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市數據與新聞倫理：他們如何調查納瓦尼中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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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壁上的線索與證據關連圖片，顯示了 Bellingcat 如何調查納瓦尼中毒事件。圖：Bellingcat

2020年8月，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主要競爭對手、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尼（Alexey Navalny）懷疑被人投放諾維喬克神經毒劑。這一起意圖謀殺案件，迅速搶佔全球各大媒體的新聞頭條。然而事發至今，世界上仍然沒有任何一個執法機關宣布展開刑事調查。

眼見追究刑責的執法機制徹底失效，英國調查新聞網站 Bellingcat 及俄羅斯調查媒體 The Insider 的調查記者攜手挺身而出，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的支援下，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查出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與納瓦尼中毒事件的關連。

俄聯邦安全局的特工都是反監控專家，然而聯合調查團隊依然成功鎖定三名負責跟縱納瓦尼的特工、以及五名支援特工行動的科學家及高級情報官員。CNN 的一名記者甚至在調查其中一名特工位於莫斯科的住處時，與該名特工狹路相逢。

如今，納瓦尼已經從毒劑傷害中康復過來，但被俄羅斯當局送進監獄後，據報又正承受各種健康問題的折磨。儘管俄羅斯一再否認向納瓦尼下毒，歐盟和美國已經對俄實施多項制裁，以懲罰其對納瓦尼的毒害和迫害。

為了釐清俄羅斯安全部門跟納瓦尼中毒事件的關係，聯合調查團隊除了應用開源工具、社交媒體搜索結果及傳統採訪報道方法，還決定購買黑市數據——在符合新聞倫理道德規範之下，迫不得已使出的最後一招。

2020年12月14日，作為全球深度報道網成員、專註於開源情報的 Bellingcat 發出聲明：“當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執法機關正在調查納瓦尼中毒事件。”直到2021年4月初，Bellingcat 的俄羅斯新聞首席調查員赫里斯托・格羅澤夫（Christo Grozev）對全球深度報道網表示，仍然沒有任何執法人員曾經就事件聯繫受害者或目擊者，針對該起罪行展開全面調查的依然只有新聞工作者。

2021年3月25日，全球深度報道網舉辦網絡研討會，嘉賓包括格羅澤夫和 The Insider 總編輯羅曼・德布洛柯托夫（Roman Dobrokhotov）。他們分享了有效地逛數據市場、應用侵入性個人數據工具而又不抵觸新聞倫理道德的小貼士。出席研討會的還有英國第四頻道電視台（Channel 4）特約編輯、國際新聞道德聯盟（EJN）委員會成員朵洛西・柏恩（Dorothy Byrne），她介紹了新聞編輯室在應用有爭議的調查工具之前，怎樣自行制定一份倫理道德指引，並且檢查自己會否逾越新聞原則底線。

來自64個國家的319位新聞工作者參加了這次網絡研討會，他們一個主要收穫是——聯合調查團隊基於怎樣的邏輯假設、參考了過往哪些化學武器調查、哪些經典的預設問題，來展開關於納瓦尼中毒事件的調查。

德布洛柯托夫和格羅澤夫談到，他們是基於以下的預設問題，來決定獲取、採購和使用哪些數據的——納瓦尼中毒當日乘坐由莫斯科飛往新西伯利亞的航班，由當日算起的前後共一周內，有哪些乘客預訂了同一編號航班呢？這些乘客當中，有哪些是結夥出行的？他們有沒有使用虛假身份的特徵，例如不存在於任何一個護照數據庫？他們有沒有像納瓦尼一樣，行程包括從新西伯利亞繼續前往托木斯克（納瓦尼在托木斯克遭遇毒劑襲擊）？他們有沒有給誰打過電話，而通話對象當中有沒有跟俄羅斯化學武器項目相關的人物？

在整個調查過程當中，下游的許多線索連結和驗證工作可以依靠開源工具及社交媒體搜尋結果來完成，但仍然有一些必需的數據集，例如航班旅客名單、電話通話計費記錄等，只能取自於俄羅斯的非法數據市場。

