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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名字是》(Hennes namn var)节目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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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C23 侧记:哪怕空间再小,也不要停止做事

过去三年,因为新冠疫情,我的生活和工作变得封闭。2022年在反复封控下,我没有出过一次差,绝大多数报道都基于电话采访,可以正常操作、发表的选题也越来越少。我感到自己的视野、对世界的理解在收缩,也感到了整个行业的消沉——同行们普遍倦怠,认为这份工作在我们的社会中已失去活力,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于是我申请参加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希望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听听他们都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度过,更重要的是找到解法,哪怕只是一些微小的提示。我想,活力和信心最终还是取决于一个问题:新闻还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创新的呈现方式

我受到的第一个启发来自一场名为《如何以创新方式呈现调查报道》(Presenting Investigations In Innovative Ways)的分享,两位《哥德堡邮报》(Göteborgs-Posten)记者介绍了他们的一个包括播客和纪录片在内的多媒体项目——《她的名字是》(Hennes namn var),它讲述的是一个19岁的女孩被男友用锤子砸死之后抛尸湖里的故事。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这是一个常常被报道的主题,但他们说,你还可以用新的方式来呈现。

新方法的核心在于“视角”,首先是受害者视角。在案件发生后,人们普遍用“那个被扔进湖里的女孩”指代受害者,这意味着女孩不但被夺去了生命,并且会永远被以此记住、命名。记者们由此想到,要建立一种新的叙事,从受害者出发,“视角首先是她,她不是她死去的方式——她有朋友,有梦想,有悲伤”。

以受害者作为故事主角并不新鲜,但当记者们播放纪录片时,我才明白什么是他们口中的“视角”——镜头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切入、推进的,观众跟随故事,像跟随女孩生前一样,和她的朋友一起去学校、走在路上、一步步滑向悲剧。直到她的妈妈发现她被杀,报警,但没得到任何帮助。这种叙事方式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不仅可以了解这个故事,还可以经历,你会很深切地体验到她们如何孤立无援,没能及时得到救助。

记者没有沉溺在个人叙事中而忽视公共议题。整个社会系统为什么没能挽救受害者?在这个系列纪录片中,每一集都有一个医疗、警察、社会服务机构犯错的案例——他们原本能阻止暴行,但没做到。

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片子仍然用到了创新的视角:在最后一集,记者出镜了,她原本的身份是记者,但最终揭开她的身份是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朋友——她的女友也死于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片子结尾处,视角又切换到了一位受害女性的母亲——她有很多问题想要质问当局。影片最后的影像是她坐在那儿,手里缠着女儿的头发,提出这些问题。片子放完,分享的记者说,过去作为调查记者,总是我们在追问公权力,但最后我们决定让受到伤害的人自己来说话。

这整个操作案例给了我很大启发,因为这样的选题并不罕见。特别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类似的事发生。我们往往觉得它们并不新鲜,背后的问题也不新鲜。但瑞典记者在面对“旧问题”的质疑时会说: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被解决,那么它就是当下的问题,而不只属于过去。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新的、更有力的叙事方式呈现这些议题,同时可能也需要去探索新媒介——《她的名字是》的呈现形式是视频和播客。它的确比文字更具备“让人听到当事人开口讲话”的力量。

播客《强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封面

在另一场讲座中,印度尼西亚的广播新闻机构 KBR 主编 Citra Prastuti 也讲述了类似的叙事方法——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讲述。2022年,KBR 推出了播客《强迫婚姻》(Dipaksa Kawin),记者们采访了很多印尼童婚的幸存者,从中选择角色,同样是以受害女性的视角讲述,推动故事发展。除此之外,Prastuti 还介绍了一个创新的工作方式:围读。把文案大声读给同事们听,通过他们的即时反馈来打磨故事。

新闻专业主义的意义

让我收获了最多“干货”的一场讲座主题是:如何做好调查报道的编辑(Investigative Editing: Best Practices)。一是不久前,我刚开始尝试编辑的角色,实操中遇到不少障碍和困惑;二是这样看似“基础”的讨论,让我重温了日常工作环境中已渐渐淡化的新闻专业主义。

OCCRP(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的创始人兼编辑 Drew Sullivan 强调了制定采访计划的重要性。他首先讲到了一个我们工作中的确经常遇到的情况:记者到处做采访但拿不到关键信息,花费数月还写不出报道,最后机构不得不放弃这个选题。他分享说,这实际上是编辑的失职,一个好的编辑应该确保记者先找到了支撑故事的核心信息,之后才可以做其他事。

