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衛星圖像調查戰爭犯罪？

當記者無法越過邊境、通過檢查站或進入遭到轟炸的街區時，報道並不會就此停止，而是轉向不依賴實地接觸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衛星圖像——這一曾經僅屬於政府和情報機構的工具——已成為記錄平民傷亡、調查潛在戰爭罪行的常規報道手段。

這一轉變正是第14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GIJC25）“利用衛星圖像調查戰爭罪行”專題討論的主題。與會記者介紹了遙感技術、開源核實與視覺取證如何成為報道戰地衝突的核心手段。演講者們強調，衛星數據與傳統報道相結合時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幫助記者梳理時間線、核實說法、在無法實地採訪的情況下記錄戰爭中的罪行。

本場討論由阿拉伯調查新聞記者協會（ARIJ）執行主編霍達·奧斯曼（Hoda Osman）主持，匯聚了曾在加沙、烏克蘭等衝突地區使用衛星圖像開展調查的記者和數據新聞工作者。

從像素到證據

《衛報》調查記者、視覺取證負責人瑪尼莎·甘古利（Manisha Ganguly）將衛星圖像置於開源情報的大框架下加以闡釋。她表示，開源調查整合了多種數據來源，包括社交媒體情報、地理空間情報和傳統人工採訪。

“地理空間情報對記者來說還是相當新的領域，”甘古利說。她指出，過去衛星一直由國家控制，而商業衛星圖像的興起改變了新聞報道的格局，讓記者得以從空中俯瞰此前難以、甚至無法進入的衝突地帶。

甘古利將現代開源戰爭調查的起點追溯到敘利亞內戰時期——智能手機的普及和互聯網接入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海量視覺證據，而當時許多衛星工具都是免費的，形成了她所說的新聞業的“民主化時刻”。

“但這一格局已經改變，”甘古利說。儘管部分衛星圖像提供商在烏克蘭和加沙衝突期間開放了免費訪問，但她表示獲取渠道仍然參差不齊，且具有明顯的選擇性。（如何免費獲取用於調查的衛星圖像，可參考GIJN的這場網絡研討會。）

儘管如此，衛星圖像在記錄平民傷亡方面已不可或缺。甘古利介紹了如何藉助雷達測繪和光學圖像檢測地表變化——即便記者無法進入某地區，也能追蹤建築物被摧毀、土地被推平等情況。

“戰爭也有規則，”她說，並援引了《日內瓦公約》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等國際法框架。她補充道，衛星圖像有助於確認什麼遭到了破壞、在哪裡、在何時——這是戰爭罪行調查中最基礎的問題。

繪製烏克蘭的破壞地圖

Texty.org.ua 數據新聞部門負責人葉夫赫尼婭·德羅茲多娃（Yevheniia Drozdova）介紹了衛星圖像如何在烏克蘭調查中得到大規模應用。自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以來，衛星圖像已成為該媒體的常規報道工具。

“關於衛星圖像，你需要知道的是：它們不只是圖片，”德羅茲多娃說。衛星可以採集不同光譜波段的數據，讓記者得以發現肉眼無法察覺的變化。

她介紹了一個案例：2021年底，記者團隊利用可穿透雲層的雷達衛星數據，發現了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附近集結軍營的跡象。雖然單輛車輛無法辨認，但數據中出現的規律性變化與軍事集結的特徵相吻合。

“我們用肉眼看不到這些營地，”她說，“但如果某種規律突然出現，而之前從未有過，你就可以相當確定那是軍用車輛。”

德羅茲多娃還介紹了如何利用雷達圖像追蹤2022年後伊朗與俄羅斯之間的海上運輸活動——隨着兩國軍事合作不斷深化，記者通過匯總一段時間內的圖像，可以識別出船隻往來的增減趨勢，而無需逐艘計數。

