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製作調查類播客？從選題到製作的實用指南

2020年6月，當地紙媒記者茜德妮·布朗斯通（Sydney Brownstone）來到美國西雅圖一場抗議活動的槍擊案現場。她當時用 iPhone 拍下了一些視頻和音頻，記錄下現場人群憤怒而困惑的場景。

她完全沒有想到，多年後，這段錄像會成為一部重要調查類播客節目的開場片段。這部作品名為《We Keep Us Safe》，出自NPR旗下的調查類播客欄目《Embedded》。《Embedded》專門挖掘那些鮮為人知或被忽視的故事。這一集講述的是一起懸案：一名少年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中遇害，兇手至今未能歸案。

作為旁白，布朗斯通在節目中說道：“我記得那起槍擊案發生在一個周一的早晨，就在國會山附近幾個街區外，我以前就住在那一帶。編輯問我能不能去現場報道……街上有人遛狗，有人買着精緻的咖啡飲品。可當我走過第12大道時，感覺像是踏入了另一個世界。我走進了‘CHOP’——一個類似‘佔領’運動的抗議現場，那裡搭滿了帳篷，聚集着人群，還有藝術裝置和臨時路障。這天早上——2020年6月29日的早晨——這裡已經不只是一場抗議，而是一處犯罪現場。”隨後，節目繼續播放那段嘈雜的人群聲和嘶啞的呼喊聲。你能隱約聽到一名神職人員喊道：“殺戮夠了，夠了！”

在近期舉行的IRE26大會上，有一場關於調查類播客剪輯技巧的討論環節。幾位嘉賓一致認為，僅這段開場就濃縮了多條製作調查類播客的關鍵經驗。這些經驗，對剛接觸調查類播客製作的編輯和記者來說尤其寶貴。

參加此次討論的嘉賓包括：新罕布什爾公共廣播電台播客高級編輯凱蒂·科拉內里（Katie Colaneri）；NPR《Embedded》播客高級製作人阿德琳娜·蘭恰尼斯（Adelina Lancianese）；以及APM Reports調查報道副總編輯柯蒂斯·吉爾伯特（Curtis Gilbert）。

