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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2》在中国的春节档期热映,据称还冲上了全球电影票房榜的第五位。动画行业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但观众看到的可能依然只有大荧幕上的成品、票房榜上亮眼的成绩,而未有察觉一个个困住动画从业员的加班通宵格子间。
成都玉林东路社区有一座“童年秘密档案馆”,馆内收藏了6000多份童年秘密,包括不少孩子倾吐有关他们遭受性侵的隐痛。一群有心人因深深感受到针对儿童的性犯罪之严峻,决定行动起来,在此建立了一个性教育社区。
百度副总裁13岁女儿“开盒”事件持续发酵:一个未成年女孩都能随便拿到普通网友的个人信息,那么围绕个人信息的风险究竟还有多少?事件掀起了社会舆论对数据泄露之严重程度的担忧,尤其是数据泄露可以引发网络暴力,一般受害者不仅无从招架,更加没有能力维权。
全球深度报道网精选了3月份几篇值得细味的深度报道。
《哪吒2》背后的一线动画从业者困境
出品:极昼工作室

《哪吒2》的宣传展牌。图:中新社
《哪吒2》在中国的春节档期热映,动画行业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对动画从业者们的公开采访中,他们不断提及“为爱发电”,许多从业者也模糊了自己在动画制作过程中的具体的岗位,而习惯自称艺术家。这让繁重的加班和修订被赋予了某种使命感与意义,也让观众忽视了大荧幕背后一个个加班通宵的格子间。
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是小鱼(化名)入职的第一家动画制作公司,也是最后一家。小鱼从小学就开始看动漫,在高中就是美术生,大学也如愿选择了数字媒体艺术。大四的冬季,小鱼收到了可可豆公司的 offer,随着邮件展开的是立体的、触手可及的梦想——入职不久,小鱼就顺利参与了《哪吒2》的制作。
身为新人动画特效师,小鱼面对的第一个挑战镜头场景是“天元鼎将人群围住收紧时,人群逃跑四走奔散”。由于人群逃跑的动作不能一模一样,小鱼找了很多影视作品作为参考,但他仍觉得不够。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小鱼甚至喊上同事们一起亲身上阵,模仿想象中的画面,做了很多慌张逃窜的动作生成动捕。
此外,《哪吒2》项目里的“一朵云”几乎压垮了小鱼——制作无量仙翁座驾云的任务。云朵飘忽不定,而仙翁的云“一定是特别的、罕见的、出彩的”。小鱼收到的就是这样模糊的想法和指示,一切只能寄托于想象。往左、往右、太快或太慢,每次刚修改完成,新的修改意见就立刻下来了,小鱼每天从早改到晚,忙到便利店打烊,路灯也熄灭了,但进度一天也只能改一两版。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鱼改了近60次:“一直做不出来,很崩溃。” 最终电影上映,大屏幕里那朵云出场的时间虽然很短,但观众视觉里雾气蒸腾的动态、随景物而不停变换的颜色,是小鱼近两个月不停修改的结果。
同期在可可豆实习的 Lay(化名)参与的工作是为《哪吒2》画海报。“为了画到导演满意,基本上每天都会加班。” Lay 回忆,实习生的要求会宽松一点,加班到凌晨一、两点就可以回去,但正职画师得通宵画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补觉,也只能睡到中午之前:“基本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为了保持流程顺畅运作,Lay 每次做分镜或者改图的时限都非常短,甚至有的场景会被要求一次出多个不同版本:“一个场景或图片要出很多版本,如果下午四、五点快下班的时候要改,那你今晚上就得改出来。”
对于一线动画从业者来说,不停地改、不停地被否定已经像藤蔓一样迅速地铺开,牢牢地扒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带娃去上性教育课
出品:真实故事计划

