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你的播客走向全世界？多語種播客製作指南

編者按：印尼的廣播公司 KBR 編輯團隊通過全球深度報道網的調查媒體評估計劃（IJ-MAP）獲得支持，並與 Reber 及全球深度報道網諮詢服務合作，製作了關於印尼童婚的調查播客《被迫婚姻》（Dipaksa Kawin）。

製作關於印度尼西亞童婚問題的調查播客，印尼廣播公司 KBR 花費了約一年時間。最後，這個名為《被迫婚姻》（Dipaksa Kawin）的播客，收聽量超過五十萬，大獲成功。

但當這個節目在其母語印尼語中獲得廣泛受眾時，製作團隊並沒有讓故事就此結束。他們又與菲律賓的一個團隊合作，製作了一個英文版本，讓 Rasminah 這樣13歲就被迫結婚的童婚新娘，和其他有着類似經歷的人的故事，傳播到亞洲其他地區的聽眾耳中。

對於 KBR 印度尼西亞的總編輯 Citra Dyah Prastuti 來說，聽到《被迫婚姻》用另一種語言播出，是一個夢想成真的時刻。“我堅信這個故事的重要性，它不僅關乎印尼，對亞洲乃至全球都具有深遠意義，”她說。

該系列最近贏得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印度尼西亞獨立記者聯盟頒發的關於兒童的最佳新聞作品獎（廣播類別）。

去年8月，Rashminah 因癌症去世，享年38歲。在她20歲之前，她已經被迫結婚三次。“這就是我們讓 Rashminah 的故事繼續活下去的方式，這是她的遺產，”Prastuti 說。

打破語言障礙，尋找新的聽眾

全球音頻媒體的繁榮開闢了調查記者接觸更廣泛聽眾的新途徑，他們通過製作多語言版本的播客，不僅能在不同市場同時推出，也可以在首次發布後的一段時間內陸續發布。

當然，KBR 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例如，愛爾蘭的真實犯罪播客《無人區》（The Nobody Zone）用五種語言呈現了對一名連環殺手的深入調查，包括英語、愛爾蘭語、丹麥語、德語和西班牙語。在2020年推出時，它不僅在愛爾蘭播客排行榜上位居榜首，更重要的是，它的全球收聽量接近五百萬。

另一檔贏得多個獎項的播客《胡亞雷斯被遺忘的女性》（The Forgotten Women of Juárez），講述了墨西哥邊境城市連串發生的女性被殺案件，這檔播客最初是用英語創作的，後來被翻譯成三種語言：西班牙語、德語和丹麥語。

但在決定是否將自己的播客翻譯成其他語言之前，記者和製作人需要思考幾個關鍵問題，包括：應翻譯成哪些語言？訪談內容是保留原聲還是配上外語解說？為跨越文化障礙，需要增加哪些內容？如何在翻譯過程中準確傳達內容？

Prastuti 透露，在菲律賓的播客製作公司 Pumapodcast 的協助下，他們的播客英文版定為《Rasminah，最後的受害者 》（Rasminah, The Last Victim）。為了讓這個故事對全球聽眾都有意義，他們不得不補充了許多關於印尼法律和法場景的背景信息。

然而，保持故事主人公的聲音至關重要。與其完全替換 Rasminah 的聲音，不如讓聽眾在她的印尼語原聲之上聽到英語旁白的講述。

Prastuti 表示：“我們並沒有去掉 Rasminah 用印尼語發言的原始錄音，而是在其上加入了英文翻譯，旨在保持那種親密且自白式的語調。這樣做能讓聽眾感受到這是一位母親，一個被迫嫁為童妻的女孩的聲音。”

關於印尼童婚的調查播客《被迫婚姻》（Dipaksa Kawin） 圖: KBR

Pumapodcast 的創始人、主席兼總編輯 Roby Alampay 向全球深度報道網表示，Rasminah 的故事中包含多個與菲律賓聽眾及全球聽眾產生共鳴的元素：家庭紐帶、保護兒童和愛。“這些普遍的主題，藉助播客的親密性和傾聽的力量，為聽眾提供了一個反思這些故事的空間，”他說。