參加IRE專題討論的調查類播客編輯和製作人（從左至右）分別是：柯蒂斯·吉爾伯特、凱蒂·科拉內里和阿德琳娜·蘭恰尼斯。圖片來源：Rowan Philp

以下是他們分享的一些經驗和技巧：

• • 旁白記者不必是音頻專業人士。 布朗斯通是《西雅圖時報》的一名紙媒記者，但事實證明，她的嗓音很有辨識度，也很有表現力。
  • 對文字報道來說“過時”的舊事件，反而是播客的優勢。 傳統的文字類調查報道往往偏重時效性，更看重近期發生的事件。但吉爾伯特指出，與歷史事件或起源性時刻相關的調查報道，反而很適合做成播客。他說：“你需要選擇那種能分章節展開的故事。如果事件是從20年前開始的，時間的推移本身就會形成天然的章節：後續事件、情節轉折、意外發現。”
  • 鼓勵記者隨時錄音——並做好歸檔。 “隨時保持錄音的習慣——這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蘭恰尼斯建議道。“現在人人口袋裡都有一台高質量的錄音設備，那就是你的手機。你不需要什麼高檔錄音機，也不需要槍式麥克風。如果你提交了信息公開申請，結果拿到的材料卻文不對題——把你的沮喪感錄下來。如果一個你追了六個月的信源終於同意開口——把你當下的反應錄下來。這些素材你也許有九成都用不上，但剩下那一成甚至一分，會讓你的播客故事變得更加精彩。”她還補充道：“你永遠不知道——也許六年之後——你現在錄下的這段素材，會成為一部播客系列的重要片段。”
    小貼士：告訴你的記者，在錄製電話或視頻採訪時，千萬不要一邊打字一邊錄音，最好之後再做轉錄。幾位嘉賓都認同，打字發出的“噠噠噠”聲，往往會讓錄音素材無法使用——即便用上先進的降噪軟件也無濟於事。“這是個很不好的習慣，我實在數不清有多少次，我合作過的記者在用Zoom採訪時,你能聽到他們打字的‘噠噠噠’聲，”蘭恰尼斯感嘆道。“要學會用聲音去思考。”
  • 錄音素材不必完美。 “高質量的錄音固然重要，在錄音棚里做採訪也很好；但如果能把各種場景結合起來，效果會更好，”蘭恰尼斯說。“你希望記者能到受訪者所在的地方去：在咖啡館裡，在電話里，在實地現場。我認為，如果一個故事完全是在錄音棚里錄製完成的，其實並不那麼吸引人，因為缺少了那種真實的質感，會顯得很生硬。”提到布朗斯通的開場片段時，她補充道：“那段素材並不完美，你能聽到背景噪音，現場也很混亂——那是視頻和 iPhone 錄音的結合體——但它非常真實，是一個很好的開場。”
  • 文字寫作的規則在這裡並不適用。 播客腳本可以在過去時和現在時之間自由切換，可以在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之間轉換，也可以在客觀事實和記者的個人經歷之間來回穿插——這些做法看似打破了新聞學院教的每一條規則，但目的都是為了講好一個扣人心弦、層層推進、讓人產生共鳴的故事。
  • 幕後的編輯部決策也是有價值的內容。 那些從不會出現在文字報道中的採訪安排細節和編輯部決策，反而能幫助播客帶着聽眾一起，走過記者查證事實的整個過程。
  • 這類調查報道不需要“鐵證如山”式的發現。和許多成功的調查類播客一樣，這個項目追蹤的是一起至今官方仍未破獲的凶殺案——但它依然為案件帶來了關注，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追責開闢了新的路徑。

科拉內里指出，一名調查類播客編輯，“要為整個項目及其製作過程負責：既是主編輯，也是項目經理。”

她進一步解釋道，編輯具體要負責的工作包括：為項目開綠燈、把控調查方向、在公正性和倫理問題上做出判斷、制定製作時間表——而或許最重要的是，要站在未來聽眾的角度去思考。

“做播客是一項團隊運動，需要記者、製作人、上級、市場部門共同參與，”科拉內里說。“但編輯是那個要統攬全局的人，編輯工作尤其需要兩種視角：一種是往外看，把握大局——‘這個故事到底講的是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故事？為什麼它適合做成播客？’；另一種是往內看，關注非常細微的細節——‘這條信息有沒有得到印證？這裡用這個詞準確嗎？用這段錄音素材，符合職業倫理嗎？’”

NPR《Embedded》播客節目。圖：NPR, Russell Gossett

為什麼要把調查報道做成播客？

不選擇播客形式來呈現調查報道，可能有這些原因：項目需要投入數月時間；事件本身是孤立個案，更適合用文字呈現；缺少鮮活的人物角色；問題本身不具有系統性——還有播客人常掛在嘴邊的一條準則：“沒有錄音，就沒有故事。”

但從全球範圍來看，播客的受眾正在快速增長：在印度尼西亞、南非、泰國等國家，超過一半的成年人每周至少收聽一小時播客，而在許多其他國家，播客的普及率也在迅速攀升。越來越多的新聞編輯部意識到，播客是吸引年輕受眾和非傳統新聞消費者關注問責類報道的重要渠道。

“你有沒有聽朋友說過這樣的話：‘我要開始一段長途自駕遊了，該聽點什麼播客呢——最好是那種一集接一集、越聽越上癮的故事？’”吉爾伯特說道。“而且大家還會互相推薦分享。”

他表示，播客具備走紅的潛力，情感化敘事能帶來滿足感，還能幫助受眾了解記者的工作方式，從而增進媒體信任——這些都是值得考慮播客形式的理由。

他還提到，播客同樣能夠產生實際影響力。吉爾伯特舉了 APM Reports 的播客節目《Sold a Story》為例，這部由艾米莉·漢福德（Emily Hanford）製作的作品，推動了美國26個州修改相關法律——而此前，漢福德就同一教育議題做的廣播報道雖然同樣出色，卻未能真正推動改變。

