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精选：校园餐争议、社保新规、青少年抑郁症

“预制菜”争议、校园餐发臭，一时之间，校园餐质量和安全问题成为上海、以至全中国的热议话题。在集中供餐制之下，上海普遍中、小学禁止学生私下带饭，一些家长迫不得已想方设法，为孩子偷偷备餐。

挺过疫情、经济下行和关税，9月1日正式实行的“社保新规”，成为压跨一些小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义乌，有小厂老板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

在中国，约3080万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障碍，当中不少人停学、休学。然而，不少家长并不理解孩子休学的真正原因，忽略了为孩子寻求身心治疗，反而涌入直播间，寻求让孩子回去上学、恢复正常的捷径。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9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偷偷给孩子带饭的上海家长们

出品：真实故事计划

上海浦东某学校的午餐。图：真实故事计划

在上海静安区，清晨6点，李豆厨房里的灯就亮了起来。她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把煮好的咖喱牛肉盛进保温杯，拧紧，再迅速放进儿子的餐包，就放在那个原本用来放汤碗的位置。初二的孩子就读的这所中学不允许带饭，她不能明目张胆。

在闵行区，赵南也总在清晨就偷偷给孩子备餐。她从冰箱取出一个冻得结实的保温杯，拆开新鲜的纸盒牛奶倒入杯中。这是她的小窍门——保温杯在前一夜冻透后，牛奶能在数小时内维持低温，即便是在夏天也不容易变臭；更重要的，是牛奶装在保温杯里，“别人不知道喝的是什么”。

在黄浦区，高一学生钱小熙也有自己的加餐方式。学校的饭菜难以下咽，但不得不吃。她和关系好的同学会来回走动，分享自己偷偷带来的零食。她说，甚至有男生带泡面来泡，老师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底线是别把包装乱扔。

私自带饭，被上海的大多数中、小学明令禁止，除非有医院的特殊证明。年初，李豆听儿子说，班上一个同学声称自己有肠胃炎，实在吃不下学校的菜，申请要自带一个菜，结果虽然获得豁免，依然要交每顿17元的餐费。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带饭攻防战”。面对校园餐口味不佳，甚至存在质量问题，在多种正面反馈形式无果后，家长们最终采取的行为是偷偷带饭。

9月初，罗永浩与西贝的“预制菜”之争，意外引发公众对校园餐质量的广泛声讨。9月15日，上海家长反映孩子午餐中的虾仁炒蛋发臭，供应方绿捷实业回应称“有学校反映虾仁里有细沙”，但否认存在食品安全问题。

接连的争议，把校园餐推到上海、甚至全中国舆论的风口浪尖。《真实故事计划》的这篇报道，让上海几位家长与学生讲述了他们在这场“带饭攻防战”中的亲身经历。

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出品：极昼工作室

陈平打算关停工厂，把剩余的货物挪到小仓库。 图：讲述者提供

立秋以来，浙江省的高温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 清退工人，关停工厂。

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

往年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下来。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有学者指出，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休学”直播间，挤满了需要治病的父母

出品：冷杉RECORD

家长涌入韩冰的直播间，等待一个标准答案。图：冷杉RECORD

每年开学的第一个月，韩冰的直播间都会涌入一群“找骂”的家长。这些家长的孩子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 有的把自己锁在屋里半个月，一提上学就哭；有的在家待了两年，除了玩手机就是发呆；最长的一个已休学13年，连出门都成了难事。

情况或早有端倪，可即便发展到停学的地步，也只有少数家长后知后觉 —— 原来击垮孩子的不是矫情，是疾病。

在中国，约3080万儿童和青少年患有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障碍，他们是厌学、休学的高发人群。有调研显示，超过50%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经历过休学，平均休学年龄为14.16岁。照此推算，全国因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休学的孩子，或达千万之多。

韩冰太懂这种困境了。作为北京一家知名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咨询师，他有着20多年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经验，见过因父母常年吵架而拔掉头发的6岁儿童，也接触过因家长隐形控制而自伤四百多刀的11岁孩子。

在他的直播间，每天最多会有上万人同时在线，他们期待能从短短10分钟的交流中得到一颗解药，或一个答案 —— 孩子能回到学校，变得“正常”。

一场在女性腹中发生的死亡

出品：正面连接

插画：陈禹

在中国，育龄期女性（15-49岁）发生一次自然流产的风险为10%左右。全球每年发生约2300万例自然流产，相当于每分钟44例，这还不包括因胎儿发育异常造成的人工流产。

