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調查報道做成電子遊戲，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

黑色屏幕上，一部動畫手機震動起來，背景響起陰森的鋼琴聲。點擊後，對話氣泡彈出。“我是薩納西斯·庫卡基斯（Thanasis Koukakis）,”電話那頭的人說。“我借了別人的手機……你先別聯繫我。短信、電話都盡量別用。”

這是一款新推出的電子遊戲《掠奪者門》（Predatorgate）的開場畫面，它取材於希臘“掠奪者”間諜軟件醜聞的調查報道。庫卡基斯是這起真實事件的核心記者。他發現自己的手機被這款高度侵入性的間諜軟件感染。這款敘事類遊戲改編自Inside Story的調查報道，它讓玩家體驗記者在面臨非法監控威脅時的處境。遊戲時長約30分鐘，玩家扮演的角色發現自己的手機成了監控目標——而庫卡基斯正是這個角色的原型。

Z. 丹尼爾·巴內特（Z. Daniel Barnett ）曾是調查記者，也是配音演員。他與設計師兼開發者伊茲·菲亞科（Izzy Fiacco）共同打造了《掠奪者門》。“這是一款探討數據安全、又能幫助人們批判性思考新聞內容及其製作過程的遊戲，意義非常重大，”他說。在此之前，巴內特從未想過遊戲和新聞可以結合,《掠奪者門》第一次讓他意識到，全新的形式能把調查報道帶給新的受眾。

“我認為，讓人們通過遊戲來理解調查報道這件事非常重要，”他補充道,“因為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人們的媒介素養可能處於歷史最低點。”

巴內特稱《掠奪者門》是“寫給傳統新聞業的一封情書”。今年6月，該遊戲在Floodlight 調查新聞遊戲松上奪得最高獎項。這項活動由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道項目（OCCRP）與加博基金會（Gabo Foundation）共同舉辦，其宗旨是鼓勵遊戲開發者把調查報道改編成電子遊戲，首屆活動中誕生的兩款遊戲已經在開發商業版本。

Floodlight 遊戲松。圖：OCCRP

“調查報道天生就是絕佳的遊戲敘事素材，因為調查報道里充滿了兩難抉擇,”OCCRP 聯合創始人、Floodlight 遊戲計劃聯合發起人保羅·拉杜（Paul Radu）說。“記者時時刻刻都要做選擇。讓人們親身體驗這些兩難處境，能幫助他們理解調查報道是怎麼一回事。”

他還說，把調查報道遊戲化有助於記者觸及新的、更年輕的受眾。“電子遊戲對當今社會的塑造作用極大，”他說。“它是年輕人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

一個新興市場

全球有超過30億人玩某種形式的電子遊戲。對於收入下滑、受眾信任度降低的媒體行業來說，各類遊戲——從簡單的問答測驗到完整的可下載遊戲，再到增強現實體驗——已經成為吸引和觸達受眾的新方式。

專家指出，遊戲能提升網站訪問量，延長用戶停留時間，增強用戶忠誠度和品牌聯繫。它們還能通過帶動訂閱或吸引廣告主，直接或間接幫助媒體實現變現。GamesGrid 創始人兼 CEO 康納·迪恩（Conor Dean）去年在一次網絡研討會上說，對於那些”正在流失受眾和廣告收入“的媒體來說，遊戲將會變得“和新聞信、播客一樣不可或缺”。

在英國，《金融時報》推出了“優步遊戲”。這款遊戲根據真實採訪改編，讓玩家扮演優步司機，體驗能否在零工經濟中生存下去。挑戰在於：面對生活中各種財務壓力，還有孩子等情感上的牽掛，你能不能在一周內攢夠1000美元，按時還上房貸。

圖:《金融時報》“優步遊戲”截圖

在尼日利亞，協作調查新聞中心（CCIJ）把一組關於2023年尼日利亞總統選舉腐敗問題的調查報道改編成了遊戲《堡壘之夜》的島嶼“數據寶庫峽谷”。

“我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們討論的是投票、選舉、參與這些話題，年輕人是不會去讀3000字長文的，”CCIJ產品與創新經理內莉·卡盧（Nelly Kalu）說。“那怎麼才能讓他們感興趣並保持關注呢？他們讀不讀那些報道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明白保護自己選票的價值所在。”

哥倫比亞獨立數字媒體 Cuestión Pública 的團隊也有着類似的關切。目前，他們已經開發了四款遊戲，其中一款把該國曆次選舉的公開數據改編成了“投票遊戲”。“人們常說，‘這篇報道太長了，太無聊’，或者‘這太複雜了，我看不懂’，”該媒體的數據編輯兼技術負責人埃迪耶·布伊特拉戈（Edier Buitrago）說，他們另外兩款遊戲是從人們熟悉的線下遊戲“猜猜是誰”和“妙探尋凶”中獲得靈感，藉此幫助大眾熟悉那些長期主導該國政壇、捲入重大腐敗案件的眾多官員、政客和家族。

以“猜猜是誰”為原型設計的遊戲截圖。圖：Cuestión Pública

報紙歷來都設有遊戲版塊，無論是每日填字遊戲、數獨，還是拼圖遊戲，這些遊戲能培養讀者的閱讀習慣和親切感，與媒體建立起持續的忠誠度和聯繫。

“遊戲通常能給媒體帶來高度投入的互動，”專註加州本地報道的非營利新聞機構 CalMatters 首席影響力官魏思思（音譯）說。“一篇文章，你可能只讀一小會兒，但一款遊戲卻能讓你停留的時間大幅增加。”

