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精选：公交公司削减成本、乡村教育问题、起底“闭店产业链”

4月8日，江西省南昌市一起公交车撞倒多名行人的事故，不仅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还揭示了公交公司连连削减开支所造成的问题——人手短缺、线路里程增加、工时变长，这些压力全数落在公交车司机的身上。有司机认为长期这样下去，类似的事故肯定会再发生。

跟许多乡村小学一样，建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甘棠镇半山腰的群建学校面临着一系列乡村教育的问题，其中招生困难更让学校频临倒闭。在校负责二年级班的小朱老师（化名）去年参与了招生，走访村里的不少家长，见面听到的第一句话总是：“我们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去镇上了。”

一家拥有上千会员的预付制连锁商家，竟然在一夜之间“金蝉脱壳”。在维权群里，有多位苦主提到了“职业闭店人”。循此线索展开调查，《新京报》记者挖掘出从2019年兴起的“跑路产业链”——以“职业闭店人”为核心，通过一系列手段，让企业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资金，甩清企业绝大部分债务。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4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公交车失控致3死7伤：降本增效下，过劳的中年司机

出品：三联生活周刊

农贸市场标牌处为事发车祸的地点。图：受访者提供

4月8日，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一辆公交车撞倒多名行人，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事后通报初步调查结果，指232路公交车的51岁司机李某在驾车期间“突发心脏不适，失去意识”。

司机突然失去意识，可能是导致这一起致命交通意外的直接原因；然而，媒体挖掘事故背景，发现南昌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昌公交）近年不断削减成本开支，司机被迫承受人手短缺、线路里程增加、沉重工作量等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引述与出事司机李某同属一个分公司的赵扬（化名）称，开车的都知道“心脏不适主要就是因为工作太累了，长期负荷肯定会出问题的，机器也有抛锚的时候”。事故发生之后，赵扬跟许多同事聊起，都认为“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类似的事故肯定还会发生”。

对赵扬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他经常5点多起床，从6点发出第一班车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以后；车子从起点开到终点再回到起点算是一趟，共计40多公里，要开将近两个小时，一天总共要跑五趟。赵扬常跑的路线在新城区，路况虽然不如老城区的复杂，但在上下班高峰、节假日等时段也会出现堵车、需要频繁刹车的情况。作为公交车司机，他必须要时刻注意其他车辆，以及来往的行人和电动车。

此外，公交车司机还要在自己的车厢里充当“服务员”的角色，特别需要注意老年乘客。赵扬透露，按照公司的规定，如果发车或刹车时老人在车上摔了跤，司机要自掏腰包赔偿医药费。有时候，乘客聊天、打电话的动静太大，司机也要管理，一旦被认为处理方式不妥当，却有可能惹来乘客投诉，有可能因此被停岗。车外车里的状况，让司机的大脑长期处于疲惫状态，导致反应变慢、判断能力变差，这是赵扬跟许多其他司机的真实体会。

让司机工作越来越难做的，是公交公司持续削减成本开支。《三联生活周刊》引述数据指出，南昌公交自2020年起加速节省成本，营运成本在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间逐年下降，较2019年平均减少了5.54%，线路总数合共减少24条，员工总数则减少8.4%，由此削减人力成本5400万元人民币。此外，公交车数量从2021年12月的4298辆，减少至2023年8月的3881辆，合共减少417辆。

这些数字意味着，更少的司机要开路程更长的线路，自然就要更长时间地驾驶。随着线路减少，一些线路就需要绕路、增加站点、延长路程。在人手短缺之下，一些司机原本可以跟同事两班倒，现在只能一个人开满全天的班。更加打击士气的，是司机的工资不增反减。

赵扬透露，今年他驾驶的路线延长了七、八公里，一趟跑下来要多出20分钟，但工资反而由6000元出头降到了5000多元；而且，公司加大了扣罚力度，车内卫生不达标、请假、值班时吃东西，甚至单手握方向盘超过一定时间也要扣钱。“一些年轻司机不堪重负，陆续转了行，有的去跑外卖，我所在线路的驾驶员在过去几年里减少了七人，现在认识的司机多是在50多岁。” 赵扬说。

一个都不能少

出品：正面连接

图：正面连接

小朱老师（化名）简直无法相信，她要教的班就只剩下两个学生了。2022年9月、一年级入学时，这个班还有五个学生。接下来的几个学期陆续有学生转走，到的今年开学报到的这一天，胡博文（化名）妈妈来学校向小朱老师道别，跟她说博文因为要转走，在家里哭了好几场。

校长总是隔三差五来关心小朱老师：五个人教得惯吗？四个人教得惯吗？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两个人还教得惯吗？

