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燒不盡——資深媒體人李思磐談中文獨立媒體

1990年代末，中國的新聞媒體開始了一場市場化轉型：各地相繼出現一批區別於黨報的市場化媒體，它們大多脫胎於黨報集團，卻不再依賴財政撥款，而是被推入市場自負盈虧。這一變化打破了1949年以來所有媒體皆為“黨的喉舌”的格局，短暫釋放出一段相對自由的空間。面對市場壓力與公信力的雙重考驗，一批記者開始嘗試此前幾乎不可想象的事：深入現場，追問官員，為冤案平反，揭露新聞事件背後的利益鏈條。“新聞專業主義”這個詞，也第一次在中國語境中獲得了它正當的位置。

但好景不長。2008年，調查報道的空間開始收窄：四川地震中，關於豆腐渣校舍導致學生罹難的報道遭到嚴格壓制；北京奧運前後，愛國主義敘事全面壓倒批評性聲音。2013年則是一個清晰的轉折點。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獻詞在付印前遭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強行刪改，原文中呼籲憲政改革的”中國夢，憲政夢”被替換成歌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套話，引發新聞從業者與公眾的大規模抗議——而最終的結果，是噤聲。此後，當局又開展了大規模打擊微博”大V”的專項行動，公共輿論賴以聚集的空間被系統性壓縮。接下來的數年間，媒體的深度報道部門陸續關閉，資深記者批量離場。2015年後，法律收緊與政治氣候的驟變同步推進，NGO、律師、公共知識分子接連受壓，曾經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生態急速凋零。

然而，壓制並未帶來徹底的沉默。2019年末爆發的新冠疫情，成為一個意外的引爆點。武漢封城初期，公民記者奔赴現場留下的影像與文字，填補了官方敘事的巨大空白；疫情管控期間，無數普通人在社交媒體上記錄、傳遞、互助，在審查與翻牆之間艱難維繫着信息的流通。這場持續三年的危機，以最慘烈的方式揭示了公共信息缺失的代價，也以同樣的力度，燃起了人們對獨立報道的渴望。大批在媒體寒冬中被迫離場的記者，開始以新的形式重新聚集：海外中文播客、獨立新聞通訊、非虛構寫作平台、法律自媒體……一個完整但脆弱的中國獨立媒體生態，開始在防火牆兩側艱難成形。

李思磐或許是最有資格描述這整個過程的人之一。2002年，她進入南方報業集團，先後在《21世紀環球報道》、《南方都市報》深度調查部與《南方周末》度過了逾十年的職業生涯；與此同時，她作為女權主義者，在行業內部持續批評那個被許多人視為自由典範的時代的性別盲點。她的代表作《山木王朝》《危險導師》系列，是中國調查新聞界最早系統性報道職場與校園性侵害的作品——在 #MeToo 運動在中國掀起波瀾的許多年之前，她已將這片禁忌領域打開。

2004年，她與一批廣州女性媒體人共同創立女權傳播組織“新媒體女性”，此後十四年，她在記者與倡導者的雙重身份之間穿行。組織最具里程碑意義的行動發生在2014年：圍繞廈門大學博導吳春明性騷擾事件，“新媒體女性”聯合全球256名學者聯署建言教育部，最終促成中國第一份教育部層面的反性騷擾政策文件出台。2014-2015年，她主導參與中國反家暴立法的民間倡導。然而，2017年，隨着《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全面落地，警方和民政部門一再提醒學術工作更適合她，她最終不得不離開自己一手創建、運營了13年的“新媒體女性”。在獲得澳門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之後，她從2018年開始執教於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並在2022年之後，先後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駐校學者與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她的經歷構成了一份特殊的歷史檔案。在性別議題在中國新聞業幾乎不被提及的時代，她是最早在市場化媒體的新聞培訓中加入女性人權議題和社會性別視角的培訓者；她也完整經歷了中國市場化媒體從興起、繁盛到衰敗的全過程，目睹了獨立記者、NGO、公共知識分子如何一批又一批地在城市公共生活中消失。

如今，她在海外創辦了獨立的深度報道項目，並參與發起獨立媒體支持項目“離離”（inVOC），試圖為那個“完整但脆弱”的中文獨立媒體生態，提供系統性的支持。

當中國新聞業從“黃金時代”走向“萬馬齊喑”，她是如何應對這一轉變的？中國獨立媒體的生態究竟如何，又面臨什麼樣的挑戰？抱有新聞理想的年輕人，要如何面對中國惡劣的新聞環境？帶着這些問題，GIJN 與李思磐進行了對話。

