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调查记者卡瓦略：当新闻业越来越快，我却选择越来越慢

米格尔·卡瓦略（Miguel Carvalho）最看重的工具，并非由人工智能驱动——它们是摆满纸质档案的书架、翻旧了的笔记本、埋首苦读的无数个小时，以及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在新闻业越来越以速度论英雄的年代，这位屡获殊荣的葡萄牙调查记者，依然把信念寄托在耐心之上。

三十五年多来，卡瓦略的职业生涯一直围绕长篇调查报道展开。比起争分夺秒，他更看重时间的积累；比起追赶时效，他更看重报道的深度。他曾在葡萄牙首屈一指的新闻杂志《Visão》工作近24年。后来，他离开了固定编辑部的安稳岗位，转而投身自由撰稿与长篇写作。他坚信，真正有意义的报道，既需要坚持，也需要自由。

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走进Chega党：葡萄牙极右翼的隐秘面孔》（Chega 在葡语中的意思是“够了”），正体现了这种理念。这项调查借助数千份内部文件和数百次访谈，首次揭开了葡萄牙极右翼运动的内幕。它也因此成为近年来葡萄牙最受关注的调查新闻作品之一。

在这次与GIJN的对话中，卡瓦略谈到了调查新闻业的未来，也谈到在这个凡事讲求“立刻”的时代放慢脚步的重要性。他还谈到了那些塑造自己新闻理念的前辈记者，以及那些让他成长为更好记者的失误。他谈到，为什么自己始终相信，新闻业最重要的责任，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捍卫公众了解世界真相的权利。

GIJN：在你参与过的所有调查报道中，你最喜欢哪一篇？为什么？

米格尔·卡瓦略的著作《走进Chega党：葡萄牙极右翼的隐秘面孔》，是五年调查工作的成果。图：企鹅出版社

Miguel Carvalho（以下简称 MC）: 是促成我最新著作《走进Chega党：葡萄牙极右翼的隐秘面孔》的那次调查。这项调查历时五年多，聚焦的是 Chega 党——葡萄牙历史上首个赢得议会席位的极右翼政党。如今，这个政党已成为该国第二大政治力量。党魁安德烈·文图拉（André Ventura）因排外和反移民言论，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但这场运动崛起的政治历程、选民基础和内部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公众所知。我拿到了数千页内部文件，并对数百名前党员和现任党员进行了采访。赢得他们的信任、说服他们敞开心扉绝非易事，这需要近乎偏执的投入和坚持。这项调查多年来占据了我的职业生涯与个人生活，但看到成果获得认可，让一切付出都值得。

GIJN: 就调查报道而言，葡萄牙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MC: 遗憾的是，最大的挑战在于调查新闻本身的存亡。葡萄牙新闻业的处境，正是全球新闻业共同困境的缩影：大型科技公司和数字生态系统已经形成一种“独裁”，侵蚀着民主，削弱着公众监督，还借助仇恨言论和针对他人的暴力，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由于地处地理边缘，葡萄牙也存在体量不足、难以形成全球影响力的问题。

自葡萄牙开始民主化转型以来，新闻业正经历着最脆弱的一段时期：编辑部的工作条件愈发艰难，资源也持续萎缩。很多时候，编辑判断已经让位于对流量数字的追逐。媒体在全国范围内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已经大幅减弱。如今，调查新闻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许多新闻机构在时间、版面和资金上都难以负担。从事这项工作，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坚韧不屈与公民担当的体现，也折射出我们各项制度乃至民主本身的脆弱。

GIJN: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你个人经历过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MC: 是成为一名自由记者。我在葡萄牙首屈一指的新闻杂志《Visão》担任高级调查记者将近24年，后来才决定离开。我能感觉到，我们正步入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危机，面对当下这种没完没了、连轴转的新闻节奏，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格格不入。

《Visão》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编辑部，直到最后，我都享有一种特殊待遇——可以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专心打磨一篇报道。但事实是，我早已开始悄悄放手。我几乎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在编记者的身份度过的，从未冒险体验过没有稳定薪水、没有大致可预期生活节奏的日子。我不得不重新调整家里的部分财务安排，并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那本书的调查与写作中。三十五年多的从业经历，为我积累了值得信赖的声誉，这确实帮了大忙，也为我带来了几个不错的机会。但对绝大多数记者来说，现实并非如此。许多才华出众的记者，最终不得不彻底离开这一行，转而寻找别的出路。

GIJN: 关于采访，你最想分享的心得是什么？

MC: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而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如今的新闻业——它的所有者、编辑、日常运作方式和可用资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任何一个想要入行的年轻记者，几乎注定只能面对低薪、缺乏保障的工作，以及没完没了的工作量。我听到不少新闻专业应届毕业生的经历：他们辗转于一场又一场面试之间，这些故事真的令人深感不安。似乎没有人知道该怎样推销自己，也不知道面试时该说些什么才对。就连那些已有从业经验、如今却失业在家的记者也告诉我，他们的履历几乎一文不值。

