭后,郑心琴跟大儿子孙俊晧骑着电动车去往芳茂山公园,郑心琴想趁闲暇带外地念大学、暑假过来短聚的儿子到处转转。芳茂山公园是横山桥镇最大的湿地公园,围湖而建,占地350亩,去年11月才开园。母子两人从西侧入口入园,很多饭后散步的人,三三两两结伴,带着孩子,十分热闹。
母子绕湖走了半圈,此时开始起风。孙俊皓说:“走吧,要下雨了。”两人绕到公园西南角,出去要经过石桥上的凉亭。刚走过凉亭30多米,大颗雨滴开始飘落,砸在身上冰凉。因为担心感冒,母子两人又跑回了凉亭,凉亭当时已经聚集了20多人。孙俊皓站在东北角,靠近桥面栏杆,母亲在他左后方半米的位置。
十来分钟后,雨势渐小,孙俊皓给父亲打了视频电话,说再等一会儿就走。可突然风雨又大了,伴随着闪电,一会在东边,一会在西边,感觉就是老围着凉亭闪。就在这时,亭顶“咔擦”一声脆响,“有点像木头断裂的声音”,亭内灯一下灭了,随即传出“轰隆”巨响。亭子坍塌,巨大盖有琉璃瓦的木质屋顶却十分完整,像锅盖一样盖在人们身上,裂开的木头像刺一样伸出去,破裂的瓦片像碎掉的碗一样锋利。
只有五个人在亭子坍塌前一瞬间跑得出来。废墟上,孙俊皓以粗哑的哭声喊着“阿妈、阿妈”。亭子往西南方向坍塌,刚好在他脚下空出锅盖那么大一片地方,母亲却已倒在他脚下,蜷缩着,半个身体压在亭子底下。直到9点半左右,郑心琴被送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近凌晨3点,医生告诉家属,郑心琴被有抢救过来。连同郑心琴,这次事故至少造成6人死亡、10人受伤,受害者多来自外地,在常州务工,芳茂山公园是他们务工之外,为数不多的能够消遣逗留的地方。
事故发生翌日,倒塌凉亭的废墟已被清理干净,原来凉亭所在的桥面用雨布盖了起来,彩钢围起一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岩土工程师陈宇(化名)告诉《三联生活周刊》,由于凉亭不住人,属于建构物而非建筑物,在实际施工时通常交由景观园林公司负责,他们再分包给小型承包单位。凉亭这类单体建筑面积小于5000平方米的新建建筑,毋需进行施工图审查。缺乏监管之下,包工头可能随便找七、八个工人就能开工,出于成本考量更会偷工减料,“很多公园凉亭开裂、沉降十分严重”。
出门的权利
出品:澎湃人物
张辰,25岁,大学本科学历,正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家互联网外企实习,等待一个转正名额。在中国,姓张的有超过9500万人。
与此同时,张辰是一名腓骨肌萎缩症患者,自幼生病,日常完全依靠轮椅出行。在中国,被官方称为“残疾人”的有超过8500万人。
如果将生活中遇见各种特质的人视为一种随机事件,按照统计学的大数定律,遇见19名姓张的人跟遇见17名残疾人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为何我们经常能遇见姓张的人,却甚少遇见残疾人?残疾人到底在哪儿?
张辰的回答是:摔倒在坡道上。由于家门前的坡道太陡了,远远超过了国际标准,张辰每次坐轮椅下坡,都会“像溜冰从山上滚下去”。他曾经两次重重地摔倒在地。
过不了家门前的坡道,就无法出门通行。张辰联系过街道残联、社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至今,他维权即将满一年,坡道的改造依然因法理和观念问题而陷入僵局。8月底,张辰住处的租约就将到期,他不知道还能不能续租。
对于张辰这样严重的肢体残疾青年而言,坡道是与社会连接的第一座吊桥。没有这座吊桥时,他曾无数次像现在这样卡在家门前,望着学校食堂、教学楼等公共场所筑在阶梯上的大门,宛如望着天堑。他想要的,不过是“出门”的权利。
哲学家朱锐的人生最后一课
出品:剝洋葱 people
6月初,春季学期的课程收尾,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教授说,最后一节课不要讲太沉重的东西,于是从康德谈起。
2022年下半年,朱锐确诊直肠癌,此后一年因辗转治疗而没有开课。2023年秋天,他久违地回到课堂,一周一次给本科生讲课,上学期讲“形而上学的恐惧”,下学期讲神经美学。起初,这门课主要是哲学院内的本科生在听,教室仍有空座。今年春天,朱锐的硕士生可欣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记录朱锐的课堂片段,标题是“因为哲学家是不惧怕死亡的”,帖子获得近三万点赞。此后,课堂“盛况空前”。阶梯教室塞进了一百多人,甚至有一排人坐在教室外的走廊听课。学生们还建了一个线上听课群,每周直播课堂。到学期末,群里加了近三百人。
最后这一堂课接近尾声,朱锐总结,个人的生命与宇宙之类的普遍原则间有一种辩证关系,“不管普遍原则多么浩大,它总有小的一面,私人的一面”。 他强调个人生命的体验,“要相信你自己的渺小,但不要感到卑微”。
而后他说,他累了:“谢谢大家,到此为止。” 他支撑双手,有一个小小停顿,再站起身。之前的一堂课上,他提过,作为病人,操控身体是很难的:“比如起床,短则两分钟,长则半小时。我要筹划,手、胳膊、上身先动,再动哪个脚⋯⋯”
打铃了,最后一节课结束。学生可欣委婉地问朱锐,今天身体怎么样?他显得有点高兴:“我跟你说,非常惊险!我今天来这里前忘记吃止痛药了,但居然没那么疼(…)但是晚上回去还是要吃药的,否则会疼得睡不着觉。”