第二个重点是关于主题。要不断提醒记者稿子的主题。关键不在于编辑要知道这些答案,而是因为不断重复能帮助记者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墨西哥媒体 Quinto Elemento Lab 的编辑 Alejandra Xanic 则说,由于报道的主题随采访会不断变化,她会让记者写下来,像便利贴一样粘在办公桌上,每次在桌前坐下就能想到它。和记者沟通时她还会写笔记,记录本周记者得到了哪些信息、出现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笔记应该是一个可以和记者一起编辑的文档,记录下对话中提到的最重要的场景、细节、人物,以免记者在海量素材中,最终遗漏掉这些珍珠。

美联社副总裁 Ron Nixon 说,他会和记者坐下来,让记者讲故事。因为人们都喜欢听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并且,当记者只讲述概念,实际上是在讲已经自己加工过的思考结果,而编辑并没有掌握原始材料。编辑应该先倾听故事,然后再引导记者思考。

他提到一种做法叫“Line by line”(逐行编辑),就是坐在那儿一行一行地编,有时花费四、五个小时,因为要处理每一个因素。比如,即便记者写到某人是市长,虽然这是常识,编辑也要看到相关的来源——因为记者出错的地方总在细节上,因此编辑要逐行、再三确认看上去没问题的细节。具体到一句直接引语,要看到录音中的上下文,明白这句话的语境,再判断在文中是否准确。

坐在百人会场上听这场近1小时的研讨,我会不时感到自己受到的激励大过经验点本身,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用这样的方式做这件事。专业主义并不过时,并且可能是让做报道这件事具备意义的唯一方式。

再小的空间里也要做事

最后我想回到最初申请参会的,那个最直接的初衷:我想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些同行和我们一样处境艰难,又怎样克服。为此我去听了一场名为“如何在艰难的地方做调查报道”(How to Spread Watchdog Journalism in Tough Places)的讲座。

来自孟加拉的记者 Hasibur Ra​​hman 说,在他的国家,媒体做很多事都需要走一个官僚主义的流程,得到批准才能进行操作。同时读者也对媒体缺乏信任。人们普遍对新闻缺乏认知,生产新闻流程是什么,新闻的力量是什么。

一位在全球培训记者的专业人士的发言让人稍感安慰。她说来自政治和经济的挤压,是全球记者都在面临的挑战,不只在几个国家。过去两年,她访谈了全球各地的数百位记者,问他们是否感到压力在增加,是否觉得自己在危机中工作,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做些什么呢?其实在这次大会中,一些海外同行,特别是来自亚洲地区的实操案例给了我一点信心。比如上文提到的叙事类播客,其实在国内也有同行尝试,但在传播上很难打开局面,也难以组建成规模的团队。但在印尼 KBR 的案例中,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有专门的调查团队,只能在常规工作之余去尝试这件事;音频调查报道节目在当地也缺乏受众。但他们还是通过宣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些问题。他们深入大学,和学生就如何制作调查播客做交流;也深入社区,一起在 Instagram 上直播,讨论播客背后的故事。总之,他们在尝试用不同角度将一个播客推向不同社群的新受众。在尚可操作的层面,问题并不是完全无解。

至于我们都无能为力的层面,也许能用来支撑自己的就是一点信念。本次大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瞬间,也来自 “如何在艰难的地方做调查报道”的分享。在几位嘉宾发言后,一位女记者站起来提问,说她来自阿富汗,在2021年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后,领导一家名叫“Zan Times”的女性记者编辑部,流亡到了加拿大。

“我们非常痛苦挣扎,”她说,她一方面忧心同事的安全。女性记者、在塔利班掌权的地方生活,晚上她想到这些就常常失眠、做噩梦;另一方面她找不到资金,常常无法给这些冒险工作的同事付工资。有时她挪用自己的钱,但她也有家庭,也要吃饭。她想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一位嘉宾给她建议:可以把这种处境写下来。让编辑部所处的地方——加拿大的人们能更理解她们的困难。建立连接,也许能争取到支持。但这位嘉宾接着也遗憾提醒,众筹恐怕很困难,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外,媒体很难获得支持。

另一位嘉宾说:“你不是一个人,这栋楼里有2134个人,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工作来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会感到孤独,但我让自己积极的方式就是,今天我们是2134个人。”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半年前,香港一位新闻传播学教授李立峰在新书《阅读新闻:专业价值和媒体批判》中写到的一段话:总有人问我,还有人愿意学新闻做新闻吗?但事实是,即使在全世界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也有人还在做新闻。


作者于月,非虚构写作者,2023年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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