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婵：想象力、工具与爱，我从 #GIJC25 得到的

去年11月末，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办，整整四天的课程与工作坊，富氧环境里畅快聊新闻的兴奋感贯穿了始终，人的状态也随着快节奏的课程而被调动得高度兴奋，每一个时段都要取舍再取舍，与朋友们的聊天总是以“我只有五分钟（闲聊）”、“你下一场去哪儿？”开场，语速得是平时的好几倍，好像这样才能不浪费一分一秒。

深度报道大会的课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专注调查议题本身的技巧分享：贪腐调查、海洋调查、全球供应链、移民……也有许多对记者们所面临的报道环境的挑战的回应：流亡媒体的生存、自由职业者接案经验、编辑部如何募款、法律知识与安全设备的训练……还有很多工具与技术课程：例如数据新闻、新闻可视化工具、如何运用卫星地图工具来辅助报道。

一些印象深刻的分享

在《串联线索，如何在数据匮乏中做报道》（Connecting the Dots: Investigating in Data-Scarce Contexts）中，来自塞尔维亚的女记者 Teodora Curcic 分享了好几个报道案例，第一个是一项关于塞尔维亚食品价格变化的调查：在塞尔维亚，必要生活品价格长期上涨，但工资和养老金的增长却停滞，几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生活成本的变化。

关于塞尔维亚食品价格变化的调查。图：BBC

政府出台了一些调控措施，总统高兴地宣布这些措施是有效的，但公众却无法清楚地知道价格究竟如何变化、政策是否真的有效。（这让我想到很多跟中国经济有关的选题，我们有对经济变化的体感，却无法通过可靠的数据来知道我们的生活正在如何被影响）

面对这一现实，塞尔维亚记者选择从商业网站抓取政策实施之后的6周内125种产品的每日价格，通过计算跨品牌、跨门店的平均价格，来还原真实的市场变化，而不是被个别促销或官方口径所误导。可以想见这项工作投入时间和精力一定很大，但在数据匮乏的环境里，揭示真实的市场趋势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个案例是塞尔维亚的杀害女性案的调查。记者分析了2014年至2022年底期间进入司法程序的117起女性被杀案件，发现其中超过一半并未被定性为加重谋杀罪，许多施暴者最终只受到较轻的刑罚。在部分判决中，甚至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减刑理由，将暴力行为的部分责任转移到遇害女性身上。

关于这些案件，在记者介入之前，既不存在官方统计，也缺乏系统性的司法分析，已知数据主要来自媒体报道和民间组织的零散整理，既不完整，也难以相互印证。为此，记者通过信息自由法案申请获取了相关法院案件文本，并对判决书进行系统性的文本分析，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司法系统究竟是如何理解和处理针对女性的致命暴力的。

这一调查路径也被扩展到另一类在塞尔维亚同样长期被忽视、却高度制度化的问题——产科暴力上。（产科暴力包括孕期和产后立即实施的身体和言语虐待、羞辱、强迫或未经同意的医疗程序、侵犯隐私和保密权、拒绝知情同意和止痛药物、拒绝入院、分娩期间的疏忽导致本可预防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以及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将母亲和婴儿滞留在医院。）

由于“产科暴力”在法律上并非独立罪名，相关投诉往往被归类为医疗事故或医疗过失。医院并未系统地监测或报告此类事件，许多女性也选择不提出投诉——通常是出于恐惧、疲惫或认为一切都无济于事——因此这些案件很少留下书面记录。

这一项调查《等待正义，一个辜负女性的制度》中，记者同样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 申请，获取了几项刑事犯罪相关的法院或检控案件。由于女性通常会以医疗事故或疏忽等罪名进行举报，记者还通过产科病房获取了所有检查报告，并筛选出涉及婴儿死亡或分娩期间遭受不当对待的报告，这些是可能表明存在潜在产科暴力的情况。

为了填补数据空白，记者还设计了一份问卷，邀请女性匿名分享她们在医院的经历，在收到了超1200份回复之后，她们发现产科暴力的模式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也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后续访谈。

性别暴力相关的议题在中国并不陌生，但受限于新闻环境与调查成本，报道往往停留在个案层面。在聆听这两个塞尔维亚案例时，我不断意识到：个案的呈现固然重要，但在大量个案之间识别出制度性的共性伤害，同样是调查报道不可回避的任务。

