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23 侧记：全球记者四年后重逢，还是那句“采访是永不放弃的艺术”

到哥德堡那天，已经是下午了，趁着还有微弱的天光，我赶上了最后一班 Ocean Bus。Ocean Bus是瑞典独特的观光车，外形是一只咧嘴大笑的鲨鱼。这只鲨鱼载着乘客穿梭在古老的哥德堡市区，经过校园、剧院和鱼市教堂，最后巴士突然变游船，从一条密林小径冲出，落在约塔河中。

哥德堡的 Ocean Bus

那天，车上坐着很多来度假的老人，他们从挪威、芬兰、美国和澳大利亚来，巴士冲进水里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欢呼起来，司机声称自己是船长，并放起加勒比海盗的主题曲，一位老爷爷低头对他的孙子喊，“哇哦，欢迎来到哥德堡乐园。”

几天后，在第13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闭幕式上，我再次听到了这个词——乐园。

当时，主办方在一间会议室举办了小小的闭幕仪式，很简单，很温馨，所有人凑在一起，聊聊这几天开心的事儿，焦头烂额的时刻。GIJN（全球深度报道网）副主任 Gabriela Manuli 说，大会期间她遇到了一位记者，她说希望你玩得开心呀，对方说，当然啊，这儿就像是深度报道的迪士尼乐园。Manuli 说，很高兴我们可以创造迪士尼乐园，“或许下次我们可以直接在游乐园举办？”

这的确是一场属于记者们的盛会。2023年9月19日，第13届全球深度报道大会在瑞典哥德堡举办，这是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深度报道全球性大会，有来自130多个国家，2000多名记者和编辑参加。

出发前，GIJN 给我们发来一个日程表，短暂的时间线上塞进了密密麻麻近200个讲座、研讨会和交流会，最多的一个小时内有14个不同主题的会议同时进行。

没人能听完它们，就算排满时间表，每天每个人最多只能选择5个讲座。该去听哪一场会议，成为每天吃早餐时同行见面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大家笑着说，感觉回到了大学校园，所有人行色匆匆在大楼里找教室，热门课程还要靠速度。记得第一天，很多人提前15分钟到了一门讲座，结果大门紧闭，工作人员无奈耸肩，抱歉，满员了。大概只能借来《哈利·波特》里卷王赫敏的魔法工具时间转换器，才能听完所有的讲座吧！

这次大会，深刻感受到东亚记者们真的好卷，只有中国记者才会问出：为什么早上九点多开讲，下午三四点就结束了？如果可以安排到晚上九点，就能听更多的课。有天茶歇，遇到一位来自韩国的记者，她问我们那天听了几节讲座，中国记者们告诉她，已经排满了呢，她说你们好勤奋，再问她的时间表，她说，我们也一样。果然，咱们都是把学习刻在血脉里的东亚人。

这种渴望也来自我们太久没有和世界交流。受全球疫情影响，上届的全球深度报道大会改为线上举办，全球的记者们已经4年没有这样面对面的交流狂欢了。大家都太渴望见面，渴望听到别的国家的记者都在干什么，他们会疲惫吗？会沮丧吗？会有一瞬间不想继续了吗？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也想看看，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大家还在关心什么样具体的人，具体的故事？

GIJC23 真的像一座游乐园，打开不同会议室的门，得到的是不一样的惊喜。有硬核的全是干货的战争犯罪调查，也有关于 AI 技术在调查报道中的应用分析；有记者追踪飞机与船舶，关注亿万富翁的私人飞机，也揭露难民船如何倾覆，还有团队调查人类丢弃的废物和旧货到底去了哪里。

有特别的、实用的技能教学——怎么更专业地阅读一份医学文献，怎么把调查项目的筹款提案写得更好，如何应对黑客、进行有效的反击。同时，大会还关心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如何处理网络骚扰，如何应对压力、创伤与倦怠，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寻求帮助。

甚至还有像乐园花车巡游一样的“闪电会议”（Lightning Round），五分钟一个演讲者，一个小时内十几位演讲者轮番登场，分享他们最喜欢的工具、应用程序和故事。