GIJN：您的職業生涯跨越了中國新聞業從“黃金時代”到“萬馬齊喑”的整個過程，在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的過程中，您是如何應對的？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的經驗？

受訪者供圖

李思磐：慚愧，我其實是比較早後撤的人。2011年的時候我已經感覺到審查在加劇，當時我是用讀博士的方法來處理這些的——我以為是暫時的政治高壓和職業中期的倦怠。

另一方面，自從我2002年進入南方報社，我就從來沒有放棄過報道和評論公共事務。2004年我開始運作“新媒體女性（Women Awakening Network）”，因為意識到中國自由派議程中女權議程的缺失，我其實一直是作為機構中的事實報道的記者和女權背景的獨立評論人這樣的雙重身份在媒體圈存在的。

出於女權主義的視角，我對中國新聞的“黃金時代”的自由主義輿論有很多批判性的觀察，我的評價可能是包括“自由”與“平等和包容”兩個維度的標準，所以我對“萬馬齊喑”的悲觀來得沒有那麼早。

在大約2014年前後，隨着網絡媒體紛紛開始做新聞原創，移動互聯網帶來的創新和海量需求，其實讓獨立記者和倡導機構都有更多機會去參與報道。那時候“南周新年獻詞事件”已經發生了，我記得2014年年數百新聞工作者離開了南方報社。但是那一年，反而是“新媒體女性”進入新聞生產主流的一年，從與網易“真話”頻道合作報道廈門大學性騷擾案，到卧底報道女德館引發全國關注。還有後來的2015年，“新媒體女性”評論郜艷敏案《被拐女成“最美鄉村女教師”是國家恥辱》被澎湃新聞引述之後，全國媒體重訪二十年前的郜艷敏案。這一切，在報業壟斷地位鬆動之前是不可能發生的，當時在中國擁有影響力的，永遠都是大機構、男性，以及過於親資本的立場。

我意識到我們只能在政治、技術和商業以及受眾的變化當中，尋找自己可以做事的空間。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的報道尺度固然讓人戀戀不捨，但是這種相對的新聞自由，與傳播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在中國並不是同步的。

GIJN: 您在 The Ideas Letter 發表的那篇關於中國獨立媒體的長文中有許多富有洞見的觀察。其中一個判斷讓我印象很深：中國機構化新聞媒體的批判傳統已近乎消亡，而殘存的獨立聲音則高度垂直化——專註於特定議題或社群，分散在社交媒體的各個角落。我很認同這個觀察。但這也讓我想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新聞”理解為以機構為依託、以公共利益為導向、以專業規範為準則的信息生產，那麼這種意義上的新聞在今天的中國還存在嗎？還是說，它已經變異為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

李思磐：歐美媒體的問題是機構媒體的公信力和議程設置能力變弱，中國的問題是可信的新聞機構被迫消失。這讓新聞針對公共事務，進行篩選和排序，讓公眾能夠決定什麼是應該關注的優先事項——這個功能沒有了，公眾是高度碎片化的，他們的信息世界也是高度碎片化的。在今天的簡體中文的媒體圈，你不會知道現在發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有采編權的機構主要扮演黨的喉舌的角色，而想要報道的機構基本上失去了採訪公部門的資格，並且連記者都保護不了。

現在我們還要呼喚以前的南方周末，或者今天的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嗎？我覺得在中國境內和境外都是不現實的。所以，以機構為依託的、守候公共利益的新聞已經失去了制度保障，首先是采編權，其次是一系列約束信息權的法律。持證記者從2014年到2022年，幾乎減少1/4，而且30歲以下的記者減少一半，而50歲以上記者增加了將近一倍。關鍵是，不斷走向消亡的持證記者也沒有幾個在做新聞了。

GIJN：在您看來，目前海外中文獨立媒體的整體生態是怎樣的？這些不同類型的媒體之間是否形成了某種分工或互補，還是基本上各自為戰？在這個生態中，您覺得目前最缺的是哪一環？

李思磐: 首先缺的是事實性報道。事實報道是最有意義，這也是中國審查部門要牢牢掌控新聞采編權的原因。

就如我的文章中說的，中國新聞界存在一個完整但是脆弱的生態，包括小的替代性的事實性報道團隊、非虛構寫作平台、 Youtube 和播客時政頻道 、資訊聚合平台、事實核查項目、以及廣泛存在的新聞評論、 國際新聞編譯、一些與議題社群有關的替代性媒體，文化和學術媒體等。主流媒體幾乎沒有批判性的法治報道了，前法治記者和律師們的自媒體承擔了這個功能。除此之外，還有同行交流項目，譬如評介作品，探討近期新聞業務熱點，傳播新聞技藝，培訓記者的項目；支持表達自由的平台，包括非審查的創作社群網站，獎學金，檔案庫和基金會等；對被刪除的互聯網媒體文檔進行存檔、策展和分析的項目，還有我們把線下空間也當作一種媒體形式——很多人認為，線下交流很難被審查，同時也能克服社交媒體交流的極化。