APM Reports 播客節目《Sold a Story》，聚焦於那些被證實無效的閱讀教學方法。圖片來源：APM Reports截圖，艾米莉·伯恩斯坦（Emily Bernstein）

“這部播客的第一季講的是：學校採用的一種教學方法，早已被科學證明是無效的，”他解釋道。“此前，她就同一議題製作過五部時長一小時的廣播紀錄片，但那些作品的影響力，根本無法與這部播客相提並論。播客帶來的效應持續了很久，傳播力也很強——最終推動了26個州修改相關法律，這實在令人驚嘆。”

不過，吉爾伯特表示，這類項目通常都需要具備一些共同的要素，包括：

• 能夠支撐起單集內容的轉折、反轉和意外發現
• 一條強有力的核心敘事線
• 現場的音視頻素材，以及各種“意外獲得的錄音”（比如警方隨身攝像頭的錄像、特殊媒體資料、檔案片段）
• 有吸引力的人物角色
• 來自數據或文件的證據
• 一個宏大的核心立意

“不是每個故事都適合做成播客，”吉爾伯特坦言。“作為編輯，你需要問自己：‘這些素材，夠不夠支撐起一部連載故事，讓聽眾持續保持興趣？’節目必須具備足夠多的元素，才能讓聽眾一直聽下去。錄音素材不能只是採訪錄音，還需要有現場感，能把聽眾帶入事情發生的房間里，帶入具體的人物互動之中。”

他還補充道：“要去尋找這樣一個主角：他有所求，但前方卻有阻礙。可以藉助公共記錄去追問：‘同樣的事情，還發生在哪裡？多久發生一次？’”

剪輯製作流程

幾位嘉賓就剪輯製作流程分享了以下建議：

把所有錄音素材整理成一份清單，統一存放在一個文件夾里。 “不管素材是來自iPhone、錄音棚還是別的什麼渠道，只要有新的錄音進來，就要記錄下來，”蘭恰尼斯建議道。“這個做法能帶來質的改變。做《We Keep Us Safe》這部作品時，我們的表格里有750行記錄，每一行對應着報道過程中收集到的一段錄音素材，這些素材是在一整年的採訪報道中積累下來的。除此之外，我們還有300行視頻素材記錄，加起來總共超過一千行——這樣一來，日後要用到某段素材時，就能很方便地找到。”

在呈現文件類證據時，多花些心思做出創意。 幾位嘉賓表示，如何用音頻的形式，把那些內容繁雜的檔案證據呈現出來，對編輯來說，既是壓力的來源，也是樂趣所在。比如，Sowt 旗下的 Sharait 欄目，為製作播客《When Children Were Arrested》，收集整理了數千份文件。這部作品與Lighthouse Reports、BBC Eye等機構合作完成，揭露了一家國際非政府組織，是如何與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勾結，從家庭手中拐走兒童的。該節目編輯邁斯·卡特（Mais Katt）和她的同事們找到的解決辦法是：邀請Lighthouse Reports的一名數字調查員，與節目主持人進行一段分為兩部分的對談，用一種自然的方式，把那些繁雜文件中的調查發現，逐一梳理呈現出來。

善用值得信賴的播客製作工具——這類工具能讓你只需編輯文字稿，就能同步完成音頻剪輯。討論環節結束後，蘭恰尼斯向 GIJN 提供了一份工具清單，列出了幾款適合用於調查類播客製作的工具，包括：

• Descript – 既能用於轉錄文字稿，也能用於撰寫腳本。
• Riverside – 一個AI驅動的工具，能幫助完成遠程音頻或視頻採訪。
• Airtable or Trello – 用於製作製作日程表。
• LucidChart – 用於繪製故事板、構建情緒板，以及前期創意構思。
• Google Sheets – 用於製作錄音素材清單，方便追蹤管理。