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一个学生生病请假了，班上只剩下一个孩子。一个人就不能上课，因为要等进度。这一天上午，小朱老师给那个孩子做试卷、讲试卷，到的第五、第六节课，只能教他剪纸、给他在电脑上看了一部电影《超能陆战队》。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但人少的失落感还是时不时浮现出来——教室后的宣传栏空空荡荡，班上学生加上老师也就三个人，要画很多张手抄报才能填得满。有一天上数学课，学到统计，小朱老师请喜欢红色的举手、喜欢白色的举手、喜欢黑色的举手⋯⋯在这个时刻，她感受到了班里没人的荒谬。

这座学校叫群建学校，建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甘棠镇的山腰，校舍很新、甚至有点奢侈，共有两栋教学楼，还有一个配了400米塑胶跑道的标准操场。然而，其中一座教学楼已经被半废置，而另一座还在使用的教学楼共有两层，10个学生的三年级班、7个学生的四年级班和7个学生的五年级班都在一楼，只有两个学生的二年级班在二楼。换言之，整层楼都属于小朱老师跟她的两个学生，是她们三个人空空荡荡的小世界。

跟所有乡村小学一样，群建学校同样要面对一系列乡村教育的问题——行政的重压、人员的流动、资源的废置，以及招生的艰难。受惠于2015年和2017年的两次政府拨款，群建学校的硬件条件其实很好，除了建成操场、翻新教学楼外墙，每间教室更配备了多媒体投影仪。在那座如今已经废弃的教学楼里，曾经有美术教室、科学实验室和计算机房。然而，这些硬件设施在招生时都起不到作用。去年，小朱老师参与了招生，到村里挨家挨户走访；许多家长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已经决定把孩子送去镇上了。”

在小朱老师的班上，男孩叫李宇彬（化名），女孩叫李子琪（化名）。宇彬上课时跟老师互动得很大声，其实笔记常常不知道该记哪里；有时候，小朱老师会用手在空中虚抓一下，提高音量：“李宇彬，回神了！”小琪则话少，每次举手发言都言简意赅，准确地给出老师想要的答案。

宇彬和子琪的家长不是没有想过让他们转校。得知班上只剩两个学生时，子琪爷爷去找过教委的远房亲戚，商量要不要把孩子送到镇上。宇彬爸爸也跟小琪爷爷讨论过，要他们两个以后“结伴去镇里上中学”。至于没有转的原因，是家里条件不好。交通费、镇上房子的房租，以至于父母有没有时间陪在孩子身边。

“你们要是再转走的话，这个班不就⋯⋯” 记者想说“快要散了”。

“快要倒闭喽。” 宇彬说。

起底“闭店产业链”：一家门店是如何“金蝉脱壳”的

出品：剥洋葱 people

今年3月，南京金宝贝早教店闭店的消息登上了热搜，也让“职业闭店人”浮出水面。图：受访者提供

一家拥有成百上千会员的预付制连锁商家，如何在一夜之内“金蝉脱壳”？4月18日，成都卡乐吉亲子游泳蓝润置地广场店突然歇业，店方声称的理由是“㶽炉损坏”。一天后，商场一方贴出公告，指店方从3月开始拒交租金。

​​卡乐吉会员李大伟（化名）对《新京报》表示：“卡乐吉在成都有5家店，前一段时间突然关闭了3家，只留了蓝润置地广场和西辰天街两家店。但因为当时能把课程转到剩余的两家店，很多家长的维权不了了之。如今，剩下的两家店也‘跑路’了。现在维权群已经有200多位受害者，有人损失上万元，但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在这个维权群里，有多位会员提及了“职业闭店人”。循此线索展开调查，记者发现多地商家“连夜跑路”背后，是一个被称为“跑路产业链”的灰产。早在2019年，上述产业链就已经在健身、早教等预付制商户之间悄然孵化。产业链的核心就是所谓的“职业闭店人”——通过一系列手段，让企业法定代表人支付一小部分资金，甩清企业绝大部分债务。

在这些商家疯狂跑路的背后，是无数会员“退费无门，投诉更无门”。报道引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职业闭店人”团伙与不怕当老赖的“职业背债人”勾连，通过转移法定代表人的方式帮助原企业主“赖账”。

“职业闭店人的出现，直接破坏了某些行业的生态，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陈音江说，其背后反映了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预付制监管缺失。目前当务之急是明确“责任划分不明”的监管问题，完善预付式消费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整顿“粉红税”这件小事

出品：极昼工作室

图：极昼工作室

如果不是大数据推送，张含宇（化名）未必能注意到两支分别标榜供男和女使用的洗面奶的价格相差那么大。

张含宇去年刚进华东政法大学读大一。她花149元买了一支洗面奶之后，发现同品牌另一款男士洗面奶只要82元。除了大数据透露的价格差异，她的直觉告诉她一些“不对劲”，譬如女士洗面奶的宣传页有更多功能性的词汇，例如“高度清洁、美白”，男士洗面奶的页面则比较简略。

