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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艾河1号码头位置拍摄对岸的百盛园区。图: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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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精选:在泰缅边境调查电诈产业、“进口药”退出公立医院

2025年初,中国演员王星疑在泰国被拐骗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幸在亲友和网民号召关注和分享信息之下获救。事件再度引起中国网络对电信诈骗的关注,但在湄索进行田野调查的《正面连接》作者伍勤指出,跟中国舆论普遍存在的“东南亚恐惧症”不同,缅泰两国一般人对此议题有另一种看法。

2024年底,中国当局公布第十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结果,原研药在本轮集采中无一中选。本轮集采迅速成为中国网络热话,原研药逐渐退出公立医院,大大影响了一部分追求原研药的患者的就医习惯,也迫使药企开始转向院外市场,寻求新的销售通路。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1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我在泰缅边境调查电诈产业 200 天

出品:正面连接

从莫艾河1号码头位置拍摄对岸的百盛园区。图:伍勤

年初,中国演员王星疑因误信有影视工作机遇而前往泰国,继而被拐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幸在亲友和网民号召关注和分享信息之下,得到中国和泰国政府介入事件而获救。相关新闻除了在中国网络上引起关注,也在缅甸和泰国舆论持续发酵。

《正面连接》作者伍勤指出,跟中国舆论场上掀起的“东南亚恐惧症”不同,缅泰两国一般人的情绪更多是——中国黑帮跑来泰缅边境上搞“电信诈骗”,又拐骗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最后却是泰国和缅甸承担后果,两个国家的形象在国际舆论中跟“电信诈骗”捆绑在了一起。

2023年底至今,伍勤频繁前往湄索,在那里从事泰缅边境上电信诈骗产业的研究。湄索位于泰国最西端的边境上,与缅甸的妙瓦底隔水相望,也是通往河对岸电信诈骗园区的必经之路——园区里面无论是人,还是电力、网络、日常消费品等物资补给都来自湄索。

田野调查期间,伍勤见证了这个行业近年来的一些关键节点 —— 2023年底,中泰两国政府针对泰缅边境电诈产业发起联合打击行动,救出了大量被困在妙瓦底的人。然而,事态踏入2024年后没有明显好转,资本和人的流动仅停歇了一下又恢复生机。不断有从柬埔寨、老挝的园区迁来的新公司入驻这片缅泰边境区域,也不断有公司迁去缅北或迪拜的园区。同时,从世界各地被骗来泰国的人依旧络绎不绝,最终“消失”在湄索。

伍勤对园区的电诈从业者、人口贩运受害者,以至围绕着河对岸电诈园区形成的物资供货商、司机、接待、代理、蛇头、摆渡人等做了大量访谈。与此同时,伍勤长时期观察这条国境线上的物理空间和赛博空间,尝试理解“为什么是这里”,是什么构成了逃避统治的基础设施,使偷渡、人口贩运和现代奴隶制成为可能。

“进口药”退出公立医院:这届中产转向民营医院和“商保”了?

出品:三联生活周刊

西安市第三医院药房。图:视觉中国

张淼(化名)带着患有合胞病毒肺炎的3岁女儿,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了深圳一家公立医院的国际部。长途跋涉的理由,是国际部更有可能使用原研药,而非价格更低廉的集中采购仿制药。

张淼对原研药的执念从怀孕开始。那时集采开始不久,公立医院减少使用原研药才刚出现苗头。张淼了解到原研药与仿制药的概念,坚信“原研药肯定是更好的”。孩子出生后,每次生病,医生开药时她都会主动要求用原研药,但医院很多时候都开不出。张淼的态度比较坚决,拿到开出的集采药之后,会选择丢掉或留着自己吃,再按照药品名称去药店找同款的原研药给孩子。

这次孩子住院让张淼发现了新的问题 —— 虽然国际部能够不受 DRG 支付模式约束(注:医保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向医院付费,不再按项目付费)而开出更全面的检查,但在药品上,除了抗生素等核心药物有进口的,大部分还是以集采药为主。住院管控更加严格,她悄悄问护士能不能用自己带的原研药,护士很为难地告诉她,要上报还要签免责声明,流程很麻烦。张淼没办法,又不甘心,只能表面上乖乖听话,到给宝宝喂药时,把发放的口服仿制药换成自己在院外买的原研药:“就像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以前一直不理解去私立医院的人。” 张淼说。这次国际部就诊的经历,让她心里开始挣扎,未来就医到底要不要选择高端私立。这让她进退两难 —— 相比公立三甲医院,她并不信任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平;但想用原研药,似乎又不得不去民营医院。张淼怀念以前的就医环境:在公立医院就诊,医生会问你要用进口药还是国产药,进口药虽然会贵上很多,但每个人有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的自由。