《We Keep Us Safe》這個項目中，蘭恰尼斯用的是 Descript 這款工具，她形容這款工具“帶來了質的改變”。

“我們把它既當作轉錄工具，又當作腳本撰寫工具來用，”她回憶道。“我會把採訪錄音上傳上去做轉錄，它會自動標註出發言人，生成小標題，你需要的功能它基本都有。等到真正動筆寫稿的時候，我們依然是在這個軟件里完成的。它就像是播客製作圈裡的‘卡拉OK神器’。”此外，市面上還有幾款應用程序，能夠自動、無痕地去除錄音中反覆出現的“嗯”“啊”之類容易讓聽眾感到厭煩的口頭禪。

讓記者進行採訪情況彙報，並藉助他們帶回的錄音素材，激發後續的採訪方向。 “記者採訪回來之後，要專門安排一次彙報會——大家可以聊聊：‘哎呀，他們都說了些什麼？’”科拉內里說道。“不過我更喜歡找時間，一邊散步，一邊把他們帶回來的所有原始錄音素材都聽一遍，因為這樣我才能清楚，他們手上已經有了什麼素材，又還缺些什麼。這樣下次溝通時，我就可以說：‘嘿，下次你再聯繫這個信源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再問問X、Y、Z這幾個問題？我們要不要也找這一類的人聊聊？’”

播客節目《The Empty Grave of Comrade Bishop》封面

制定一份製作日程表。 “要完成這些步驟，你必須制定一份日程表，”蘭恰尼斯說道。“這裡有兩個建議：一是要制定日程表，二是要不斷根據實際情況去調整它。你一定會一次又一次地錯過原定的截止日期，因為播客項目本身就是在不斷演變、不斷成型的。另外，一定要對日程表做壓力測試，找出那些容易造成衝突的重疊時段——比如某個人同時要負責三集內容的製作——同時也要把節假日提前規划進去。我最喜歡用的工具是 Airtable，不過哪怕用 Google 文檔，其實也能完成這項工作。”

儘早向朋友徵求反饋意見。 “這一點和文字報道不一樣：我們會把節目的初稿發給一群人，聽聽他們的反應——尤其是那些對這個項目完全不了解的人，”蘭恰尼斯透露道。“我們通常會把初稿發給十幾個人，請他們提供反饋，這些人里既有相關領域的專家，也有朋友和同行。每一集做完之後，我們都會重複這個過程。”

把粗剪版的完整講述，當作故事板來使用。 幾位嘉賓表示，由於記者天生就擅長講故事，因此可以先安排一次馬拉松式的錄音棚會議，讓記者從頭到尾完整講述一遍整個故事，這可以作為整個系列節目的故事板雛形。“在做某個項目的時候，我們訂了錄音棚，每天用八個小時，一連用了五天——我讓主持人和記者們，就把整個故事從頭到尾講一遍，”蘭恰尼斯回憶道。“我們把這些內容，再加上從社交媒體、採訪和現場收集來的音頻素材，拼湊出了一個大致接近完整系列節目的雛形。這就相當於我們的故事板——通過它，我們能看出，‘這樣的結構行得通，那樣的結構行不通’。最終成片里，大約有5%的內容，就是直接來自那次粗剪講述會。”

用“未來聽眾”的立場，作為剪輯取捨的依據。 幾位嘉賓都認同，正因為記者投入的熱情、信源展現的勇氣，要忍痛刪掉大段錄音素材其實非常困難。但這樣的取捨常常又是必須的——而編輯可以藉助自己“代表聽眾”這一身份，來為這種取捨提供依據。

“不要讓自己和素材靠得太近，”科拉內里說道。“如果塞進去的內容太多，聽眾反而什麼都聽不進去。”

她還補充道：“這份工作里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腳本中清楚地指出問題所在，並想辦法解決它。要留意自己內心最直接的反應：‘我是不是感到困惑？是不是有一段沒聽懂？還是純粹覺得無聊？信息是不是塞得太滿了？’反過來，也可以問自己：‘我在哪個地方感到興奮？在哪個地方感到驚喜？’”

Rowan Philp 是GIJN的全球記者兼影響力編輯。他此前曾擔任南非《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首席記者。作為一名駐外記者，他曾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採訪報道新聞、政治、腐敗與衝突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