Koney 给孩子们讲解“隐私部位”的概念。图:真实故事计划
前不久,“百色高中老师性侵案”震惊中国——以全县第一名考入高中的少女,因长期被老师性侵而患上重度抑郁症,饱受精神折磨八年之后,于2015年初自杀身亡。这不是孤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
木地板上蓝紫色的积木拼成长方形,孩子们随意地或坐或躺。Koney 老师拿出两个纸片做成的玩偶,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再给孩子们一人发一张“红点点”贴纸,让他们贴到玩偶身体上的“隐私部位”。
孩子们兴致盎然地将红点点贴在玩偶的眼睛、耳朵、手掌上,也有贴在胳肢窝、胸部、屁股的,都贴完了,有些正确,有些不正确。Koney 老师举起玩偶,告诉他们:“背心和内裤遮住的地方都是隐私部位,包括胸部、大腿、屁股、性器官,这是不能被别人触碰的部位。”
之后,孩子们逐个上台,用玩偶来扮演不同的角色——放学回家的孩子、偷摸别人屁股的大人、小卖部的老板、支援孩子们的警察叔叔⋯⋯
Koney 是“童年秘密档案馆”的性教育导师,上述课堂旨在通过戏剧扮演教导孩子捍卫“身体权”。Koney 蹲在表演的孩子中间,告诉他们:“当有人摸我的屁股时,当别人不停挠我胳肢窝时,当别人摸我的胸部时,我们要大声说——不!你侵犯了我的身体权!”
“童年秘密档案馆”位于成都市武侯区玉东社区。2019年4月,胡燕子发起档案馆,本来是在 A4 美术馆展出的一个短期项目,鼓励公众匿名书写童年秘密,记录社会如何塑造个体,并且影响每个人的成长轨迹。期满撤展后,档案馆以不同社区流动展出的形式存续了两年,至2022年入驻玉东社区,以一个30平米的空间作为固定据点。至今,档案馆保存了6000多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人们的童年秘密档案。
除了展出童年秘密,档案馆还定期举办“档案馆之夜”活动。2023年3月25日晚上,在玉东社区的居民活动室里,从业10年的狱警舟舟给大家讲述了一个案例:一个未成年少女被一名成年男性性侵,她因为年纪小无法理解,不断进行自我心理暗示,最后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爱上了加害者,甚至协助他去找其他的年轻女孩子实施犯罪。
这个故事让在场所有人心痛。当晚,在场有社工、心理学从业者、艺术工作者、成都市未成年人保护联合会、历史系学生,大家纷纷从自己擅长的角度表达对儿童受害事件的看法与提议,最后达成一致的信念——我们要行动起来。这也成为了档案馆举办性教育活动的契机。
“开盒”事件继续发酵,数据为何失守
出品:财新

图:视觉中国
百度副总裁13岁女儿“开盒”事件持续发酵。百度于3月19日晚发布声明,称调查发现事件中的“开盒”信息并非来源于百度,而是来自海外的“社工库”,即一个通过非法手段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库。声明还称,相关调查过程已经取证,并且得到公证机关公证。
早在18日,百度负责安全平台业务的副总裁陈洋就事件作出内部回应,称百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信息泄露并非谢广军所为。通过调查数据的泄露源,发现海外社交通信程序 Telegram 上存在大量“社工库”,可以借此查询到微博用户的信息,而且很多信息是免费的。
百度的声明和回应确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数据泄露之严重,已经超出很多人的基本认知。一个未成年女孩都能随便拿到普通网友的个人信息,那么围绕个人信息的风险究竟还有多少?
《财新》报道提到,此次信息泄露引发的网络暴力,祸及包括一名孕妇在内的多名用户。这些受害者一方面根本不知道个人信息是从哪里泄露的,也不知道详细的个人信息是通过何种渠道到了网暴者之手;另一方面即便知道信息泄露,更多也是无能为力,更不用说消除潜在的风险。
报道指出,荒诞之处正在于面对信息泄露,很多受害者不知道如何维权,或是没有更多能力加以维权。面对信息泄露导致的各种直接与间接伤害,这又是让人近乎绝望的。总体而言,整个社会低估了因个人信息泄露所导致的社会危害,尽管此前已经出现过多次以生命为代价的悲剧。
从缅甸电诈园区归来,他在网上公开征集证据
出品:北青深一度