“其中一些數據庫並不對外開放，但其實在黑市很容易就能取得。”德布洛柯托夫解釋。

“羅曼（德布洛柯托夫）總是說，俄羅斯實際上是世界上最透明的社會之一，因為你不必花很多錢，就能買到相當集中的數據庫。這是俄羅斯數據市場的特色。”格羅澤夫表示。

德布洛柯托夫提到，The Insider 過去也曾經調查涉及使用諾維喬克神經毒劑的事件，包括2018年俄前上校謝爾蓋・斯克里帕爾（Sergei Skripal）及其女兒尤利婭（Yulia Skripal）在英國遭毒害一案。他指出，團隊在這些調查所用到的數據庫、以及吸收到的經驗，都在這次調查納瓦尼中毒事件時學以致用。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到如何利用俄羅斯數據庫來追蹤特工間諜，了解到過程中可以使用什麼方法。”德布洛柯托夫解釋。“去年8月、當納瓦尼中毒後，我們猜想案中用到的諾維喬克神經毒劑，可能跟用於毒害斯克里帕爾父女的一樣，由同一家機構生產。那有可能不是格魯烏（GRU，俄聯邦軍隊總參謀部情報總局），而是俄聯邦安全局。”他續道：“因此，我們開始查找電話通話數據和元資料。那是由俄羅斯運營商收集到的數據，從中你不僅可以看到目標人物的通話對象，還可以追蹤他們的地理位置。”

德布洛柯托夫提到，串聯整個調查的最後一項關鍵線索，來自納瓦尼本人致電的一名俄聯邦安全局特工、並且誘騙對方做出一段長達40分鐘的認罪告解。從這段通話，調查團隊獲得一項新的細節——原來特工是將神經毒劑放在納瓦尼的內衣上，因為他相信內衣是納瓦尼必然會貼身觸及的衣物。

格羅澤夫曾經領導 Bellingcat 的團隊，調查斯克里帕爾中毒、2014年馬來西亞航空 MH17 客機遭擊落等事件。他在網絡研討會上提出了一個宏觀且重要的論點——就算是多麼專業的特工間諜，都會犯下一般人常犯的失誤，因此一樣能被調查記者緊密追蹤。

譬如說，專業特工也會偷懶。格羅澤夫提到，他發現數名卧底特工慣性地預約俄聯邦安全局總部周邊的停車位，一些特工甚至將私人車輛登記到所屬機關的地址。

另外，專業特工也有做事草率馬虎的時候。格羅澤夫指出，情報機關向情報人員分發虛假護照，賦予他們卧底身份，但護照上的一些資料、例如出生日期可能設定得讓人莫名其妙。更甚者，機關可能向多名特工發出連續編號、或者編號最後一個數字相同的護照，以識別這些特工隸屬於同一個單位。

還有就是，專業特工也容易受騙。就像受納瓦尼哄騙、在通話中將自己身份和任務細節和盤托出的那位特工。

聯合調查團隊集結了一群積極進取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的工具箱活脫就是一個虛擬金礦，包含各種開源、和並不那麼開源的技術。接下來，首先由格羅澤夫介紹 Bellingcat 團隊調查納瓦尼中毒事件時用到的開源工具。

使用到的開源工具

• Telegram 或其他智能手機應用上的反向電話搜索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包括 GetContact、TrueCaller、SmartSearch 等，它們按照用戶指令來執行特定任務。“你可以輸入電話號碼，通過這些機器人查找對應的人物。它們一般按照號碼共享的原則運作。”格羅澤夫介紹：“當你下載了這些應用程序，它會擷取你的通訊錄，並且按照你的描述指令來執行資料分類與合併。因此，你要查找電話號碼相應對象，不論是空泛如‘媽媽’、還是具體像‘隸屬於俄聯邦安全局夜間部門的葉甫根尼’，它們都能幫上忙。”
  
• 連結背景數據的反向電話搜索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包括 EyesofGod 及 QuickOsintBot。“這些是可以幫助你找到多一點背景數據的 Telegram 機器人，例如地址、額外信息等。”格羅澤夫表示。
  
• 值得一試的身份搜索平台：這些都是測試運氣的選項，包括 Viber、Telegram、WhatsApp 和 Skype。“譬如說，當你在 Skype 搜索欄上輸入某個電話號碼，可能只會得到相應人物的名字，而且前提是對方有將電話號碼連結到 Skype 帳號。”格羅澤夫補充：“在 WhatsApp 上採取同樣的操作，你有可能得到相應對象的一張照片，那下一步你還可以嘗試進行人臉搜索。”
  
  聯合調查團隊追查納瓦尼中毒事件時，似乎運氣不錯。他們採用這種方法，搜索大批電話號碼，成功找到一位有名有姓、來自俄聯邦安全局的人物。
  
• 反向車輛搜索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包括 AvinfoBot、SmartSearch、EyesofGod 和 QuickOsintBot，它們能提供車輛擁有權、登記停車位、交通違章記錄等數據。“追蹤特定人物的行蹤軌跡，查看他們是否跟某項秘密行動有關連時，這些信息能幫上大忙。”格羅澤夫說道。Bellingcat 發現，其中一名目標人物經常與生產諾維喬克神經毒劑實驗室的首席科學家通話交談，而該名目標人物有一輛汽車登記在俄聯邦安全局的總部。另外，他們發現另一名目標人物的手機連結到42個停車時段，大部分時段位處俄聯邦安全局總部周邊的停車場。