这堂课上,朱锐的所有硕博生都在场。当天中午,大家约着给一位即将毕业的学长饯行,朱锐没有来,但给了经费,让大家找一个“时尚又高档的餐厅”。可欣说,这是老师的身体已实难支撑。
8月1日,人民大学哲学院发布讣告——哲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交叉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朱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下午13时15分在北京逝世。当晚,朱锐的一位学生在朋友圈里写下柏拉图的诗:“我的星你在望着群星。我愿意变作天空,好得千万只眼睛来望着你。”
19岁大学生兼职骑手,消失在外墙砖下
出品:极昼工作室
邓少雄(化名)原来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西南林业大学计算机专业读完大一,趁暑假兼职骑手赚钱,减轻同为外卖员的父母的负担。8月2日傍晚,昆明市区刚停雨,邓少雄送完海伦先生小区1栋的外卖,走出大堂门口3米左右,被从4层落下的外墙砖砸中身亡。
在儿子送外卖前,老邓把经验都教给他,“第一就是遵守交通规则,第二是新手不能同时接超过三个订单,这样才有比较宽裕的时间送餐”。老邓也送过海伦先生小区,从西北侧的门进入,有一条电动车和机动车都可以走的斜坡,爬上坡道左拐,电动车会停在1栋写字楼大堂的入口,那里就是儿子这次出事的位置。老邓每次都进出匆忙,没想过这里会有风险。
小区业主梁小清(化名)提到,她早在去年遇到过类似的墙砖掉落事故——当日,她和儿子一起去自己开办的幼儿园上班,两人刚走到西侧入口,1栋楼一排外墙饰砖砸落在他们身后。梁小清看到,入口外的楼梯台阶被砸出了小坑,立即喊来物业清理,要求他们把墙上剩余的装饰砖都拆下来,希望能消除风险。
反映问题之后,梁小清记得物业只清走了幼儿园门前的碎砖块,再派人用竹竿敲了敲剩余的外墙装饰砖,说是不存在安全问题。拆除的事没了下文,梁小清也逐渐忘了那次事故,直到这次有外卖员被砸身亡,而且还是发生在1栋,她再去仔细数过:“外墙砖是从四层左右脱落的。”
有业主翻出群里的聊天记录,发现最早在2020年3月已曾发生“外墙砖”事故,物业管理人员当时在群里通报过1栋写字楼的外挂石材脱落。业主根据聊天记录的关键词统计,2020年至今,1栋外墙砖掉落过三次,2栋掉落过三次,3栋也掉落过一次。
外卖员出事之前,小区业主最后一次提醒物业处理安全问题是在7月27日。当日,一位业主注意到小区公寓楼的墙上再次出现裂缝,大于一块砖的厚度,于是在业主群发了消息:“3栋楼下快递站的砖块,说了一年了,裂得都肉眼可见的斜了!”物业当时回复,说7月29日会展开大检查。
邓少雄去世后,老邓穿着他买的那件外套,去海伦先生小区找过物业。有业主一直想联系老邓一家,要把关于物业不作为的证据提供给他们,但老邓不愿再有更多麻烦,觉得善后的事已经十分吃力,外卖公司那边的处理还未解决。
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
出品:正面连接
这是一起复杂但重要的案件。在司法视角中,案情是这样的:2021年2月,11岁的陈玥(化名)由一名13岁女孩介绍给一名17岁男子,陈玥被性侵。一个月后,她再由一名12岁女孩介绍给一名31岁男子,陈玥再次被性侵。半年后,陈玥遭遇的侵害升级为强迫卖淫。两年后,13岁的陈玥两度进入卖淫团伙,并且涉嫌多次暴力侵害他人。
2024年3月,《正面连接》作者洪蔚琳来到河南省郑州市,在市区西北部靠近陈玥家的一个酒店房间,见到了14岁的陈玥,还跟她一起待了三周。她还见到了陈玥的母亲张静(化名)——张静很忙,她正在为女儿奔走维权。洪蔚琳和她一起去了三个派出所,因为三个案子分属不同的派出所。
在当地一周后,洪蔚琳见到了另一个14岁的涉案女孩小雨、她的母亲,还有16岁涉案女孩安安的母亲。在洪的印象里,两个同龄女孩的言谈举止颇为相似,而安安母亲口中的女儿就像陈玥的复制粘贴版本。她们都提到女孩们在“圈子”里玩——“圈子”是一个由至少十余名辍学未成年人组成的小世界,他们会相约打游戏、唱 KTV、吃饭、恋爱、偷电动车,也不时发生暴力、性侵和相互出卖。陈玥在11岁那一年来到了这个平行世界,目睹身边女孩们也被喜欢的男孩侵犯,也偶尔被打一顿,或者被姐妹出卖给陌生人发生关系。在“圈子”里,这些遭遇被形容为“倒霉”。“倒霉”过后,女孩们哭泣、纹身、拿小刀划自己,然后带上满不在乎的表情继续在“圈子”里生活。两年里,三位母亲前赴后继想“捞出”女儿,做出了基于各自理解的努力,都收效甚微——比起母亲的影响力,女孩们更感到自己是在圈子里被“朋友”陪伴成长和互相养育的。
为了补充信息和交叉印证,洪蔚琳还拜访过陈玥的父亲、哥哥、17岁男友阿哲、“圈子”里的好友小皓,甚至一名试图向陈玥购买性服务的嫖客。
经过五个月的采访和调查,洪蔚琳的报道成形。在她的记录中,故事是这样的:在当下,恶意如何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个家里的孩子,施以伤害(期间家长毫无感知),从家中偷走孩子,送进成人犯罪世界(期间家长回天乏术),直至孩子也成为一个释放恶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