那几天，我通过很多分享得以窥见过去四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记者们是如何度过的，他们都在做些什么？AI 是今年大会的主题词之一，第一天会前日上美联社记者 Garance Burke 就分享了她和同事调查过美国政府儿童福利系统的算法工具背后的偏见问题。

无数的开源工具和尖端技术在这里出现。很多调查专家分享了怎么利用社交网络调查一个几乎匿藏起来的人，如何利用卫星图像来分析战争、气候变化和犯罪事实。

芬兰一间最大的连锁超市声称它们的鳕鱼来自芬兰领海，而一位记者通过追踪系统，调查出那些鳕鱼实际上来自俄罗斯。一位墨西哥记者用编码语言，研究那些镇压拉丁美洲公民运动的武器是如何被制造的？一位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记者介绍他们团队如何用三种不同的数据库分析方法，揭露关于森林砍伐的环境犯罪。

Paul Myers。图：Nina Weymann-Schulz / GIJN

还有不得不介绍的 BBC 在线调查专家 Paul Myers 的分享会，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搜索专家，不仅调查能力强悍，讲座也像脱口秀一样好玩。第一天，很多人没有挤进去的那场分享会就是他的。他讲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搜索故事：用图像确认某个尼日利亚政府工作人员是否正在负责一座新水坝建设的采购工作；通过一张风景图，调查一个逃亡者到底藏身在哪里；用山脉的形状和峰值来确认埃塞俄比亚的枪杀现场。

GIJC 大会上，有很多前沿的工具，也有很多原始的采访方式，朴素的打开陌生人的方法。就像游乐场里的项目，高速过山车、5D 体验电影不断迭代，拥有100多年历史的旋转木马也永远在那儿。

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女性记者，一直在调查气候变化是如何损害了孟加拉国沿海地区女性的生殖健康，她分享了自己如何与在地的女性们沟通，如何让闭口不谈的采访对象开口谈论自己的身体与遭遇。

还有一个分享会叫“Getting People to Talk”。演讲者是来自瑞典的记者 Åsa Erlandsson，她常年关注犯罪新闻，擅长让从未公开发表过言论的人们开口，包括受害者、亲属、罪犯和政府官员。

Åsa Erlandsson

Åsa 提到了一个故事。两年前，瑞典当地的一名警察在帮派暴力事件中被枪杀，她打算去采访他的父母，打电话前，她犹豫了，她想现在为时过早，这通电话或许对逝者的家人是一种打扰，一种冒犯。就这样，她等待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突然有一天，另外一家报纸刊登了那位警察家人的采访。她立刻打电话过去询问，逝者的父亲说，“我们准备好了，有很多话要说，但没有人打电话给我。突然那家报纸打电话过来，我很感激，我想大声地说出来。”

她说，很多时候，面对一个遭受苦难的家庭，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做好了准备，他们可能会生气，对你大喊大叫，也可能突然感恩你的到来，然后接纳了你。为了记录那些重要的事情，追问事故背后的责任人，倾听受害者家属想要大声说出的内容，作为记者必然需要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心理马拉松。

她也讲述了自己怎么说服一个犯罪者的家属接受采访，调查一个青少年是如何成为校园枪击案的杀手。她信奉等待和耐心，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改变，今天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月、六个月后或许就能成为可能。

现在，有一个采访对象她保持联络超过了四年，对方还没答应，每年她会打两次电话跟对方闲聊，你喜欢你的新公寓吗？喜欢新工作吗？下一个圣诞节我还可以打电话给你吗？前段时间，她得到了另一个拒绝她两年的采访对象的同意——“采访，是永不放弃的艺术”，她这样强调。

我也在思考，作为瑞典记者，她与采访对象之间建立信任的难易度，和我们是一样的吗？一位中国同行和我都有相似的感受，他们的困难模式，或许是我们的日常模式，那种来自受访者的抵抗、怀疑和不信任，不要说受害者的亲属了，也会经常出现在普通受访者的身上。这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之间建立信任，也需要更多耐心和技巧的时代。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现场有人提问 Åsa，如果你和受访者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们想继续表达，继续和你见面，比如邀请你喝咖啡之类的，你会怎么做？Åsa 的回答是，她会保持一定距离，不会和他们一起出去吃晚饭或喝啤酒，她会尽量解决他们的问题，但不能与他们成为朋友。当我把这个问题带回来，告诉我身边的记者朋友们，得到了几乎相同的答案，“当然是答应啊！”在我们的语境和经验中，一个艰难的调查选题，能够获得采访对象的主动邀约是多么珍贵不易。