實現多語言傳播的優勢不僅在於讓更多的聽眾聽見你的故事，它還涉及與其他國家的記者合作，這些記者也信任沉浸式音頻故事的魅力，這種故事與高質量的新聞報道一樣，都是經過深入調查和精心製作的。

“播客作為一個媒介，使聽眾能夠親身體驗你的故事，”Alampay 表示。“對於我們這些在播客社區中押注於傾聽的力量的人來說，有一種共同的情感。”

“雖然實現多語言傳播還未普及，因為目前從事此項工作的人並不多，但它確實代表了一種新興的前沿領域，”Susanne Reber 說，她不僅是美國首個調查播客 Reveal 的聯合創始人，還是致力於長篇音頻製作的 Piz Gloria Productions 的執行製作人。

尋找製作多語種播客的資金

儘管製作播客相對於視頻的成本較低，重新編排腳本和錄製翻譯的額外成本可能是許多新聞機構不願意或未曾嘗試的投資。

“我們如何籌集製作資金？這是新聞行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作為 KBR 播客顧問的 Reber 提出。但她認為，那些涉足播客領域的人應該更積極地考慮製作多語言版本的播客。

“所有這些合作能量都集中在‘讓我們報道這個故事，並通過不同渠道傳播出去’。現在或許是時候將思路轉變為，‘讓我們團結起來，講述一個故事，讓它成為多語言版本，用不同的語言來實現’，”她說。

Reber 還指出，播客傾向於吸引年輕的聽眾群體，這個群體可能不那麼熱衷於閱讀長篇的調查報道，這一點有助於為將播客作為調查報道的一部分。“編輯總是在尋找吸引年輕聽眾的方法。好了，這些年輕聽眾已經在這裡了，他們已經在聽播客了。”

Reber (左) 和 Prastuti (右) 在 GIJC23 發言. 圖: Kholikul Alim for GIJN

根據最近一項由路透社新聞研究院進行的研究，播客的聽眾群體對於出版商和廣告商來說極具吸引力，因為這些聽眾通常更富有、教育水平更高，最關鍵的是，他們的平均年齡較低。

這個領域的增長同樣令人矚目。超過42%的12歲及以上的美國人在過去一個月內聽過播客，這創下了一個新的歷史記錄。所謂的“每周播客聽眾”現在平均每周收聽9個播客，Reber 引用了2023年的 Infinite Dial 研究數據，這是對美國數字消費者行為最長期的跟蹤調查。

然而，人們對播客日益增長的興趣並不僅限於美國。

根據消費者洞察調查機構 YouGov 的數據，Reber 指出，有一半的墨西哥人（52%）和巴西人（51%）每周至少聽一個小時的播客。南非以69%的收聽率領跑全球所有市場，其次是沙特阿拉伯，達到了67%。在印度尼西亞，估計有63%的人每周至少花一個小時收聽播客。這些數據揭示了一個全球性的市場，對那些能夠克服語言障礙的播客製作人來說，擁有巨大的潛力。