在關於納瓦尼中毒事件的調查中，反向車輛搜索機器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停車數據、車輛登記信息及交通違章記錄提供了額外證據，證明數名國家安全乾員使用了虛假身份。圖：Bellingcat

• 人臉識別及比對工具：格羅澤夫盛讚微軟的 Azure 工具非常可靠。他提到，團隊正是使用這個公用雲端服務平台，揭穿一名持假護照目標人物的俄聯邦安全局特工身份——團隊利用該款應用比對一名女士在 Facebook 帳號上的照片，以及目標人物妻子的照片，應用評定女士和妻子的臉譜高度重合、極有可能是同一人。團隊接下來審視那位女士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照片，不但確認她的丈夫就是目標人物，更找到一張目標人物身處沙灘、頭頂一個巨型黃色充氣玩具的照片。這一位現實世界裡的特工，跟虛構的詹姆士・邦德那種領牌照殺人的形象有着鮮明的對比。
• 識別蒙面者的替代技術：格羅澤夫提到，團隊發現一名帶着口罩的男子曾經在納瓦尼中毒的地點出現，並且懷疑他跟團隊通過社交媒體取得全臉照片的一名嫌疑目標人物是同一人。然而，團隊該怎樣驗證這項質疑呢？“我們需要為那名蒙面男子，補上其他人的下半部份臉龐。為了有趣一點，我們以英國記者格雷厄姆・菲利普斯（Graham Phillips）的部份臉龐補足了蒙面男子的臉孔，再跟目標嫌疑人的全臉照片作出比對。”格羅澤夫解釋：“我們知道，這肯定無法得出100%匹配結果，但我們得到了57%。根據微軟的應用說明，這足以得出兩張臉龐匹配吻合的結論。”要注意的是，微軟的這項技術僅僅提供估算結果，而不能作為可靠驗證；不過，這能夠幫助記者建立信心，確立下一步應該沿着哪些線索繼續調查。

為了查出左圖中站立的口罩蒙面男子，是不是調查團隊在社交平台找到的一名目標嫌疑人物，格雷澤夫以英國記者格雷厄姆・菲利普斯（中下圖）的下半部份面龐補足了蒙面男子的臉孔，再以 Azure 人臉識別工具進行比對。圖：Bellingcat

• 反向人臉搜索：這些工具包括 FindClone、Search4Faces、PimEyes、Yandex 和 SmartSearchBot。格羅澤夫提到，團隊從一名目標人物的 Facebook 照片發現他戴着聽診器，遂藉助反向人臉搜索引擎，確認目標人物確實有醫學背景。憑藉此項發現，Bellingcat 在眾多目標嫌疑人物當中，積極地尋找具有醫學背景的人，結果找到三人。
  
• Yandex 和 Google 的搜索技巧：“這些都是一般的搜索引擎，但只要了解一些應用技巧，它們有時候能提供出乎意料的數據。”格羅澤夫指出。Yandex 的自動填充功能可以預測其他用戶的共同搜索關鍵詞，即便該個關鍵詞根本搜不出任何實在的信息。由此，Bellingcat 可以根據其他眾多用戶的關鍵詞搜索記錄，發現其中一名嫌疑人物被許多用戶懷疑是俄聯邦安全局人員。
  
• 外泄出行數據庫：“調查所用到的這個數據庫，我們視之為開源數據，因為我們並非專門去把它買下來、而是從以前的外泄檔案下載到的。”格羅澤夫表示。
• 外泄個人數據庫：這些數據庫包括 Cronos 和 Larix。“在俄羅斯、烏克蘭，以至許多東歐國家的市場上，販賣着大量能幫助尋找個人歷史數據的工具，包括住處地址、舊護照信息等等。”格羅澤夫指出。

從俄羅斯數據市場購入的信息記錄

格羅澤夫指出，團隊能夠達成這次調查報道，關鍵在於購自俄羅斯數據市場的信息，而且這些黑市數據的成本非常低，它們包括：

• 電話通話記錄和帳單記錄. 
• 飛機和火車旅客名單：“在俄羅斯，你可以向‘數據經紀中介’買入這些名單。”格羅澤夫續道：“然後，你需要以一名乘客作為基礎，開始尋找其他旅客跟他之間的共同規律。”調查過程中，團隊自然以納瓦尼作為基礎，然後尋查跟納瓦尼預訂同一行程航班（從莫斯科到新西伯利亞，再到托木斯克）的嫌疑人物。此外，團隊從這些旅客名單，還可以看到每名旅客預訂機票的時間。“我們發現，有兩名旅客跟我們的頭號嫌疑人物在同一時間下單預訂機票，時間點是在起飛之前一天的下午2點34分。”格羅澤夫解釋：“我們仔細考查兩人，發現他們使用了虛假身份——他們不存在於任何一個護照數據庫，他們所持‘護照’上的出生日期也有可疑。”
  