这种参差、不对称感时常发生在大会期间，我们总会产生一种疑惑，这个方式适用于我们吗？听着很多记者们谈论的选题和工具，以及他们能够获得的资金、团队和技术支持，是我们能够拥有的吗——那几天经常听到，来，我们介绍这个选题背后的团队，一个选题多则能有十几个人一起做。或许，我们真的很难带走乐园里的某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么轻松地说，哦，我们掌握了那个新工具，未来我们的选题和调查都会变得游刃有余。

过去几年，我时常感觉同路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已经离开或正在离开，转行了，写不动了，想停下笔喘口气的，留下来的人彼此张望，你们还在啊，但好像也就只有那些人。

在哥德堡的这几天，我见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同行，每天都在心里感叹，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在一起”采访写作啊！每天在会议间隙，都能看见席地而坐的记者，一边捧着午餐的冷面包和三文鱼沙拉，一边疯狂敲打电脑赶稿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同一个空间，看到那么多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种族，说着不同语言，却做着同一份职业的人，这样的画面冲击着我。

我们的选题可能完全不同，可总有些想法和坚持是那么相似。一个闪电会议上，数据编辑 Eva Constantaras 介绍了她与越南记者合作做的一项数据新闻调查。那位越南记者通过数据新闻的方式，揭露了越南采砂业的腐败问题，包括一张发票是如何被伪造的，湄公河上的采砂船只怎么逃避侦查的等等。最终这篇报道在越南第二大，阅读量最广泛的报纸上发表，数十万越南公民阅读了它。

她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在越南有句话，“管制采砂，就像试图把蟾蜍放在盘子上一样。”她认为做数据新闻也像试图把蟾蜍放在盘子上。如此想来，我们的工作，调查报道、采访写作、打开陌生人不都是这样吗？不过，她说，“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总是可以做到的。”

还有时任 GIJN 的执行主任 David Kaplan，常年关注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议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他今年（注：2023年）68岁，就要退休了，这次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闭幕之日，也是他为这个组织工作的最后一天。大会音乐之夜，一支由 GIJN 成员，一群新闻工作者组成的 R&B 乐队，在附近的啤酒厂举办了小型音乐会，David Kaplan 是那天的口琴手。

那是一个很奇妙的夜晚。一位坚持做调查新闻几十年的前辈记者在台上吹口琴，台下的年轻记者们一边跳舞，一边喝酒，一边讨论着白天听到的调查故事，比如，那位记者是如何报道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

Liseberg 主题公园的过山车

疫情三年，焦虑的、疲惫的我们太需要这样一场聚会、一个乐园了。很巧合的是，这次全球深度报道大会的会场和参会者们入住的酒店旁边，坐落着北欧最大的游乐园 Liseberg，今年它也迎来了100周年。

进入 GIJC 乐园的这几天，大家都很放松，也变得更容易打开，聚在一起聊平时想不到，也不会聊的话题。关于工作的烦恼和困境好像暂时可以抛在乐园之外的世界。

我们都带走了一点东西，一些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能用得上的工具，一些视角，一些谈话的空间和机会，一些彼此确认、彼此支撑的瞬间。未来，当我们再次遇到“试图把蟾蜍放在盘子上”的选题，也能想起那两句话：“采访，是永不放弃的艺术。”“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总是可以做到的。”

大会结束前夜，几位新认识的记者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漫无边际地聊。明天就要离开乐园，回到不同国家，面对各自的课题，大家都有一种回归现实的惆怅。但是，没关系，这趟旅程更像一次吸氧之旅，我们每天都大口呼吸，尽情交谈，默默记下那些人和故事，然后，继续采，继续写吧。

作者赖祐萱，资深记者，现供职于《人物》杂志，她撰写过的调查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曾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