老实讲，作为一个在非虚构浪潮下长大的记者，这种针对系统性问题的调查是很陌生的。我当然能理解，近些年，在我们所处的新闻环境中，只提个案而不上升到社会层面，是让报道得以面世的策略。但作为一个疫情爆发时入行的记者，长期以来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职业训练，会让我长成一个再也没有办法分析系统性问题的记者。我们总是以为，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只是不写出来而已，但其实不是的，长期在一种审查的环境下做报道，这种隐形的伤害是难以避免的，到最后我们也许什么都不知道，也会失去分析的能力。对于更年轻的记者和实习生来讲，这也会限制大家对新闻可能性的想象，毕竟可见的好报道在不断减少。

在“调查中国”（Resources on investigating China）的分享里，记者 Eva xiao 分享了她2023年的一项报道 How China is tearing down Islam，这则报道调查了中国范围内大量的清真寺是如何被改建或拆除的，她使用了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API功能，以便于查找全国范围内的清真寺，她还用到了一些公开文件帮助分析政府对清真寺管理的政策转向。许多她使用的材料看起来并不秘密，例如当地政府的宣传通稿里和社区通知文件，这让我想到，当你有明确的线索知道你要调查什么，也许公开信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极度匮乏。

金融时报的报道 How china is tearing down Islam 截图。图：FT

在全球供应链调查里的课堂里，自由撰稿人 Emily Fishbein 介绍了她如何调查中国在缅甸开采稀土的故事，这项调查的背景是：2010年以来，中国日益限制了国内的稀土开采，此后中国公司一直在缅甸边境开采稀土，中国公司通常与当地商人或武装当局合作开采，然后通过陆路运输往中国进行加工，2021年缅甸军事政变之后，稀土开采进一步扩张。

但是由于稀土矿区高度军事化，外人很难进入，链条上的员工被禁止发布照片或视频，媒体几乎不可能接触到业内的消息源，加之缅甸内战的背景，缅甸内部的企业披露数据也非常少。

信息少、难以找到公开的数据、难接触采访对象、采访议题也可能是“敏感”的，这好像就是我们面对大多数中国调查选题时候的困境，很多事情，一开始我们就会想，这没有做下去的可能。但 Emily Fishbein 最终通过大量的研究资料、专家说法、当地记者的实地探访、以及工人们的 TikTok（工人们很爱发 Tiktok，而且由于工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开采什么，反而会没有顾忌地发 Tiktok）串联起了她的报道。

来到 GIJC 之前，一些朋友会跟我说，在这里，大家聊的新闻业，和我们平时聊的新闻业会不太一样。这句话的语义很微妙，但在中国做记者的人会理解这句话。一直以来，似乎有一个魔咒在中国记者身上，中国太特殊了，在开源报道课程分分享数据库的现场，没有中国的数据；学习如何调查腐败问题，怎么可能？和记者们的聚会也仿佛总以叹息结尾。

但中国是否真的如此特殊？我们是否真的什么都做不了了？这是最近几年里，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不想轻易含糊地面对这个问题。在 GIJC，我一次又一次被记者们的报道打动，不断得到新的灵感与启发。记者们的分享只有短短的时间，并不能全然地讲述她们报道背后的漫长时间投入与种种困难。记者的工作也很难转化成简单的公式学习。但当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已经落地的报道案例，我会觉得被打开了想象力，如果有一天我要做类似的报道，我至少知道，学习的方向是什么，我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除了业务的学习，我还在 GIJC 的现场得到了很多的情感连接

我的 GIJC 之旅第一堂课是流亡新闻编辑室，分享嘉宾之一是 Zan Times 的主编 Zahra Nader，许多中国读者因为正面连接的报道《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知道了 Zan Times，这是一个阿富汗流亡记者创立的独立媒体，身处境外的编辑与阿富汗国内的自由撰稿人合作，来报道阿富汗国内的真实情况，这样的编辑部里，每个人都面临许多的创伤与真实的生活困境。

