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調查記者卡瓦略：當新聞業越來越快，我卻選擇越來越慢

米格爾·卡瓦略（Miguel Carvalho）最看重的工具，並非由人工智能驅動——它們是擺滿紙質檔案的書架、翻舊了的筆記本、埋首苦讀的無數個小時，以及一次次面對面的交談。在新聞業越來越以速度論英雄的年代，這位屢獲殊榮的葡萄牙調查記者，依然把信念寄托在耐心之上。

三十五年多來，卡瓦略的職業生涯一直圍繞長篇調查報道展開。比起爭分奪秒，他更看重時間的積累；比起追趕時效，他更看重報道的深度。他曾在葡萄牙首屈一指的新聞雜誌《Visão》工作近24年。後來，他離開了固定編輯部的安穩崗位，轉而投身自由撰稿與長篇寫作。他堅信，真正有意義的報道，既需要堅持，也需要自由。

他最新出版的著作《走進Chega黨：葡萄牙極右翼的隱秘面孔》（Chega 在葡語中的意思是“夠了”），正體現了這種理念。這項調查藉助數千份內部文件和數百次訪談，首次揭開了葡萄牙極右翼運動的內幕。它也因此成為近年來葡萄牙最受關注的調查新聞作品之一。

在這次與GIJN的對話中，卡瓦略談到了調查新聞業的未來，也談到在這個凡事講求“立刻”的時代放慢腳步的重要性。他還談到了那些塑造自己新聞理念的前輩記者，以及那些讓他成長為更好記者的失誤。他談到，為什麼自己始終相信，新聞業最重要的責任，不僅僅是傳遞信息，更是捍衛公眾了解世界真相的權利。

GIJN：在你參與過的所有調查報道中，你最喜歡哪一篇？為什麼？

米格爾·卡瓦略的著作《走進Chega黨：葡萄牙極右翼的隱秘面孔》，是五年調查工作的成果。圖：企鵝出版社

Miguel Carvalho（以下簡稱 MC）: 是促成我最新著作《走進Chega黨：葡萄牙極右翼的隱秘面孔》的那次調查。這項調查歷時五年多，聚焦的是 Chega 黨——葡萄牙歷史上首個贏得議會席位的極右翼政黨。如今，這個政黨已成為該國第二大政治力量。黨魁安德烈·文圖拉（André Ventura）因排外和反移民言論，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但這場運動崛起的政治歷程、選民基礎和內部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為公眾所知。我拿到了數千頁內部文件，並對數百名前黨員和現任黨員進行了採訪。贏得他們的信任、說服他們敞開心扉絕非易事，這需要近乎偏執的投入和堅持。這項調查多年來佔據了我的職業生涯與個人生活，但看到成果獲得認可，讓一切付出都值得。

GIJN: 就調查報道而言，葡萄牙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MC: 遺憾的是，最大的挑戰在於調查新聞本身的存亡。葡萄牙新聞業的處境，正是全球新聞業共同困境的縮影：大型科技公司和數字生態系統已經形成一種“獨裁”，侵蝕着民主，削弱着公眾監督，還藉助仇恨言論和針對他人的暴力，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由於地處地理邊緣，葡萄牙也存在體量不足、難以形成全球影響力的問題。

自葡萄牙開始民主化轉型以來，新聞業正經歷着最脆弱的一段時期：編輯部的工作條件愈發艱難，資源也持續萎縮。很多時候，編輯判斷已經讓位於對流量數字的追逐。媒體在全國範圍內的存在感和影響力，尤其是在年輕一代中，已經大幅減弱。如今，調查新聞已經成了一種奢侈品，許多新聞機構在時間、版面和資金上都難以負擔。從事這項工作，本身已經成為一種堅韌不屈與公民擔當的體現，也折射出我們各項制度乃至民主本身的脆弱。