2月20日,妙瓦底首批200名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图:互联网
2023年3月,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与闵永星聊天,说在云南边境附近做生意,“随便开个酒楼,一个月赚40、50万轻轻松松”。这种生意可信吗?闵永星不是没有怀疑过,但“生意能不能做,现场一看便知,大不了就回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闵永星从福建乘动车抵达昆明,上了朋友“安排”的商务车。抵达临沧市后,他换乘了一辆越野车,陪同人员也随车更换。晚上10点,他们到达了云南临沧边境的一座山脚下,陪同的三个人告诉闵永星需要爬山。“我当时就后悔了,但他们收了我的手机,我已经走不了了。”
这明显跟朋友之前的说法不一样——按照朋友的说法,买卖地点只要到了云南边境的指定位置,步行10分钟即可到达。结果,闵永星爬了8个小时的山路口,而且是全程陡坡,最陡的地方有10米垂直落差。“护送”他的人随身背着绳子,到了险处,对方把他用绳子绑好,直接拉上去。闵永星回忆,下山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6点多,他被押上一辆汽车,车上有人用长枪抵住他的头,告诉他这里是缅北,还抱怨说:“别人走4个小时,你为什么走8个小时?” 闵永星不敢回话:“看到枪,我整个人都蒙了。”
7个小时车程后,闵永星抵达了目的地——缅甸瓦邦(掸邦第二特区)勐能县的一个电诈园区。直至2025年1月期间,他历经了诈骗团伙的三次“转移”,途经两个临时落脚点,最终来到缅甸掸邦的万海华盛园区。
直至2024年底,闵永星所在的“公司”被老板转卖,他在公司交接过程中抓住了一次出逃的机会,于2025年1月2日逃离园区,花了八天辗转回到中国。由于长期在园区遭受体罚和殴打,闵永星自称手指已经不能伸直,牙齿和面部有多块术后钢板,下巴不能灵活活动,说话费力。
2025年2月中旬,大批缅甸诈骗园区人员经泰国被押送回中国,看到新闻的闵永星相信,只要持续关注,“里面”的人早晚会回来,“只是时间问题”。他每天关注着中缅泰三国联合打击行动的最新动态。此外,他也需要时间疗愈自己。他告诉《北青深一度》,“里面有9个人伤害过他”,目前他正在收集证据,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让那些人最终得到制裁。
一家民办幼儿园的衰落始末
出品:正面连接

幼儿园里的儿童家具尚未搬走。图:正面连接
敬雅珍是幼儿园园长,更加是教育集团董事长,但她现在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接待来讨债的人——银行、社保局、担保公司、水电煤气公司、蔬菜牛奶公司、房东、员工、家长,债项从几千到几百万不等。
正元之星幼儿园是敬雅珍开的第11所幼儿园。2019年开园时,她相信教育会是自己毕生的事业,而她的教育集团会成为一家百年企业。此前一年,集团被估值1.5亿,准备打包上市。高峰时期,她拥有12所幼儿园和12家教培机构,员工近500人,2019年的营业额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
五年多后的现在,12家教培机构已经悉数关闭,幼儿园剩下4所,也都或多或少存在拖欠房租、欠薪、欠缴社保等情况。
敬雅珍的事业滑坡源于新冠疫情和“双减”的双重打击。现在,敬雅珍从个人到公司都没有钱了——因为还不上信用卡卡贷,她上了征信黑名单;因为欠幼儿园房东的房租,她被“限高”,不能坐飞机、高铁,也不能住酒店;一家牛奶公司起诉了她,催还两万多元的货款,法院执行司法保全,冻结了她的微信账户。她的房产已经抵押,车也卖了,现在的公司用车是几个员工刷信用卡集资买的。她本来租住在一间人才公寓,到期后决定不续了,搬到以集装箱改造的办公室住,省下1000多元的房租。目前,她唯一的收入是担任园长的5000元工资。
敬雅珍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为尚存的幼儿园申请破产清算。法律规定民办学校可以申请破产,但即便破产清算也无法改善敬雅珍本人的负债情况——她的几笔数百万的银行贷款,都是抵押个人财产,以个人名义申请的,必须她自己来还。
敬雅珍经常说自己“不是在打官司就是打官司的路上”,还不时被教育局、税务局、劳动局约谈,甚至有一次因为还不起拖欠的房租,被法院判定拒绝执行,拘留了三天。她听过一句玩笑话——中国的老板的终极结局就是老赖。她不想当老赖,必须抓紧时间赚钱还债。她算过,如果要在三年内把所有债连本带利都还上,每个月至少要净赚55万。
课间10分钟延长后,谁的担子重了?
出品:澎湃人物

一家幼儿园里,孩子在玩耍。图:互联网
2月开学以来,江苏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高雯静(化名)每天多了一些任务——大课间活动时带着学生做广播体操或者跑步,自由活动期间执勤巡逻,以及给学生上体育课。
变化源于新学期的新政策——保证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活动时间15分钟。目前,“课间延长5分钟”正在全国多地中小学实施,这被认为是改变“消失的课间10分钟”现象,重视学生健康的重要举措。问题是在课间延长后,学生能否如愿走出教室玩耍?
新政策尚在实施初期,作为班主任,高雯静感觉担子更重了。在她看来,延长的课间意味着增加安全风险。同时,任务增加使她无法有足够的休息时间,由其他任课老师兼上活动课则不能保证质量。此外,对教师的考核方式也未随新政策而作出改变。
有受访家长发现,课外时间增加后,小学四年级的儿子运动量增加,睡眠质量变好了。不过,也有受访的学生表示,由于学校在小课间不允许下楼活动,即使课间时间延长了,他们只能在教室外的走廊活动,也因此宁愿不出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