李思磐在陝北無定河邊的村莊採訪。受訪者供圖

在生態上面，很難說形成了分工或者互補，偶爾彼此之間的應和，也是偶然的。因此，需要生態系統的營造者。

GIJN：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您目前參與的中文獨立媒體項目“離離”（inVOC）？是什麼契機促使您參與發起這個項目？在現有的海外中文媒體版圖中，它試圖填補的是怎樣的空白？

李思磐：“離離”最重要的是支持獨立媒體生態系統的概念。既有的支持獨立媒體的項目不少，但是很難說形成了對中文獨立媒體系統性的、專業的支持。首先中文的審查環境就跟其他國家非常不同，一些跨國機構和基金會很難形成對中文/華語媒體面臨的環境和它們需求的即時和細緻的了解。其次是很多有公共性的項目很難僅靠平台收益生存，它們都不是大機構大項目，但它們共同發展能夠疊加出比單一大機構更重要的功能。InVOC希望做的就是承擔小媒體可能無法有專人或者有資源去做的那些工作，包括籌款和對接資源、提供項目需要的專家諮詢和培訓，同行的國際交流等等，不是自己做媒體項目，是讓媒體項目運作能夠得到支持，彼此之間逐漸產生更多信任與合作。

GIJN：結合您參與創辦多個海外中文獨立媒體的經歷，您覺得在海外做面向中國讀者的獨立媒體，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是資金的可持續性、人才的斷層、安全的威脅，還是觸達牆內受眾本身？

李思磐：最難的還是牆的存在吧，牆如果不存在，其他問題都不是問題。防火牆完全隔離了兩邊的內容生態，在牆內，你可能感知很多微小的社會動態，但是沒法報道和討論重要的東西。在牆外，可以動輒討論大問題，但是新鮮的事實性的來源有限。牆不僅僅是技術壁壘，也包括暴力和商業的共同作用。

我覺得對於中國人，或者跟中國有關的人，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管在海外還是國內，你都很難真正享有表達自由。外部世界對於我們遭遇的言論壓制的普遍和日常，其實是缺乏想象的。

GIJN：您在那篇文章中提到，2003至2013年中國新聞黃金時代成長起來的記者是迄今為止訓練最好的一代。但今天很多年輕記者是在全面審查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相對開放的年代。對於目前仍在學校讀新聞或剛入行不久的年輕中國記者，他們還有哪些渠道可以獲得專業訓練和職業認同？

李思磐：其實說“黃金時代”的一代是訓練最好的一代，是針對工作機會、現場、發表的審查尺度和新聞源的豐富性而言。黃金時代的優勢就是這些東西。市場化媒體是黨媒向市場伸出的根系，汲取了上升期的中國市場的資金，但是媒體的邏輯跟港台那些純粹市場主體不一樣，沒有嚴格的成本核算，捨得花錢投入采編，什麼芝麻綠豆的事情都能去到現場。那段時間我感覺港台同行在經費方面還是羨慕我們的。

另外因為地方化的媒體發展格局，那十年也是官員、專家和社會各界都最願意對媒體發言的時候，因此地方媒體也參與營造了地方政治小氣候，記者作為官民之間的斡旋者，受到兩方面的信任都很高。但是“黃金時代”之後的記者，我覺得他們有自己的優勢，譬如他們的教育背景整體上比上一代要好一些，很多人有留學經歷。報業時代時效比較重要，版面容量有限，精緻的文本只是很小一部分，集中在一些有人文傳統的媒體。但是審查加上互聯網轉型帶來的非虛構風潮，讓文本的文學性更強了一些，至少寫長報道的記者的寫作能力不比之前差。而且這個工作不再像黃金時代那樣可以提供名利，留下來的很多人是真愛寫作。

還有，年輕記者更能共情，她們對性別和一些邊緣議題也更加敏感。

不過，在現在的環境下，有采編權的媒體發揮空間真的很有限，另外互聯網化帶來的問題是，采編經費減少、周期縮短、通過社交媒體採訪，導致記者出現場的機會少了。沒有複雜現場的經驗可能是很明顯的差別。