和尼日利亞、哥倫比亞的案例一樣，這類遊戲通常都帶有實用性，能給讀者提供“可用的新聞”（news-you-can-use）。但遊戲同樣可以圍繞那些看似與個人日常生活無關的人道主義議題展開。比如，由一名記者轉型為遊戲設計師所創立的遊戲工作室“現實重載”（Reality Reload）就製作了一款模擬美國移民工作簽證申請流程的遊戲。這款遊戲基於採訪內容開發，玩家需要像申請H1B簽證的人一樣應對種種障礙和實際問題。

同樣，ProPublica 根據對五位尋求庇護者生活的深入報道，製作了“等待遊戲”，它把尋求庇護這件抽象的悲劇，變成了可以切身感受的現實，其效果超越了文字報道所能達到的程度。“這是一種很有力量的方式，能讓人們對我們所講述故事中的人物產生共情，”當時在 ProPublica 負責這篇報道的魏思思說。“文字、視頻、音頻、攝影，在這些媒介中，你都只是在‘消費’，”魏思思說。“但遊戲作為一種媒介，天生具有互動性。如果你投入到某個故事情節中，遊戲就會要求你做出選擇才能繼續推進。”

製作一款遊戲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涉及美術、音樂、音效設計、可玩性等方方面面，還要經過多輪打磨。當涉及真實生活和真實人物時，還有其他因素需要考量。“我們該不該用真名？該不該完全虛構人名？”保羅·格拉斯蘭-蒙格蘭（Pol Grasland-Mongrain）說，這是他和團隊在設計《影響力》（Influence）這款入圍 Floodlight 遊戲松決賽的遊戲——時討論過的問題。這款遊戲讓玩家扮演一名墨西哥記者，最終他們為遊戲中的幾個人物虛構了名字。

抉擇、衝突、張力、挑戰、人物、需要應對的過程：這些是一則新聞故事若想成功轉化為遊戲所必須具備的關鍵要素。“比如說，如果我寫一篇關於美國中西部農產品的報道，那根本做不成遊戲，對吧？”巴內特（Barnett）笑着說。“這裡面沒有戲劇張力。”

對於遊戲時長較長的電子遊戲來說，敘事主線至關重要——不僅是故事本身，記者調查這個故事的過程同樣重要。比如，上一屆 Floodlight 遊戲松的冠軍作品《獵捕獵人》（Hunting the Hunter），就取材於一名加納記者卧底調查非法可可走私的報道。而亞軍作品《黑錢》（Dark Money），則取材於 OCCRP 關於洗錢的系列報道。

好遊戲沒有固定公式，個人品味也各不相同。但遊戲里必須有“樂趣”這個元素。“如果太過嚴肅,”參與設計《影響力》的法國設計師朱莉·杜皮亞（Julie Dupiat）說，“那就不算遊戲了。”但與此同時，遊戲也不能把題材變得輕浮、不嚴肅。

有一些媒體明確划出界限，規定哪些題材即便具備敘事潛力也不該被遊戲化。“為什麼要把戰爭做成遊戲？為什麼要把虐待做成遊戲？”卡盧問道。“作為記者，這是你必須做出的道德抉擇，它是一種不能觸碰的倫理底線。”同樣，在這次遊戲松活動上，拉杜也告訴開發者們：“只有一條規矩：不能美化有組織犯罪。僅此而已。剩下的都由你們自己決定。”

時間投入與投資回報

製作一款遊戲耗時可能從幾個小時到數月不等，具體取決於複雜程度、風格和成本。比如，《數據寶庫峽谷》的開發成本原本會很高，但 CCIJ 通過自主開發，大幅壓低了成本。他們的元宇宙設計師不得不重新自學多個方向的技能，並嘗試各種免費的在線工具。“展望未來，我們的目標是能夠購置所需的工具，”卡盧說。

《數據寶庫峽谷》,CCIJ 圍繞其對2023年尼日利亞總統選舉的調查製作的多人。遊戲截圖

專家表示，可以先嘗試製作能在媒體自家網站上直接運行的瀏覽器遊戲，這樣更容易、成本也更低。魏思思則建議從簡單的遊戲入手，拆解一些對受眾實用的信息，比如如何應對學校系統或如何決定投票。“‘可用新聞’（news-you-can-use）類型的遊戲，或許更適合作為入門起點，”魏思思說，“因為它能給讀者提供非常具體實在的收穫，對製作方來說任務也不會那麼艱難，因為傳達這類信息通常更容易。”幾年前在一次遊戲松活動上，魏思思製作了遊戲《救心行動》（Heartsaver），展示了那些急需就醫的人距離附近醫院有多遠，這款遊戲只花了兩天時間就完成了。

歸根結底，關鍵之一在於合作，找到合適的夥伴。如果你是記者,“你知道什麼樣的故事算好故事，但你不知道什麼樣的遊戲算好遊戲，”巴內特說。“反過來說，如果遊戲開發者想把一則新聞報道改編成遊戲，那就該去找一位記者聊聊。”

卡盧說，關鍵在於打開思路，看到各種可能性。“現在我們審視每一篇報道時，都會問自己：這有沒有可能被產品化或遊戲化?”

Bhavya Dore 是一名常駐海得拉巴的記者。她曾為《大篷車》、《石英》、《連線》、《衛報》和BBC撰稿，主要關注刑事司法與社會正義領域。她曾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IWMF）頒發的金·沃爾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