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 侧记：残缺的数据，模糊的面孔，天秤倾斜的判决——从女性杀戮报道说起

去瑞典前，我刚离开就职多年的深度报道媒体，带着一点做记者的疲惫，一点政治创伤，和很多自我探索的困惑，在上飞机前就把课表安排得满满当当。即使工作多年，我也习惯性地保持著“好学生”的样子，但其实内心并未抱太多期待。毕竟，在过去有限的交流经历中，总会听到大家说：

“China is another story.”

确实，当其他国家的同行热络地讨论着如何报道选举、如何调查影响议员和不同利益集团、如何要求更多的信息公开时，我只能讪讪地笑笑，做个安静的聆听者。

几乎每场分享，记者们都会讨论“impact”（影响力），而在中文语境中，除了一个个被算法、平台、假新闻、内容农场、不同程度的审查构筑起的信息茧房外，还有大环境的压抑与撕裂。离散和政治性抑郁成为高频词汇，离开的人不想再关心新闻背负沉重，沉重的人困在原地讲不出话。而同样是中文语境，两岸三地都有各自亟待解决的命题，不要说影响力，很多时候彼此理解都是一种奢侈。

但我还是忍不住自问：在影响力如此受限的当下，我们究竟如何定义和看待“impact”？或者说，如今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报道？是曲折的、触动人心的故事，还是被遮蔽的、难以发掘的信息？我在不同问题间反复横跳，直到在“报道杀戮女性（Femicide）”的分享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在有限的资源里找线索

报道 Femicide 的标签是“女性（woman）”，在踏入会议室时，我原以为会听到令人心碎或愤怒的故事，或关于二次伤害、细节披露、报道语言等伦理讨论，但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主持人开场便介绍说，分享者都是数据记者，三个关于杀戮女性（Femicide）的项目，都是数据新闻。

过去三年受制于疫情和封控，大多时候难以到达新闻现场、甚至难以当面见到受访者，数据、开源调查成了描述现场很重要的工具和形式。然而，对于频繁使用这个工具的我而言，却总是爱不起来、恨不下去的尴尬——枯燥的数字离“人”太远，但又时常觉得信息的传达也至关重要。

因此，当听到三个项目都是数据新闻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

其中我最有共情的是来自南非的报道 《说出她的名字：疫情中南非被杀戮女性的面孔》（#SayHerName: The faces of South Africa’s femicide epidemic）——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和我很像：笼统到只有一两个数字的官方统计，不公开的案件，难以得知被害者和凶手之间的关系，难以追查的女性被害细节。

事实上，南非报道团队最初的主题是性别暴力犯罪，但由于这涉及不同类型、不同等级的犯罪，案情也更复杂，数据更难获取，因此他们后来锁定在“谋杀案”这样一个必定有总官方统计数据，也更单一的标准上。

为了获取更多的案件细节，他们只能通过大量检索自己组建数据库，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南非有11种官方语言。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检索标准：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发生的，英文的，线上报道。在这个标准下，获得了482起谋杀女性案的报道，其中18岁或以上的成年女性被杀案233起。

然而，这些在媒体中有迹可循的案件，仅占成年被害女性总数（5,500）的 4%——被报道的多数是名人，或案件过于恶劣，引起社会关注。

完整的报道之外，南非的报道团队还将搜集到的近500个案件，汇总成公开的数据库，每一位被害女性都有姓名、年龄、所在地、媒体报道时间、简要的案件内容和报道来源。同时，在数据库的左上角，可以分别筛选出被现亲密伴侣杀害的、被前亲密伴侣杀害的、及被认识的人杀害的案件。

去年3月，我也做过一篇类似的报道。不过，中国的相关数据更难获取。

例如，每年分性别被杀人数没有直接的数据，只有不同年龄段的被杀死亡率（每10万人中多少人被杀），2021年的被杀死亡率要在《2022年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寻找，而这份统计年鉴发布于2023年的5月。也就是说，需要等待一年半才能得知前一年的数据，并要通过一连串计算获得。

除总体数据外，通过判决书或警方通报搜集案件同样困难重重。一是搜索“故意杀人”未必是全貌，有很多案件是以“故意伤害”、“故意伤害致死”、“过失至人死亡”等定罪或起诉；二是裁判文书网中的案件并未按照受害人性别进行区分，需逐条检阅筛选；三则是很多案件并未在裁判文书网中披露，而是地方法院、地方媒体披露在社交媒体中，或以通告形式发布在中国法院网。