GIJN: 作為一名調查記者，你個人經歷過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MC: 是成為一名自由記者。我在葡萄牙首屈一指的新聞雜誌《Visão》擔任高級調查記者將近24年，後來才決定離開。我能感覺到，我們正步入一場看不到盡頭的危機，面對當下這種沒完沒了、連軸轉的新聞節奏，我越來越感到自己格格不入。

《Visão》是我工作過的最好的編輯部，直到最後，我都享有一種特殊待遇——可以花上一兩個月的時間，專心打磨一篇報道。但事實是，我早已開始悄悄放手。我幾乎整個職業生涯，都是以在編記者的身份度過的，從未冒險體驗過沒有穩定薪水、沒有大致可預期生活節奏的日子。我不得不重新調整家裡的部分財務安排，並把大部分時間投入到那本書的調查與寫作中。三十五年多的從業經歷，為我積累了值得信賴的聲譽，這確實幫了大忙，也為我帶來了幾個不錯的機會。但對絕大多數記者來說，現實並非如此。許多才華出眾的記者，最終不得不徹底離開這一行，轉而尋找別的出路。

GIJN: 關於採訪，你最想分享的心得是什麼？

MC: 說實話，這個問題我答不上來。而這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如今的新聞業——它的所有者、編輯、日常運作方式和可用資源——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任何一個想要入行的年輕記者，幾乎註定只能面對低薪、缺乏保障的工作，以及沒完沒了的工作量。我聽到不少新聞專業應屆畢業生的經歷：他們輾轉於一場又一場面試之間，這些故事真的令人深感不安。似乎沒有人知道該怎樣推銷自己，也不知道面試時該說些什麼才對。就連那些已有從業經驗、如今卻失業在家的記者也告訴我，他們的履歷幾乎一文不值。

GIJN: 在調查報道中，你最喜歡用的工具、數據庫或應用程序是什麼？

MC: 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工作方式還是有點老派。我確實會用一些數字化的工具，但沒有哪一個是我特別推崇的。就連人工智能，我也用得很克制，還帶着幾分健康的懷疑。對我來說，它不過是個能幫忙提速的工具，僅此而已。我依然是那種喜歡囤積紙質資料的人：每當看到值得留存的內容，我就會從報紙上剪下來，或者把數字版打印出來。這些資料散落在家裡各處，還存放在兩棟獨立的庫房裡，其中一棟甚至不在我居住的地方。我按主題分了好幾十個箱子，從鐵路到國家政治，無所不包。裡面有些資料，就連某些新聞機構日漸萎縮的檔案庫里都已經找不到了。

編輯部的集體記憶，乃至這個國家本身的記憶，正在一點點消失。在新聞業的某些角落，已經有人似乎相信，一切值得知道的事，都能在谷歌上查到，或者由人工智能生成。幸運的是——又或許是不幸的是——我從來都不是這樣工作的。我的方式，依然建立在兩個正變得越來越過時的習慣之上：廣泛閱讀、什麼都讀；以及與人當面交談。

“我依然是那種喜歡囤積紙質資料的人。每當看到值得留存的內容，我就會從報紙上剪下來，或者把數字版打印出來。這些資料散落在我家各處，”卡瓦略說。圖：Mariana Correia Pinto

GIJN：在你的職業生涯中，你收到過的最好建議是什麼？你想對有志成為調查記者的年輕人說些什麼？

MC: 我常常想起記者喬治·斯蒂爾（George Steer）。他對格爾尼卡大轟炸的報道，啟發了世界上最負盛名的一幅畫作的誕生。每當有人問我——有時帶着諷刺甚至幾分嘲弄的笑意——是否仍然相信新聞能夠改變世界，我總是這樣回答：“我不知道。但我的職責，就是要像自己深信能夠做到那樣，繼續寫下去。”

在這個動蕩的時代，如果沒有人願意本着誠信、公信力與深度，去過濾、核實、報道這個世界，去抵禦每天鋪天蓋地的虛假信息和謊言，那麼受害的將不僅僅是記者。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公民自己，以及我們的民主賴以維繫的公眾監督。因為那意味着，我們要接受一個真假難辨的世界。