• 旅行與購票記錄：這包括一個名為 Magistral 的俄羅斯數據庫。“你可以從警隊吹哨人、數據經紀中介那裡取得這些數據記錄，基於特定目標人物的購票歷程，還原他的整套出行數據。”格羅澤夫提到，團隊憑藉這類型的數據，發現一名情報人員以假名弗羅洛夫（Frolov）購買機票，趕在納瓦尼所乘航班著陸前數小時抵達新西伯利亞，隨後又預訂了從托木斯克返回莫斯科的機票，出發日期正是納瓦尼中毒後的第二天。
  
• 護照數據：“數據庫為每一名俄羅斯公民建立了一個護照檔案，除了現有護照相片、地址和登記信息，還包括過往的、已經作廢的護照及相關數據。”格羅澤夫介紹。

格羅澤夫還提到，追蹤目標人物乘坐的航班之餘，也可以追蹤他們曾經預訂、但最終沒有乘坐的航班，這樣可以探視這些秘密行動的策划過程，為調查定下更完善的假設。

新聞倫理的考量

關於納瓦尼中毒事件的調查報道產生了廣泛影響力，但聯合調查團隊購買和使用俄羅斯黑市數據的手法，同樣引起不少新聞倫理道德爭議。國際新聞道德聯盟委員會成員朵洛西・柏恩指出，新聞機構應該制定倫理道德指引，規範具有爭議的事實調查做法。

“我認為新聞工作者可以使用的優秀創新科技愈來愈多，意味着我們也必須認真思考，我們面對怎樣的新聞倫理道德兩難困境。”柏恩表示。

柏恩警告，新聞工作者着手處理可能觸犯國家法規、或者侵犯個人隱私的報道之前，起碼要先考慮以下的問題：

• 這則新聞故事符合公眾利益嗎？
• 這則新聞故事極度重要嗎？
• 是不是再沒有其他途徑獲取這些信息？
• 我會不會把某人置於風險之中？（假如會，我是不是已準備好為他們承擔潛在的法律風險、甚至幫助他們流亡海外的成本？）
• 假如我與犯罪分子或組織交易，會不會助長罪案發生？犯罪分子會用我支付的金錢，從事什麼犯罪活動？
• 我們的合作夥伴，有沒有以任何方式被迫打破常規、甚至觸犯法律？（柏恩特別提醒，我們跟年輕記者合作時應該多加註意——不少年輕記者急於揚名，可能會做出他們不應該做的舉動）
• 關於在調查過程中如何獲取信息，我們能對外界保持多大的透明度？

“關於納瓦尼中毒事件的調查，顯然符合第一和第二點。”柏恩續道：“當我們斷定一則新聞故事極度重要，我們才考慮採用非法市場數據，這一點非常重要。採取這些手段的目的，絕對不可以是發表能讓我們出名的報道，例如揭露英國皇室家族的秘聞，那顯然是不正當的。”

柏恩還提到，新聞工作者向數據黑市支付的金額大小，也有可能影響相關報道抵觸新聞倫理道德的程度。假如向犯罪分子或組織支付巨款購買數據，該筆金錢很有可能被用於實行其他罪行。

格羅澤夫指出，為調查納瓦尼中毒事件而購買的數據都非常廉價，在線數據庫的價格一般低至12美元。他也強調，只有在相信國家機器涉及重大不法行為的情況下，Bellingcat 才會採用黑市數據；而且，考慮到俄羅斯安全機關極度擅長於掩蓋行蹤，進行相關調查時有必要購買和應用黑市數據。

這是 Bellingcat 使用機密及黑市數據時，用以自我監管的新聞倫理道德指引。

格羅澤夫提到跟 The Insider、《明鏡》周刊一類媒體合作報道嚴肅新聞事件，調查過程中的一切艱難決策都必須建基於共識，而這反倒是個好處。“這些媒體秉持最高的新聞倫理道德標準，而它們對於越軌的決定擁有否決權。”

另外，格羅澤夫強調，新聞工作者必須基於已有證據、開源信息或傳統採訪成果，建立起強而有力的假設，才可合理地應用黑市數據。相反，記者絕對不能單憑直覺，而合理化黑市數據的使用。

談到調查過程中利用機密數據侵犯個人隱私的爭議，格羅澤夫指出特工本身使用虛假身份，令這個遊戲在倫理和法律上變得公平：“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虛構的人物！”

Rowan Philp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的記者。他曾是南非《周日時報》的首席記者。作為一名駐外特派員，他報道過全球20多國的新聞、政治、貪腐和衝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