被问起她们如何与受访者建立信任的问题，Zahra 说，“有时候，民众会宁愿相信我们，而不是相信一个国家媒体”。

听到这个回到的瞬间，我想起我也体会过类似的状况。过去采访时候常常心虚，担心聊某个题目很敏感，很不合时宜，担心被骂间谍，担心被责怪。但最近两年，不知道是我们自己越过了红线，还是整体气候在变化，在约访上我反而受挫很少，甚至会遇到有采访对象跟我说，“（愿意接受采访）因为想支持你们，就像支持那些本就存在不多的独立书店一样”。

我甚至在开始处传播一个“暴论”（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给自己打气）：可能以前有100个采访对象是愿意讲话的，现在可能只有10个甚至5个，但对于个人记者来讲，只要找到这5个人就够我自己忙活很久了的。以前总是学“如何让采访对象愿意开口”“如何说服、打动人愿意接受采访”，现在我完全改变了策略，找到愿意说话的那5个人就好。表达是一种责任。

最近几年，我很爱听各种独立媒体和流亡媒体的生存故事，听大家如何从零开始建立编辑部？小编辑部有哪些生存困境和生存智慧？如何获取信任？如何让记者和编辑活下去？

过去在大型机构媒体工作时，完全不会考虑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里，好像除了采访和写作，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关心（多么”天真”的生活！），直到媒体的尺度缩小到没法工作、稿费下滑、编辑部一间一间关停，才会意识到，有一间可以安心做报道的编辑室，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现场的闲聊中，我得知了一个俄罗斯流亡媒体 The New Tab，点进他们的网页，一则报道很有意思：在俄罗斯，由于一项“意味不明”的“限制外国人代理人书籍 ”的政策，许多图书馆的图书遭遇了失踪，民众故意去图书馆借出有可能会被销毁的图书，再报以丢失，这样才有可能保护那些图书。图书管理员们则每天都都收到这样的询问：“如果我借了书不还，也就是偷了，会怎么样？规定是怎么规定的？”“你们还有哪些书籍需要销毁，让我借走吧！”

The News Tab 关于“外国代理人”所著书籍遭受审查的报道。图：The News Tab

我立马就把这篇报道分享给了我的朋友们，多么熟悉的荒诞故事！我却像被打开了新世界，荒诞的日常里有很多事情是值得被报道的，而不只是一笑了之，原来我们也可用报道语言来描述荒诞日常。因为这就是这个国家当下正在发生的一部分。

在会场，我还认识了许多缅甸记者，她们通常离开了缅甸，寄居在周围的某些国家，稿费低到不能想象。一位缅甸记者跟我说，尽管面对战争、断网、极低的收入，但仍然有许多年轻人会选择成为通讯员，将当地发生的故事寄给流亡的记者，让 ta 们在相对安全的地区将报道公之于世，如果遇到断网，通讯员需要奔波几日，去到有网络的地方才能发送素材。而这一切都并非出于利益（通常每条素材只有几块钱的报酬），而是出于公民的责任。

许许多多的时刻让我感动，因为少有机会这样光明正大地谈论新闻的责任与意义。

很多交流发生在非正式的环节，因为大会发生在亚洲，得以认识了很多港台和马来西亚的记者，有一天晚上，马来西亚的记者带我们去茨厂街吃饭，同我们介绍local食物，并坚持要请客。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我竟然有些羡慕，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大会发生在北京，我想我们也会很开心地同其他国家的记者介绍这里的一切，可惜自我工作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开放年代。

今年，GIJC 的联合主办方是当今大马（Malaysia Kini），这是一间独立的本地三语媒体。活动结束之后，一堆中港台记者一起约着去参观了当今大马的编辑室，也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媒体故事。

当今大马一楼餐厅里有一面“捐赠墙”，站在墙边，运营长的故事是从华文学校开始讲起的，由于华校在马来西亚特殊的位置，学校一直有学生筹款的传统，“小有小捐，大有大捐”。

当今大马成立于1999年，那时候马来西亚还是半威权国家，编辑部经常被滋扰，警察会来问话，记者会被带走，警察以调查为名收走电脑。26年后，还有有很多电脑不知道在哪里。

房东也一直被施压，编辑部觉得，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持续运营会很困难。那时候财务状况还好，民间的支持也很强，于是编辑部决定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做办公室。但买房还是很大一笔钱，Ta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募款，以卖砖头的形式，一块砖250美金，捐赠人的名字会随着砖头被写上墙。当年的捐赠人很多都是反对派、活动家、普通人，也有化名。运营长说，那时候留名字支持一个被政府视为眼中钉的媒体，也是需要勇气的。