一些引发重大关注的案件，甚至无法找到官方披露的文件，只能依靠我的记忆找回一些在社交媒体上的碎片。例如武汉江宸天街对疑似非性别二元者的故意杀人案，无法找到任何法律文件，没有媒体报道，最早披露事件的非性别二元网友删掉了所有相关微博，“武汉天街杀人案”等搜索词条也被微博屏蔽。

和南非记者类似的是，我也为性别暴力案件设置了不同的类别标签，分成亲密关系或熟人暴力、性骚扰、性侵和针对性别气质的霸凌等分类统计，录得的64例亲密关系或熟人暴力中，16例致死。

在数据中还原“人”

南非报道团队在现场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数据会令人觉得冰冷和遥远，只看数据可能无法调动读者的感知。因此，他们努力找到了少数愿意受访的被害者家属，通过有情感有温度的故事，串起了数据报道。

另一个数据新闻《杀戮女性：欧洲对女性的未宣之战》（Femicides: The Undeclared War on Women in Europe）也同样是通过故事引入。而秘鲁的专题报道《男性至上的正义》（Justicia Machista (“Sexist Justice”)）则通过分析2018年至2022年女性被杀案的法律判决书，摘取判决书原文，用有冲击力的信息图，分议题串起了这个专题。

秘鲁的记者发现，法庭在判决 Femicide 案件时往往带有偏见，会用曾是亲密伴侣、被害女性不忠、伤口不在要害部位、甚至有孩子需要照顾等原因为犯案男性开脱。记者们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偏见，这份专题报道后来也发给了秘鲁的各级法院，提醒结构性不公的存在。

还原到“人”这点令我仿佛被戳到痛处一般哽住，去年3月我做了《过去一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性别谋杀”》，最遗憾和不满意的就是没能还原到人，甚至因内容多摘取自通报，连被害女性的姓名都是模糊的。

当时，因人员不足、时间紧迫，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没能够联系一些当事人家属，或联系在微博中做性别暴力新闻信息传递的帐号，只能独自搜集、整理、核查信息，先将检索、筛选出的东西尽我所能，跟设计和编辑同事沟通，共同呈现出来。

现在回看当时已有的材料，觉得其实可以做得更好。比如那时所纠结的案情简介要尽量少用被动句，但这也造成整篇报道看不出当事人的性别。尽量少使用被动、标题焦点放在施暴者——这样的报道伦理讨论适用于大众传媒报道的情境中，而非这样一个专门想要还原被害女性面孔的报道中。

不过如今回看，倒也没那么苛责，而是感谢那时的自己做了出来，尽管不完美，同时在看到其他国家的分享时，也惊讶地发现了很多共同点。

例如，与秘鲁的系列报道相似，我在检索中发现，“情感纠纷”、“家庭纠纷”常常出现在相关的案情通报中，甚至在辩护人意见里作为申请从宽处罚的依据——这是基于2010年2月中国最高法颁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而是否采纳，则关乎具体案情及当事法院法庭意见。

看到遗憾，也看到自己

结束瑞典之行后，朋友在播客中问我以后是否还会继续做记者？之后想做更有故事性、文学性的报道？还是信息翔实、角度尖锐的报道？要怎么面对好像总在对同一批人讲话这件事？

我当时说，想要做温和的、或是信息翔实的。形式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出来，更大的困境是我们在失去资料、失去历史、失去纪录。如今我也这样想，事实上，随机挑选一条去年女性被谋杀案的纪录，进行反向搜索，很难再找到原始信息。更难过的是，去年清理资料时，我不小心删掉了纪录100多条案件的更详细的原始文档。

与我同龄的记者很多都在去年、今年离职，有人读书交换，有人换了轨道，有人去写书，有人去赚钱，我们在饭桌上半开玩笑地自嘲：30岁前后是记者离职潮吧。

在并不理想的大环境里做着一份要不时燃烧理想的职业，有很多消耗和沮丧的时刻。GIJC 的会议里也有很多关于媒体存续、记者创伤的讨论。也看到过还在做记者的朋友自我怀疑时问：这些题目也不是非要我来做吧？

我想，能量很低的时候就停下来抱抱自己吧，却也不必因为当下报道见不到回音就陷入自我怀疑。布满内容农场的时代里，信息是过剩的，但有质量的信息也是匮乏的。有些记录，若没有留下，是真的会丢，若还有一些力气，就一起守住每一个留下记录的可能吧，不必在意够不够完美。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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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小艾，独立记者，关注性别及环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