如何製作多語言播客？

如果您計劃將您的播客多語言化，以擴大其國際影響力，確實有幾個關鍵因素需要考慮。在決定您的播客是否適合“走向世界”之前，請仔細思考以下幾點：

1. 角色：故事角色會讓人感到普遍共鳴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的敘述技巧極其出色，讓聽眾不自覺地想投入到主角的世界裡——哪怕這個世界與他們自己鎖生活的截然不同。“想象一下，來自不同國家或講不同語言的聽眾都將聆聽這個故事，並從自己的文化視角中體驗角色的生活，這是非常激動人心的。這不僅數字上擴展了我們的聽眾基礎，也增強了聽眾真實的體驗感，”Reber 說。
2. 情節：真實犯罪播客之所以在全球範圍內廣受歡迎，一個關鍵原因在於它們構建在 Reber 所說的“經典探索弧線”或以逆境為核心的情節上。無論故事發生在紐約的高檔社區還是亞馬遜的密林之中，戰勝逆境的故事對人們來說都是一種共通的經歷。“聽眾需要感覺到他們正在為角色面對的挑戰而吶喊助威，”Reber說。
3. 記者既是敘述者也是故事角色：許多聽眾之所以一直追聽調查播客，是因為記者作為敘述者帶他們穿越情節的高低起伏和懸念，讓人難以自拔。在播客涉及語言轉換，以及需要更多地解釋和闡述當地背景時，記者的角色從單純的敘述者擴展為文化的翻譯者，搭建起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樑。“作為真相的探索者，聽眾依靠記者/敘述者揭示他們所不能發現的事物。他們渴望了解你的看法，甚至可能對你的感受也感興趣，因此在播客中加入你的個性是很重要的，”Reber 解釋道。
4. 合作的力量：Reber、Prastuti 和 Alampay 一致認為，實現播客多語言化的關鍵在於找到優秀的合作夥伴。Reber 目前正與位於巴黎的播客製作公司 Ochenta Studio 合作一個多語言項目，該公司專門從事多語言製作。製作團隊帶來了豐富的編輯和文化背景經驗，“我們可以一起確保播客系列的講述風格能夠轉化為多種語言，”Reber 說。Alampay 和 Prastuti 指出，通過合作夥伴關係和協作，記者能夠創造和整合內容，觸及更廣泛的聽眾群體。“但關鍵是要找到合適的夥伴，有人和你對播客抱有共同的願景，”Prastuti 說。
5. 嘗試使用其他平台，如圖形小說，以幫助聽眾理解播客：對於一項關於在加利福尼亞科技行業中印度工人被詐騙的調查播客《科技剝削》（Techsploitation），Reveal 和調查報道中心（Reber 曾擔任執行製作人的地方）創新地採用了多語言圖形小說的形式來輔助聽眾理解播客內容客。這個故事在印度和巴西發布，巴西版被翻譯成葡萄牙語。文本卡片或圖形小說中的對話框可以在傳達多語言故事情節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很快就能讓播客創作者更容易地將他們的內容翻譯給全世界的聽眾。Spotify 最近推出了一項語音生成技術，承諾能夠提供與“創作者本人的聲音”相匹配且保持其獨特語調的翻譯。

這個音頻巨頭已經製作了一系列試點劇集，以測試 AI 驅動的語音翻譯技術，這些劇集使用了包括西班牙語、法語和德語在內的多種語言，並與知名的播客主持人合作，比如演員及喜劇演員 Dax Shepherd。由前《每日秀》主持人 Trevor Noah 在11月推出的新播客，預計將成為下一個使用該技術的例子。接下來是否會有調查播客也採用這種技術？

對於 Alampay 來說，像人工智能這樣的技術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但現在記者們必須能夠管理這種顛覆。Reber 同意這一點，但也提出了警告：“目前我會說繼續前進並嘗試，但我會警告不要在也需要在編輯要求和法律審查方面做到萬無一失的項目中完全使用 AI。”

對於 Alampay 來說，採用人工智能等技術進行製作是勢在必行的——但記者們現在必須能夠處理這種變革帶來的影響。Reber 也持相同觀點，但同時提出警告：“目前我會說繼續嘗試 AI，但同時也要提醒大家，對於那些在編輯要求和法律審查方面需要做到盡善盡美的項目，不要完全依賴 AI。”

想了解更多關於製作調查播客的信息，可以觀看2023年全球調查記者大會（GIJC23）的小組討論視頻。

Ana P. Santos 是一名擁有超過 10 年經驗的記者，專門報道與性生殖健康、艾滋病毒和性暴力相關的性別問題。作為 2014 年普利策中心珀耳塞福涅·米爾獎學金獲得者和資助者，她報道了歐洲和中東的勞工移民問題。她的作品在 Rappler、德國之聲、大西洋月刊和洛杉磯時報等媒體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