GIJN: 你敬佩哪位記者？為什麼？

MC: 值得敬佩的記者有很多，他們至今仍在啟發著我。我時常重新翻閱他們的著作與報道，總能從中發現新的東西。馬丁·卡帕羅斯（Martin Caparrós）、萊拉·格雷羅（Leila Guerriero）、蓋伊·特立斯（Gay Talese）、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羅伯特·卡羅（Robert A. Caro），還有凱瑟琳·布（Katherine Boo），都影響了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人、看待他們所處境況之複雜性的方式。

他們教會我，任何一個視角都不該被想當然地接受，每一個假設都值得質疑。他們提醒我，現實總是比表面看起來更加複雜多層，而我們身為記者的職責，就是不斷質疑自己的認知。

有一段時間，凱瑟琳甚至成了我心目中的一位繆斯——因為和我一樣，她也沒有駕照！這聽起來或許有些奇怪，但事實證明，這反倒是一種真正的優勢。儘管由此帶來諸多不便，卻也逼着我在實地採訪中多磨破了好幾雙鞋，讓我用一種原本絕無可能的方式去看待這個世界。凱瑟琳和我，屬於同一個物種——只可惜，這個物種恐怕正走向滅絕。

GIJN: 你犯過的最大錯誤是什麼？從中吸取了什麼教訓？

MC: 在“9·11”恐襲及其後一系列重大國際衝突的那些年裡，我犯過幾次判斷失誤，尤其是在為網絡媒體撰寫的報道中。有時候，我對某些事件的個人看法，分量甚至壓過了報道本身。這讓我深感不安，卻也讓我明白了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課：新聞業的絕對客觀，其實是個神話。

不過，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必須嚴格檢驗和核實每一個事實、每一條信息，也要抵禦住被當下緊迫感裹挾的誘惑。正是這種領悟，讓我真正走向成熟。所幸，那樣的失誤並不多見。但它們提醒了我：僅僅報道感覺上是真實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的責任，是不斷質疑自己，直到儘可能徹底地弄清楚事情是否真的如此。

GIJN: 你是如何避免職業倦怠的？

MC: 比起如今這種流水線式、永不停歇的新聞生產，我一直更鐘情於“慢新聞”。但整整一代記者，根本承擔不起這樣的選擇。無論他們多麼才華橫溢、多麼敬業投入，許多人都被經濟壓力逼着，不得不跟上這種難以為繼的節奏。

至於我自己，我刻意減少了接觸持續不斷的新聞資訊和電視政論節目的時間。我不開新聞推送提醒，也不再覺得有必要每分每秒、每時每刻都緊跟最新動態。正是這樣，我才得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心理平衡，同時留出足夠的距離去冷靜思考、沉浸在複雜議題之中。我也把時間投入到書籍、文章和報道中——它們能幫助我理解，那些塑造着我們這個世界的事件，究竟有着怎樣更深層的意義。

GIJN: 調查新聞業有哪些地方讓你感到沮喪？你希望未來能有怎樣的改變？

MC: 最讓我感到沮喪的是，許多媒體高管和編輯——尤其是在我自己的國家——始終未能意識到：在這個日益兩極分化、變化劇烈、動蕩不安的世界裡，調查新聞終將成為塑造知情公眾、乃至維繫民主本身存續的關鍵力量之一。

多年來，我始終期盼新聞業能有一次集體覺醒——願意去重新審視那些正從內部一點點侵蝕新聞業的習慣與激勵機制。可每一次，當我以為看到了隧道盡頭的曙光，才發現那不過是下一列疾馳而來的列車，將把一切都碾壓殆盡。

Maria Moreira Rato 是常駐葡萄牙里斯本的自由記者，報道領域涵蓋健康、人權、性別平等及社會議題，尤其關注問責報道與長篇調查。她的作品曾見諸《Público》《SOL》《i》《Comunidade Cultura e Arte》《O Cidadão》等媒體，並曾獲多個新聞獎項，包括APAV新聞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