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墨西哥调查记者埃尔南德斯：我是如何调查毒枭集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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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Smaranda Tolosano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Anabel Hernández）是墨西哥最知名的调查记者之一，她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致力于调查有组织犯罪，以及在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的禁毒战中政治人物、军方和商界的勾结行为。

她的调查作品《毒枭之地》（Narcoland）揭示了锡那罗亚贩毒集团与墨西哥前公共安全部部长加西亚·卢纳（García Luna）之间的联系。2月21日，纽约东区地方法院判定加西亚·卢纳罪名成立，他也是在美国受审的墨西哥最高级别官员，他被控贩毒及收受数百万美元贿赂来为贩毒集团充当保护伞。在宣判之后，埃尔南德斯告诉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从不同角度来看，这都是调查报道所取得的胜利。”

她最近的作品探讨了阿约齐纳帕失踪的43名学生案以及不同有组织犯罪团伙中毒枭女性的角色。

埃尔南德斯的作品获得了多项新闻奖项，但在她的调查引发针对她及家人的死亡威胁后，她目前流亡在欧洲。

这次采访由全球调查记者网络（GIJN）的西班牙编辑 Andrea Arzaba 进行，也是我们与世界各地优秀调查记者对话的“GIJN 十问”系列之一。

1. 在你参与过的所有调查中，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我对“最喜欢”的说法并不感兴趣。我参与过的每项调查我都感兴趣，但我可以提到我做过的一些最具挑战性、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重大影响的调查。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和墨西哥前官员赫纳罗·加西亚·卢纳的调查——我是第一个揭露他们之间腐败和贿赂关系的记者。最复杂、最重要的调查并没有结束，人们会继续挖掘，找到更多的信息。

Anabel Hernández 所做的关于阿约齐纳帕失踪的43名学生的调查。图片：截图

第二个是关于阿约齐纳帕失踪的43名学生的调查。得益于对事件的重构，我在2014年12月，也就是距离他们失踪仅三个月后，就发现政府与此事有关。我的调查结果已得到法官、法官和现任政府的证实。

2. 在墨西哥进行调查报道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在一个透明度很低、官方所发布的信息往往并非事实真相的国家中去还原真相。作为一名记者，你必须亲自去获取信息，特别是在我投身的领域——人权，以及腐败官员和有组织犯罪团伙之间的勾连。

我必须去找受害者……还有加害者。这是非常危险的。墨西哥所有的记者都必须在当局（在很多情况下他们都与有组织犯罪勾结）施加的系统性暴力的情况下努力生存。

3. 在您担任调查记者期间，您面临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人身危险、寻找消息来源、歧视？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对我来说，有两个挑战造成了持续的矛盾。深入调查腐败问题的调查记者往往会置自己的生命于险境。我是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我还要照顾我的母亲。我可能会因为我的调查而失去生命。所以，我的调查报道可能会让我不得不离开我最爱的人。

我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当事情变得非常困难时，我会让我休息一下。我不是在自我审查——我只是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等待几个月才能继续。我总是继续前进，但有时会暂停一下。我不想像墨西哥的一些同事那样，由于揭露强大势力的腐败集团而失去生命。

4. 你在采访方面有什么最好的建议或技巧？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当你在采访那些因为与有组织犯罪有关，或者因为他们是毒贩家庭成员而不愿透露任何信息的人的时候，要找到真相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我所做的是连续几天访问我的线人，每天大约五、六个小时，并多次询问相同的问题。这样我可以看到他们告诉我的内容中存在的矛盾之处。我在多次调查中使用了这种方法。你必须非常有耐心。

另一个贴士是在私密的空间里采访消息来源，让他们感觉可以安全地哭泣或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受访者可能会更愿意分享真实的信息，有助于你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故事和相关情况。

5. 在你的调查中，你最喜欢使用哪个报道工具、数据库或应用？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美国法院有一个非常有用的数据库，里面存放着贩毒成员或腐败官员受审的最重要记录。

6. 到目前为止，您在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好建议是什么？您会给有抱负的调查记者什么建议？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我的第一个建议是要非常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擅长什么，弱点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了解自己在某个主题上愿意走多远，应该适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我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我听说过一些媒体为了制作纪录片，就付钱给毒贩让他们在镜头前制作和混合毒品。对我来说，这超过了为了获得一个场景而使用的道德准则，而且这是虚假的。拥有强烈的道德准则非常重要。

7. 你欣赏哪位记者，为什么？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我很欣赏墨西哥的记者。事实上，我非常敬佩他们。由于被迫流亡，我不得不离开墨西哥。曾有11名武装分子闯入我的家，所以我不得不离开。我敬佩我在华雷斯城、塔毛利帕斯等地的同事，在那些进行调查报道非常困难的地区。这些同事的工作条件不好。他们的收入不高。有时候他们的调查并没有很多读者关注。政府也不支持他们。然而，他们像英雄一样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在柏林举行的一场全球有组织犯罪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图: Stephan Röhl/ Heinrich Böll Foundation, Flickr Creative Commons

8. 您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您从中学习到了什么？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我犯过一个甚至让我想要辞职的工作。我曾是墨西哥城最重要报纸之一《环球报》（El Universal）的记者，当时我在报道一位公职人员。我采访了他并做了笔记，但没有录下他说的话。当我发表了他告诉我的信息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编辑当时以为我对采访进行了录音。而当这篇报道发表后，这位官员否认了我所写的内容，而我没有办法证明他说了什么。因此，我提出了辞职。最后，我的编辑理解了情况，没有接受我的辞呈。

9. 在您的工作中如何避免精疲力尽？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在处理情感时，我尽量做到理智。然而，我不是机器人。我是一个人。故事和所处的环境会影响我。找到平衡是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关键。是的，我会花几个小时进行研究，但我也会努力享受生活。由于我所面临的威胁，我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所以我给自己暂停了一下，这对我会有帮助。

10. 关于调查报道，你觉得有什么让您感到沮丧的地方，或者你希望它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安娜贝尔·埃尔南德斯：有时候让我感到沮丧的是，作为调查记者，我们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但我们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我们的任务是让社会了解我们和我们调查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更友好、更简单地方式交流。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工作变得过于严格和技术化。

我是一名记者。我热爱数据，但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吸引我们的受众，我们需要讲述更好的故事。

Andrea Arzaba 是全球深度报道网的西班牙语编辑。作为一名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士，Arzaba 的报道兴趣是拉美故事和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她也是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奖学金的获得者，同时也是透明国际青年记者计划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