教育體系的變化和輿論場的轉向也是很重要的背景。2016年之後，很多自由派的新聞學院院長紛紛被迫離開，重申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日常對教師和課堂的監控，以及對學術交流活動的打壓，譬如展江老師輿論監督研討會的徹底停辦。“講好中國故事”而不是輿論監督成為了新聞的主要功能。

在課堂之外，環境也變了。不再有自由派新聞媒體了，如果我們從有采編權來定義新聞媒體的話。 沒有自由派媒體一再重申的監督權力的基本功能，很多年輕記者可能太過於聚焦於個人故事，有時候會忽視新聞價值，以及媒體監督角色。

他們在社交媒體環境成長，也被這個環境塑造。很悲哀的是，很難在今天的社交媒體環境告訴他們如何辨別信息操控了。平台機制主要還是聚焦於輿情治理，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機制，讓信息操控和有公共影響的謠言被識別和監控。

很多年輕記者難以接觸到活人採訪對象，她們在社交媒體做採訪，雙方都談不上有多深的印象和信任，加上頻繁發生的對記者的網暴，她們的心理問題也很多。

年輕記者真的很難。本來記者通常在新聞機構中成長，完成代際之間的新聞傳承，可是今天的機構很難發揮這樣的功能。但現在仍然有一些老記者和新聞教師的一些培育記者的項目，譬如“傳媒特訓營”“磨稿子”“深度營”“解困”等。劉虎一直在做的“記者的家”新聞獎也是很重要的塑造記者專業認同的項目。當然，像 GIJN 這樣的國際交流機構也很重要。

我覺得作為“老一代”，我們不能簡單地抱怨年輕一代的缺失，我們要理解他們錯過了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仍然在寫作。關於新聞專業，有一個“管轄權”（Jurisdiction）的概念。我覺得在中國當下，誰還在堅持工作，誰就能夠定義何謂專業——因為我們在面對史上最有效率的審查系統，新聞從來缺乏憲制保障。事實上，三四十年來，儘管美國的客觀性原則影響了中國新聞的發展，但是中國深度報道一直存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主義”。總之，不能用刻板的、一成不變的概念和標準去理解新聞工作，尤其是中國的新聞工作和新聞人。

受訪者供圖

GIJN：從中國新聞業的黃金時代一路走到今天，回看這二十多年，有沒有哪個時刻是您差一點想放棄的？又是什麼讓您堅守到現在？

李思磐：其實從來沒有想過放棄，但是我個人的感覺是，也談不上建立在犧牲的基礎上的“堅守”。我覺得原因並不是因為我有一個堅定的精神軸心；而是面向現實，為真相而寫作，針對公共議題發言，通過倡導傳播形成公眾的共識，能推動一點點的法律、政策和文化的改進，這就是我個人自我價值的舒適狀態——因此“堅守”的原因是在“新時代”進行思想自我改造的失敗。

離開中國之後，我常常想起疫情中我的旅行經驗，無論是在我生活的廣州和汕頭，還是其他的旅行目的地，中國比起十幾年前，基礎設施和市容市貌有很大的改善，對於大多數人僅從物質生活的層面來說，是進步的。然而，曾經的城市公共生活的組織者——報社、公共知識分子、NGO一茬一茬地消失，那種蓬勃的、急於參與和改變社會的氣氛消失了，我很清楚地看到這種精神生活的凋敝。這是非常可悲的，作為中國人，我們很為自己的文化傳統自豪，也有很深的戀地情結，可是我們國力的增強伴隨的是語言的退化與思想文化的單一化。

在今天的這個信息環境下面，想建立一種能夠讓事物完整被描述、把正在發生的事情講清楚、告訴大家發生了什麼、不替換任何詞語來符合邏輯地討論一件事，已經很難了。國家決定了文化與傳播的發展方向。當你背道而馳，你要做的一切項目都像鑽木取火一樣，基礎條件都要靠自己手搓。
當你做一個獨立媒體，很多時候你不知道你的讀者在哪裡，人們想不想知道某件事。因此每一個具體的任務都像一種實驗。

比如最近我們做了一個關於蒙語教育政策的報道，這是幾乎沒有在漢人的公共領域討論過的。我們覺得報道重要，但也相信不會有人關注。可讓人意外的是，文章得到非常多的評論和鼓勵，比如“請堅持再做十年，讀者感激”，有很多人談及母語給她們的感受，蒙族人留言說“在時日低矮緘默的時候居然有人寫這類文章，好羞愧好感慨。”

人們對一件事情的個人理解轉化為公共關切，是由文本和論述召喚出來的。所以新聞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領域的行動者，它會召喚出人們對於一個合理現狀的想象。也許應該為這種想象而努力。

Joey Qi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中文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