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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交流經驗心得。圖:Raphael Hünerfauth - http://huenerfauth.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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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JC19側記:中外記者的共同挑戰,如何成為後真相時代的“搭橋者”?

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在第十一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上交流經驗心得。圖:Raphael Hünerfauth - http://huenerfauth.ch

“哇,從來沒見過這麼多記者。”置身在第11屆全球調查記者大會漢堡會場中,我暗暗對自己說。與來自130多個國家的1700多位新聞工作者相聚交流,給我一種回到校園開學第一天的錯覺。

從某種程度上,四天密集的會議猶如記者們的補習班和社交派對,也像是一場大型的全球新聞編輯室頭腦風暴。大會涉及的話題包羅萬象,包括調查與采編技巧、信息核查、數據和可視化新聞工具、紀錄片與視頻調查、新聞媒體與自由撰稿人的可持續發展……

教授調查技巧的工作坊是大會備受矚目的一大焦點。分別來自 Bellingcat 與 BBC 的調查專家 Henk van Ess 和 Paul Myers 介紹的搜尋技巧令人嘖嘖稱奇。這兩名“搜索大師”不僅在調查新聞界被奉為權威,在我曾經從事過的商業調查領域,亦名聲在外。他們在大會上重現多個實際案例,僅僅通過社交媒體與搜索引擎進行開源調查(又稱 OSINT),他們找到了逃之夭夭後在社交媒體上高調挑釁警方的荷蘭通緝犯;連受保護的英國名人的私人電郵、電話號碼等私人信息,也一覽無遺;用 Facebook、LinkedIn、Twitter、Instagram 等社交媒體,能在幾分鐘內就找到瑞士小鎮凶殺案的目擊者、身在柏林的土耳其反對派支持者,甚至探出神秘的喀麥隆軍火商的真實身份。這樣的開源調查不需要複雜的計算機程序,但需要對社交媒體搜索功能和小漏洞(bugs)了如指掌,當這些社交媒體做出更新時,有些以往走得通的渠道或會被堵上,考驗調查員另闢蹊徑的創意。

在搜尋荷蘭潛逃通緝犯的案例中,嫌犯不無挑釁地在 Instagram 上發布近照和視頻,配上文字“猜猜我在哪裡”。荷蘭警方束手無策,Bellingcat 介入調查,從相片背景中正在盛開的花朵、環境音中的鳥鳴、房屋旁垃圾桶的顏色找到了線索。

在線調查專家 Paul Myers. 圖:Nina Weymann Schulz (nina-weymann-schulz.com)

當然,大師也並非無所不能,此時就需要通過眾包(Crowdsourcing)來拼湊完整的調查圖景了。Henk van Ess 坦言,最終能找到荷蘭嫌犯所在的具體地點,世界各地網民功不可沒。Bellingcat 將“開源調查”進行到底,實時公開調查進展,通過社交媒體呼籲網民提供線索。他們收到的排山倒海的回復迅速打開了調查局面:“背景中的辛夷花只在每年三月初春時盛放”、“嫌犯身後的窗戶映出對面有另一座房子”、“這個垃圾桶的款式跟伊朗的一模一樣”……最終,一位接受過 Bellingcat 培訓、身在倫敦的記者通過比對嫌犯身後房屋和 Google Map 的影像,準確地找出了嫌犯的所在地:一個伊朗北部的城鎮 Amirdasht。Henk van Ess 總結說,這宗調查完美體現了社交媒體與眾包結合的威力,有時甚至勝過一國的執法機關。

然而,另一位參會的中國記者不無失望地感慨道,調查大師們令人欽佩的調查工具與技巧,似乎在中國的網絡環境很難適用。但與此同時,一些調查報道的基本功是全世界相通的,如何分析公司財務報表、進行調查性採訪、製作準確地圖、定位追蹤船隻和飛機、更好地利用搜索引擎探索“深網”……這些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調查技巧在本屆大會上,都設有專門的課程。

回顧本屆大會,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場簡短碰頭會。前一日,我在本次大會的網絡社區發布了一則簡短信息,邀請對中國在海外影響力有興趣的記者在午餐時間碰面,探索未來合作的可能。讓我意外的是,儘管籌備相對倉促,幾十位與會者陸續出現,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大大小小各類型的新聞組織。本屆大會上,香港《南華早報》記者 Karen Zhang 關於如何搜集中國大陸企業公開信息的講座,也吸引了大量參會者,可見全球記者對於中國議題興趣之高和面臨的困難之大。中外記者七嘴八舌地介紹着自家的報道項目,其實懷抱着同樣的棘手問題:我們如何更好地報道擁有20%世界人口的第二大經濟,以及它日益增長的海外影響力?

跨境合作是一個答案。毫無疑問,全球化大背景下,調查新聞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許多選題無法成為一個人或一所媒體能勝任的工作。同時,全球傳統媒體在互聯網時代中痛苦轉型。跨境記者寧卉曾經寫道,這些互相交織的力量催生了新一批記者,改變着國際報道的範式,跨境報道就是其中一種新形式。

“全球環境報道合作網絡”聯合創辦人陳婉瑩在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分享“穿山甲報告”項目。圖:Joey / GIJN

在大會期間公布的野生動物保護報道《穿山甲報告》(The Pangolin Reports)就是一個跨境報道的典型例子,它由跨國調查報道項目“全球環境報道合作網絡”發起,在大會上,該網絡的聯合創辦人陳婉瑩介紹,《穿山甲報告》由三十多名非洲和亞洲記者共同參與,梳理了穿山甲走私的供應鏈,足跡遍及中國、印度、菲律賓和喀麥隆等地。這樣具有國際視野又跨越多國國境的報道,若不是各地記者利用當地的人脈與知識、互相補充認知上的盲點,將很難達成。

本屆大會的焦點講者、菲律賓媒體 Rappler 創始人雷薩(Maria Ressa)在致辭中也強調新聞人合作的重要性。“合作並不容易,因為媒體和媒體之間生來就有競爭關係。但現在你要拋棄舊的觀念,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如果新聞媒體都只耕耘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或是抱持“獨家”的地盤意識,不僅難以完成深入與完整的調查,還可能面臨被假信息取而代之的危險。

在今天,以一人之力恐怕難以跨過那些無形的壁壘,但我們可以把自己訓練成更熟練的搭橋者,透過跨境合作來共同發掘和報道有意義的選題。在大會期間,無論身在會場的哪個角落,都能看到新聞工作者們三五成群地交流心得。感謝大會給予記者相遇、結交與分享的平台,為跨境合作提供開花結果的土壤。


作者馮兆音是 BBC World Service 駐華盛頓記者,也是第11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獎學金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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