对女性来说，失去胎儿意味着孩子去世，死亡降临。与其他丧亲不同，这场死亡发生在女性身体内部。女性的身体有机会恢复，可以准备迎接下一个孩子的到来，但正因如此，死亡造成的创伤，以及告别、哀伤、悼念等人类合理的情感需求，更加容易被忽略。

女性承担着流产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她们必须服用药物，让停止发育的胚胎从子宫脱落，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杀死了孩子。如果胎儿已经发育成形，她们不得不把死去的孩子“生出来” —— 这被称为引产，产妇会承受超过正常分娩的宫缩疼痛，引产后同样会涨奶、分泌乳汁，怀中却没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流产过的女性，再次流产的风险会不断升高。她们越来越担心自己保不住孩子，为了保胎而打针、住院、辞职。

《正面连接》的这篇报道，访问了五位失胎妈妈。她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居住在广州、香港、杭州等发达城市，从事教育、创作、互联网等行业。反复流产后，备孕成为了她们的生活重心。在访谈中，她们频繁提到“目标”、“成功”、“失败”等。医疗系统将女性流产定义为“妊娠失败”，这个专业术语更让她们成为“失败者”，要面临着外界严苛的审判。

更残酷的是，因为害怕失去，她们面对即将诞生的生命也更加保守 —— 不再为 TA 准备衣服，不告诉别人自己怀孕的消息，不敢觉得开心。孕育新生命带来的快乐不复存在，只剩下无尽的治疗与恐惧。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变成了试纸上的两条杠、血检单上的 hCG 值、B 超里的胎心和胎芽⋯⋯

一个较真玩家决定起诉《王者荣耀》

出品：澎湃人物

第五审判庭门口。图：受访者提供

律师孙千和是《王者荣耀》玩家，玩了八年，总想弄清楚一个问题 —— “黑箱”一样的游戏匹配算法机制是否公平？

这个疑问来自她的游戏体验 —— 对局连胜几次后，“系统好像会想方设法让你输”，比如匹配到“很菜的队友”。游戏中，时常也会有其他玩家吐槽说：“又被系统安排了。”

《王者荣耀》是腾讯游戏天美工作室群开发并运营的一款手游，官方数据称其日活跃用户数处于亿级水平。游戏圈关于这款游戏匹配算法的质疑也由来已久，却无人行动。

两、三年前，孙千和开始搜集关于游戏的算法信息，随之怀疑游戏运营方有让用户沉迷游戏，持续贡献“日活”的动机。她决定率先向腾讯公司发起挑战。

2024年6月18日，孙千和正式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起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成都）有限公司，请求法院颁令其公开《王者荣耀》的玩家对局匹配机制。2025年2月18日，法院正式立案，半年后在深圳开庭。

法庭上，腾讯方的说法，是《王者荣耀》的匹配机制旨在实现公平对战，是商业秘密，公开后易被黑产滥用。孙千和则认为，游戏里的算法机制不应该成为“房间里的大象”。公开是第一步，是否公平，随之也会有答案。

该案被称为“中国游戏算法诉讼第一案”，游戏匹配算法是否需要公开，在法律规定上尚属空白。

腾讯方对诉讼有成熟的应对，先后提交了超过900页的证据。作为一个足够较真的游戏玩家和从业十年的律师，孙千和为自己代理，但相比对面的律师团队，她像是“孤军奋战”⋯⋯

一名女护工逃离养老院的理由

出品：单读

插图：李文丽

李文丽（梦雨）当过近十年的家政工，代表皮村文学小组和鸿雁之家参加了许多活动，很多人都熟悉她的故事 —— 从甘肃老家到北京打工，内向的她不仅认识了更多姐妹，还画了画、写了书。

不过，她比较少提起的，是在疫情期间去一家养老院当护工的经历，而这份工作只干了不到40天。为什么她匆匆逃离了这家养老院呢？

在发予《单读》的第一稿《逃离养老院》里，李文丽说明的理由只是“心情特别压抑和沉重”。问她具体是什么事让她下决心逃离养老院，她才说起养老院性骚扰的事，说“太难讲了”，但可以“试试看”。

于是，《单读》“在皮村”栏目的这篇文章，分享的就是这一次艰难讲述的结果。这篇以第三视角写成的故事里，既有令人难堪的真实，也有电影一般的忧郁与戏剧性。文中的插图皆为李文丽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