2024年12月30日,距离开标日18天后,第十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结果正式公布。这场集采被业内称为“历史之最” —— 产品数量历史最多、降价幅度历史最大、药品价格历史最低。

然而,最令人意外的是原研药在本轮集采中无一中选。六年十批集采过后,原研药逐渐退出公立医院已成定局,一部分追求原研药的患者正在考虑改变就医习惯,药企也开始转向院外市场寻求新的销售通路。医药市场格局变化之下,民营医院、电商平台、保险公司等相关行业,都在试图抓住原研药带来的新机遇。

外卖的最后十米

出品: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2024年12月24日,北京融科望京中心楼下,保安斥责骑车闯入的外卖员。图:焦晶娴

在目的地附近停好电动车后,外卖骑手还需要踏上最考验应变能力的最后100米。一位工龄6年的骑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总结了不少“痛点” —— 有的小区必须手写登记,有的小区禁止骑手的电动车开进,有的老旧小区道路像迷宫一样复杂,还看不清门牌号⋯⋯

为了节省时间,骑手们有时只能采用迂回策略,包括自己办理门禁卡、购买平衡车、跟保安搞好关系等。骑手们碰见不喜欢的送达地,要尽量转单。如果是跑单高峰期,单子基本转不出去,就“只能硬跑”。

时间限制和安全管理的矛盾,经常酿成保安和骑手的冲突。2024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北京望京街头目睹了一场纷争:一名物业经理试图拦截一名骑电动车闯入小区禁行区域的骑手,该骑手没有停下,经理上前追赶,两人争吵、相互辱骂,继而升级为相互推搡。骑手试图离开,两名保安加入阻止,更将电动车推倒在马路中间。纷扰直到有警察赶至,调解以骑手主动握手言和结束。“没时间搁这儿耗。” 骑手离开前对记者说。

不少骑手从群聊里获知了此事,接受采访的骑手分为两派,一派愤愤不平,另一派认为没必要:“都是打工挣钱,吵也没用,吵半天超时还是你的(责任)。” 有人建议和保安递烟、混个脸熟,碰上好说话的保安就能免去登记。

为了化解一些小区管理和骑手的矛盾冲突、便利骑手送货送餐,多地街道社区联合外卖平台和物业公司开展“骑手友好社区”行动。深圳市物业协会副秘书长张红喜认为,解决这些难题,除了纪律和处罚,更要“从人性出发”。

遭遇职场性侵后,我决定申请工伤认定

出品:北青深一度

崔丽丽的诊断书。图:受访者提供

40岁的崔丽丽在中国某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担任营销总监,在2023年的一次商务宴请酒局后,遭到了上司王某性侵。2024年4月,法院对该性侵案作出判决 —— 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而且要赔偿崔丽丽因性侵导致的精神治疗费3000元。

尽管打赢了官司,崔丽丽仍然觉得自己的权利未得到完全保护,包括公司以“未遵守公司请假制度且无故旷工”为由将她辞退。她决定继续追究公司的责任。

与此同时,崔丽丽遭遇性侵后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焦虑症状,并且被确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崔丽丽认为,她需要一份《认定工伤决定书》,以证明自己在工作中受到了伤害。不过,认定工伤的过程困难重重。她先后经历了更换医院诊断、认定被中止、重新进行鉴定等数次波折。令她痛苦的是,她要在陌生人面前一次次讲述自己的遭遇,揭开自己的伤疤。经历九个多月的奔走,2024年12月3日,她才终于收到了人社局出具的工伤认定书。

崔丽丽说,这份认定书维护了她的尊严。目前,她正在整理诉求,为争取工伤待遇提起劳动仲裁,据悉仲裁将于2025年1月21日开庭。

中学老师入职三个月被举报 谁在监控我的微博小号?