但运营长要跟我们讲的并不是一个筹款故事。

2018年马来西亚选举，反对党阵营赢得大选，是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成立以来，首次实现政党轮替。换了天地。

运营长在墙上一个个名字指过去，当年捐款的一些人，成了今天国家的部长和副部长们。运营长说，所以我们这家媒体的变化，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回来之后，我查了一下墙上的名字，有马来西亚前总总检察长 Tommy Thomas，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房屋及地方部长倪可敏，前外交部长 赛义夫丁阿卜杜拉，他也在通讯和多媒体、业与社会发展部门工作。

运营长跟我们介绍说，当今大马一直是有立场的，“我们不会假中立”，支持多元、法制（可能记得不太准）。2014年，有一大早上，编辑部的牌子被人泼了红漆，地上有一袋白米和死鸭子，但后来她们发现那只鸭子没有死，只是奄奄一息，她们把鸭子送给一个很爱动物的朋友，取名叫 Kini Duck，鸭子后来又活了十年。她们也一直把被泼红漆的牌匾留下来，为的就是想告诉别人，我们受过这样的攻击。

当今大马搬家的时候，很多搬家过程中的服务都是各个行业的人赞助的，因为感受到一种大爱、平等和多元，编辑部门口特地设置了一些牌匾感谢这些人，最后一个牌匾是感谢来自孟加拉、印尼、缅甸尼泊尔的工人建造了这个办公室。

回来之后，我又看了一下过往的报道和资料。GIJN 的一篇报道中提到：2021年，《当今大马》因藐视法庭罪被处以50万令吉（约12.2万美元），罚款不是因为该网站的文章，而是因为读者在该网站上发表的五条评论。（在总检察长决定停止起诉一名前高级部长的腐败行为后，有读者在评论区对法院的决定进行了抨击）。高额的罚款令人震惊，团队成员普遍认为这是一次企图耗尽他们财力、迫使其倒闭的行为。《当今大马》再次向读者求助，仅仅五小时内，读者捐款就足够支付罚款，还有结余可用于法律辩护基金。（真是令人羡慕的公众支持氛围！）

我还看到，创始人颜重庆（Steven Gan）在采访中提到，一些其他媒体的记者们会避开可能无法通过编辑审批或会惹怒政府的选题，转而交给《当今大马》的朋友。当《当今大马》被禁止参加会议时，其他记者会和他们分享录音。（多么熟悉的历史！）

最后

很感谢 GIJN 和 iMEdD 提供了这次奖学金，后者是一个总部位于希腊雅典、为记者提供咨讯、培训与服务的非政府组织。这一次深度报道大会之前，我还参加了 iMEdD 组织的全天调查报道培训，收益颇丰。

得知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还蛮开心的。虽然开心一定是所有奖学金获得者共同的情绪。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是我最近几年并不在“可见”的主流媒体里工作，大多数时候比较像 Freelancer，以至于在会场，有人看见我的卡牌上写着“Freelancer”，也会惊呼：作为 Freelancer 拿到奖学金，好棒！

尽管 Freelancer 记者在世界趋势里越来越显眼，但在中国的新闻语境里，这确实是一条少有的路径。中国的新闻采访资质高度依赖“许可”，单位的资质和记者个人的资质、合法性、“安全的线”。哪怕你可以做到自己不在乎稳定的保障，也会在各种各样的环节感受到这种阻力，例如自由撰稿的合作单位通常不会把重要的社会新闻选题交给撰稿人、例如一定偶尔也会碰上采访对象在犹豫受访时候考虑你的资质问题、例如你大概率拿不到很多重要单位的回应。

我很感谢这份奖学金降临在一个刚刚好的时机，过去几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修复自己疫情封控期间的伤痛、工作上的失落与无力，也花了很多力气探索如何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尽量不让自己的职业寿命少受到环境和机构变动的影响。到了此时，我已经非常确定，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报道环境，有哪些困难是我们可以努力克服的，有哪些是不能的，但这并不会动摇我继续工作的信心。我也开始知道，我需要学习什么，新的技术和思路会如何打开报道的想象力。

那么，让我继续试试吧！

作者谢婵 自由记者，关注中国的营商环境、社会民生与审查，她是GIJC25奖学金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