张含宇在一个高中同学的小群里说起这件事。群里的几个朋友延续了高中的友谊，平时会聊些八卦和吐槽；他们进了同一所大学，其中有三个人在读法学专业。

意识到问题的是徐佳林（化名）。她对美妆颇有研究，初中开始就关注了许多美妆博主，看过一些“化妆品红黑榜”，也看到过类似的吐槽。作为一个“成分党”，她在一个化妆品成分查询软件上搜查了两支洗面奶的成分，发现各种成分、含量，以至功效基本相同。

他们觉得这涉及针对性别而产生的“粉红税”。将“价格差”确认为可能的诉讼方向，这个法学三人小组再招揽了两位同学，其中一个是外校的研究生。他们开始尝试跟商家、电商平台、全国12315平台等沟通，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下，决定诉诸法律。张含宇形容，这是“法学小白勇闯一下”。

2023年7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这一起案件。对这群初入大学的年轻人来说，真正进入司法实践，才意识到其中的曲折——没有现有法条和案例可供参考、来自强势企业的压力⋯⋯不过，在更广阔的世界，他们希望借助这一件“小事”做得更多。

一份笔迹鉴定，让被判“贪污受贿”的劳模看到改判可能

出品：北青深一度

郑小东（前排右三）曾在2010年被评为四平市特等劳模。图：北青深一度

“冤案导致我的家庭支离破碎，女儿、儿子离婚，妻子被气病，老母亲之前还能来监狱探视，现在已经坐轮椅了。” 2024年4月12日再审开庭时，郑小东抹着泪哭诉。他当时还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去世。

郑小东早年先后担任吉林省四平市辽河农场副场长、茅山分场场长，是“副科级干部”。2007年、2010年，他分别被评为四平市劳模和特等劳模。然而，一份举报改变了他的命运——

2015年，有人到辽河垦区纪委举报郑小东。茅山农场调查后出具过一份《举报人说明》，称举报者因选举问题、低保资格等个人利益问题闹事，并且以举报茅山分场领导相威胁。不过，辽河垦区纪委没有停止针对郑小东的调查。郑小东宣称，他和另外3位职工曾在2016年初被拘禁审问15个小时，他因此举报过当地纪委的调查人员。

2017年8月30日，郑小东因涉嫌贪污、滥用职权而被刑事拘留。2020年3月6日，他因贪污罪、受贿罪及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二审被判有期徒刑8年。不过，郑小东始终自辩无罪，他的妹妹郑小卉律师坚持为他做无罪辩护，并且一直申诉。

申诉三年，案件迎来转机——吉林省检察院调取了茅山分场会议记录、现金日记账、记账的原始凭证，还对部分在案证据进行了笔迹鉴定。《北青深一度》引述消息指出，在郑小东涉嫌贪污的证据中，包括一些被认定为虚构的票据；其中，收款人为“杨爽”的多张票据，因杨爽作出证言否认本人签字和收到相关款项而被认定为虚构，成为裁定郑小东贪污的证据。

郑小卉就此指出，杨爽是山皮土供应商柳阳的大车司机，柳阳一直作证称，相关款项由其实际签名领取，而最新的笔迹鉴定结果也显示，收款人“杨爽”的签名实为“柳阳”所签。笔迹鉴定成为了吉林省检察院抗诉的重要依据，认为不能直接认定相关款项支出为虚构。2023年3月9日，吉林省检察院向吉林省高院进行刑事抗诉。

2023年6月7日，吉林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认为该刑事抗诉符合再审条件，指令四平市中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郑小卉告诉《北青深一度》，收到抗诉书后，大哥觉得自己的案子有了盼头。

县城体制内女孩，不想将就，又怕结不了婚

出品：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处。图：视觉中国

河南的公务员何璇还记得，她在2022年考入体制，到单位的第一天，所有人见到她都会过问一句——有男朋友了没有？

何璇27岁，在县城的语境下已经迈入“大龄”的门槛。她开始相亲，但几段相亲经历都沦为和朋友调侃时的段子——有一个男生在第一次见面的餐桌上就要给她喂饭；另一个相亲对象在电影院里朝她的耳朵吹气；有人刚坐下就开诚布公：“我这个人很多缺点很多毛病。” “我知道你们女孩子都喜欢惊喜，但我就是不想给。”

跟她见面的男性通常也是体制内的，因为工作清闲，又不爱运动，总喜欢约人吃饭喝酒，一个个体型发胖。在喜欢健身跳舞的何璇这里，通通卡在了“颜值”第一关。

何璇做过粗略的统计，在一个县城里，单身适龄、家庭背景相似的男生不超过十个。相亲来回都是那几个人，早碰撞不出什么火花。有时朋友相过亲的对象，兜兜转转又被人介绍给自己。

父母没怎么催婚，但身边的同龄朋友都在急着赶婚姻的末班车。一个女性朋友与认识五个多月的相亲对象闪婚，结婚半年就生下孩子。另外几个朋友，前阵子还在托她帮忙介绍，几个月后突然在朋友圈晒出结婚证。这让何璇感到焦虑，自己身边连个能闪婚的人都没有。她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怕将就结婚，又怕真的结不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