出品:极昼工作室

一所学校公开的举报电话。图:视觉中国

28岁的孙依(化名)是江苏某中学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入职不到三个月。直到接到停课通知,她才知道自己被举报了。

2022年末的某个周三傍晚,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导主任坐在会议室里,对孙依逐字念着那封针对她的匿名举报信,“罪名”被一项一项罗列出来。首先是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证据来自孙依的一个微博小号;小号就像是私人日记,她在上面记录生活,也吐槽工作。其他罪名还有“看不起同事,不团结同事”、“辱骂学生”,就连在运动会上没拿到奖,也被扣上了“组织能力差”的帽子。每一项“罪名”底下都会附上她的微博截图。

“这就是人家的证据。” 她无法认可:“我只是有这么一个臭毛病,爱在网上记录东西,但我私下的情绪从来不会带在办公的场合。”

学校直接给下停课处分,而且没有定明期限。孙依试图辩解,但校方没有给她机会。那份人事决定已经被盖上红戳:“这是来通知我的,不是让我解释的。” 就在被处分的半个小时前,她还主持着一堂校级戏剧选修课,给学生示范表演方法。被举报之前,她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不满的信号,不管发任何通知,班级群里家长都是一连串的大拇指和玫瑰花,“都很有礼貌,没有任何一个人表面上对你提出不满。” 在那间被审判的会议室里,孙依感受到了屈辱和难堪:“你就是透明人,所有的隐私都没了。”

在教师的圈子里,遭遇类似不实或者不合理的举报,并非孙依独有。举报通常来得很突然,还带有随意性。近年来,“师风师德”被说成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2019年以来,教育部至少通报93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包括体罚学生、性骚扰学生,补课收费、收受礼金等行为。随着师风师德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双减”政策开展,举报成为一种长效的监督机制,逐渐被普及。

与此同时,举报也变成一些人谋利、报复的工具,出现扩大化的趋势。2024年10月,《半月谈》杂志发表文章称,2024年1月至8月,西南某教育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件,只有7起属实。越来越多的普通教师,困在自证清白的无奈循环里。

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中国人是又爱生了吗?

出品:谷雨数据

图:谷雨数据

2025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人口经济数据。数据指出,2024年的中国出生人数为954万,同比增加52万,扭转了2017年以来出生人数持续下滑的趋势。

中国出生人数止跌回升,让不少人出乎意料。有人抢着给出答案:赶上龙年,人们想多生几个“龙宝宝”。然而, 《谷雨数据》回顾中国出生人口数据纪录,发现2012年龙年的出生人数是1635万,相比前后兔年和蛇年的出生人口没有明显优势,而2000年龙年的出生人数是1771万,跟1999年兔年的1909万相比甚至有明显跌幅。当然,2000年龙年和2012年龙年,计划生育政策仍在执行,大多数新生儿都是一孩。即便有家庭想赶上龙年生育二胎、三胎,也会受到政策限制。不过这至少可以证明,从一孩家庭的数据来看,生肖并未对人们的生育年份产生明显影响。因此,即便说生肖因素存在,那么,这也是一个相当次要的因素。

报道指出,相比于“龙宝宝”的寓意,更影响中国人生育模式的其实是时间与节气。报道引述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丹寅等学者指出,中国人的生育节奏与欧洲与北美明显不同 —— 欧洲国家的生育高峰出现在一年之初,之后逐月递减,美国的生育低谷则出现在春季(通常为四月),之后逐月递增出生人数,这分别跟欧美的节日、公共假期、气候等有关。至于中国,生育高峰通常在10月至12月,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中国夫妻的协作模式是候鸟型的,也称之为“通勤婚姻”,成婚后一旦有明确的生育规划,最合适相聚的机会便是春节假期。

问题是如果想要在2023年生育,那么最适合生育的时机理应是2023年的春节。然而,那时候仍然处于新冠疫情传播的状态下,对于需要慎重养胎的育龄妇女,人们主观上还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备孕需要做些什么准备”这个搜索词,曾在2023年春节前的几个月内,创下近年的历史搜索新低。

另一方面,根据山东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学者发表的一份研究,相比于2022年6月,2023年3月的中国男性精子质量整体下降。这意味着,当时的新冠感染会在中短期内降低男性生殖能力。因此,疫后稍作休息,2024年成为了理想的时间,春节受孕、冬季生育,中国人的生育节奏又这样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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