另一個她重點介紹的工具是夜間燈光數據，可用於反映經濟活動狀況或人口流離失所情況。在烏克蘭，夜間亮度下降的區域往往對應遭受重創或已被遺棄的城鎮。

“所有紅色標記，都是不復存在的城市、鄉鎮和村莊，”她指着夜間燈光消失的地圖說。

分辨率圖像還支持更精細的調查，包括記錄受損建築、還原俄軍防線部署。在某些情況下，Texty甚至藉助機器學習來識別大範圍區域內的破壞規律。

“面對數以千計的廢墟，單靠人眼根本無法完成，”德羅茲多娃說。

2024年，Texty利用哨兵衛星圖像記錄了俄軍對沃夫昌斯克村的大規模破壞（紅色區域）。圖：Texty截圖

記錄加沙的疑似戰爭罪行

甘古利還詳細介紹了加沙的調查工作。在那裡，衛星圖像與視頻、病歷和證人證詞相結合，共同記錄了疑似戰爭罪行。

她介紹，其中一項調查藉助衛星圖像記錄了加沙北部三個街區平民基礎設施遭受破壞的情況，涉及醫院、學校、清真寺和農業用地。

“摧毀這些設施，看不出有任何明顯的軍事必要性，”甘古利說，並指出破壞規模已引發國際法上關於“相稱性原則”的質疑。

據她統計，受調查區域共有逾250棟住宅樓、17所學校和大學、16座清真寺、3家醫院以及150個農業溫室遭到破壞。相關調查結果後來被法律團體用於質疑武器出售的合法性。

衛星圖像還被用於分析醫院附近發生的襲擊事件。甘古利描述道，雷達測繪顯示，多家醫院周圍彈坑密布、坦克環伺，救護車和平民的進出通道因此受阻。

“襲擊醫院和醫護人員，是戰爭罪行，”她說。

在另一項調查中，甘古利對加沙援助物資發放點附近發生的槍擊事件展開調查。她綜合運用衛星圖像、視頻、病歷和採訪，記錄了槍傷規律與援助發放的時間和地點高度吻合的情況。

“如果這群平民從太空就能被看到，那所謂的’不知情’就根本站不住腳，”她說，並援引了顯示大批平民聚集在援助發放點附近的衛星圖像。

她還介紹了對巴勒斯坦記者比拉勒·賈達拉（Bilal Jadallah）遇難事件的還原——通過衛星圖像和彈片分析，重建了襲擊發生的經過，而事發路段此前已被標註為安全通道。

“比拉勒在一條被標記為安全的路線上，死於以色列坦克炮火，”甘古利說。

合作、局限與責任

IStories媒體記者波琳娜·烏日瓦克（Polina Uzhvak）強調，衛星圖像在與外部合作相結合時才能發揮最大效用，因為許多媒體團隊內部並不具備相關技術能力。

“我們是一個小型媒體團隊，”烏日瓦克說，“我的同事中沒有遙感專家。”

為彌補這一不足，IStories與技術分析人員合作，對馬里烏波爾、巴赫穆特和北頓涅茨克的破壞情況進行評估。團隊藉助基於人工智能的模型和雷達數據，繪製出城市整體受損地圖。

但她也提醒道，衛星圖像有其局限性。部分破壞從空中難以察覺，尤其是建築內部的損毀。

“衛星從高空俯瞰地面，”她說，“我們只能探測到從上方可見的破壞。”

儘管如此，這一方法仍能讓記者對大面積區域展開系統性記錄——這是傳統戰地報道往往難以實現的。

烏日瓦克建議記者在與技術團隊合作時，務必明確分工，並儘早溝通報道目標。

“我們記者，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故事，”她說。

以下是該小組討論的完整視頻：

Hanan Zaffar 是駐印度的媒體從業者、多媒體記者和紀錄片導演，長期關注南亞政治、少數族裔、人權與環境議題。其報道見刊於《時代》雜誌、《衛報》、VICE、半島電視台、《商業內幕》等媒體。他曾在東南亞、非洲和歐洲從事報道工作，並榮獲聯合國基金會2025年脊髓灰質炎報道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