GIJN: 在调查报道中，你最喜欢用的工具、数据库或应用程序是什么？

MC: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工作方式还是有点老派。我确实会用一些数字化的工具，但没有哪一个是我特别推崇的。就连人工智能，我也用得很克制，还带着几分健康的怀疑。对我来说，它不过是个能帮忙提速的工具，仅此而已。我依然是那种喜欢囤积纸质资料的人：每当看到值得留存的内容，我就会从报纸上剪下来，或者把数字版打印出来。这些资料散落在家里各处，还存放在两栋独立的库房里，其中一栋甚至不在我居住的地方。我按主题分了好几十个箱子，从铁路到国家政治，无所不包。里面有些资料，就连某些新闻机构日渐萎缩的档案库里都已经找不到了。

编辑部的集体记忆，乃至这个国家本身的记忆，正在一点点消失。在新闻业的某些角落，已经有人似乎相信，一切值得知道的事，都能在谷歌上查到，或者由人工智能生成。幸运的是——又或许是不幸的是——我从来都不是这样工作的。我的方式，依然建立在两个正变得越来越过时的习惯之上：广泛阅读、什么都读；以及与人当面交谈。

“我依然是那种喜欢囤积纸质资料的人。每当看到值得留存的内容，我就会从报纸上剪下来，或者把数字版打印出来。这些资料散落在我家各处，”卡瓦略说。图：Mariana Correia Pinto

GIJN：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收到过的最好建议是什么？你想对有志成为调查记者的年轻人说些什么？

MC: 我常常想起记者乔治·斯蒂尔（George Steer）。他对格尔尼卡大轰炸的报道，启发了世界上最负盛名的一幅画作的诞生。每当有人问我——有时带着讽刺甚至几分嘲弄的笑意——是否仍然相信新闻能够改变世界，我总是这样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的职责，就是要像自己深信能够做到那样，继续写下去。”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如果没有人愿意本着诚信、公信力与深度，去过滤、核实、报道这个世界，去抵御每天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和谎言，那么受害的将不仅仅是记者。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公民自己，以及我们的民主赖以维系的公众监督。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一个真假难辨的世界。

GIJN: 你敬佩哪位记者？为什么？

MC: 值得敬佩的记者有很多，他们至今仍在启发着我。我时常重新翻阅他们的著作与报道，总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马丁·卡帕罗斯（Martin Caparrós）、莱拉·格雷罗（Leila Guerriero）、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罗伯特·卡罗（Robert A. Caro），还有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都影响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人、看待他们所处境况之复杂性的方式。

他们教会我，任何一个视角都不该被想当然地接受，每一个假设都值得质疑。他们提醒我，现实总是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多层，而我们身为记者的职责，就是不断质疑自己的认知。

有一段时间，凯瑟琳甚至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位缪斯——因为和我一样，她也没有驾照！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但事实证明，这反倒是一种真正的优势。尽管由此带来诸多不便，却也逼着我在实地采访中多磨破了好几双鞋，让我用一种原本绝无可能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凯瑟琳和我，属于同一个物种——只可惜，这个物种恐怕正走向灭绝。

GIJN: 你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MC: 在“9·11”恐袭及其后一系列重大国际冲突的那些年里，我犯过几次判断失误，尤其是在为网络媒体撰写的报道中。有时候，我对某些事件的个人看法，分量甚至压过了报道本身。这让我深感不安，却也让我明白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课：新闻业的绝对客观，其实是个神话。

不过，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必须严格检验和核实每一个事实、每一条信息，也要抵御住被当下紧迫感裹挟的诱惑。正是这种领悟，让我真正走向成熟。所幸，那样的失误并不多见。但它们提醒了我：仅仅报道感觉上是真实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责任，是不断质疑自己，直到尽可能彻底地弄清楚事情是否真的如此。

GIJN: 你是如何避免职业倦怠的？

MC: 比起如今这种流水线式、永不停歇的新闻生产，我一直更钟情于“慢新闻”。但整整一代记者，根本承担不起这样的选择。无论他们多么才华横溢、多么敬业投入，许多人都被经济压力逼着，不得不跟上这种难以为继的节奏。

至于我自己，我刻意减少了接触持续不断的新闻资讯和电视政论节目的时间。我不开新闻推送提醒，也不再觉得有必要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紧跟最新动态。正是这样，我才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心理平衡，同时留出足够的距离去冷静思考、沉浸在复杂议题之中。我也把时间投入到书籍、文章和报道中——它们能帮助我理解，那些塑造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事件，究竟有着怎样更深层的意义。

GIJN: 调查新闻业有哪些地方让你感到沮丧？你希望未来能有怎样的改变？

MC: 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许多媒体高管和编辑——尤其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始终未能意识到：在这个日益两极分化、变化剧烈、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调查新闻终将成为塑造知情公众、乃至维系民主本身存续的关键力量之一。

多年来，我始终期盼新闻业能有一次集体觉醒——愿意去重新审视那些正从内部一点点侵蚀新闻业的习惯与激励机制。可每一次，当我以为看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才发现那不过是下一列疾驰而来的列车，将把一切都碾压殆尽。

Maria Moreira Rato 是常驻葡萄牙里斯本的自由记者，报道领域涵盖健康、人权、性别平等及社会议题，尤其关注问责报道与长篇调查。她的作品曾见诸《Público》《SOL》《i》《Comunidade Cultura e Arte》《O Cidadão》等媒体，并曾获多个新闻奖项，包括APAV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