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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大會首日會議精選:如何調查銀行

2015挪威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彙集140餘個國家的900多名參會者。三天會議內容緊湊,第一天就有20餘場會議和討論,13場數據新聞工作坊。議題從調查意大利黑手黨,到歐洲移民檔案,跨度大,乾貨足。還有一些分享經驗的主題討論,包括培訓調查記者如何在報道過程中做好自我保護,以及如何更好利用資源進行報道。

調查報道的關鍵之一,就是鎖定要調查的對象。在規劃跨境金融報道時,銀行因為資料全、公開度較高,信息相對可信等優勢更容易成為調查線索的突破口。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開展的兩個調查報道項目“Swiss Leaks”和“Evicted and Abandoned”分別從滙豐銀行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入手,且經過了嚴謹的數據分析和驗證步驟,成為跨境金融報道的典範。


如何調查銀行?

國際記者組織(ICIJ)2014年2月發布的數據調查報道“瑞士解密”(Swiss Leaks)堪稱目前為止規模最大的跨境調查報道:來自45個國家、63家媒體的140多名記者共同合作,獲取了近6萬份文件,其中包含近203個國家的10萬多名客戶的賬戶資料,涉及金額超過1千億美金。參與該報道項目的數據新聞記者Mar Cabra,《衛報》前編輯David Leigh和來自瑞士《周日晨報》(Le Matin Dimanche)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彙報》(Sonntags Zeitung)聯合調查團隊的Oliver Zihlmann分享了建立公開數據庫、媒體操作和查證銀行違規的經驗。

找到數據、搭建數據公開分享和使用平台是完成調查報道、挖掘新聞故事的關鍵。Mar Cabra介紹,他們獲得了HSBC瑞士分行所有用戶的個人資料共6萬份,涉及10萬名用戶。每份資料均包括地址、銀行賬號等信息,他們按照報道要求重組、搭建起新的數據庫,分享給所在團隊的成員。所有成員均有權限查看、檢索、下載、分享數據庫里的數據,而且會通過論壇和社交網絡與網民交流,不斷修正完善數據記錄。

Mar Cabra

另外,在利用數據時,ICIJ不光是數據提供者,更是推動數據社會公用最大化的踐行者。在數據公開的基礎上,他們幫助數據使用者鎖定社會上的顯赫人物,調查並理解公司、人和金錢之間的聯繫。

在此基礎上,《衛報》等媒體開始驗證數據,尋找合適的新聞故事做報道。《衛報》前編輯David Leigh分享了他們以ICIJ數據為基礎做調查的經驗,即首先要驗證信息,保證信息可以檢索,譬如利用當地經驗將賬戶資料的人名和實際身份一一對應。於是,他們發現瑞士當地銀行會協助客戶建立離岸公司躲避稅款,同時英國 “Nom-dom”的規定(適用於永久居住地區不在英國的英國國籍持有者)也令很多國外有親戚的英國人得以在瑞士開設秘密賬戶逃避稅款。於是,他們以“HSBC files timeline:from Swiss bank leak to fallout”和“HSBC files show how Swiss bank helped clients dodge taxes and hide millions”等為題報道了相關事件。報道刊發後反響強烈,媒體收到包括HSBC在內的眾多投訴信和律師函,並需要解釋這些報道並沒有侵犯隱私權。參與該項調查報道的記者們表示,媒體操作時需要特別明確法律規定和道德規範,做出合理解釋,掌握主動權。

Mar, David and Oliver

如果在數據挖掘時發現了銀行非法操作的蛛絲馬跡,該如何證明呢?Oliver Zihlmann介紹了他們的必備神器“時間軸”。他們通過鎖定有犯罪記錄的客戶,尋找他們的開戶時間、犯罪事由、入獄時間以及相關法律規定來判斷銀行是否有需要承擔協助客戶進行逃稅、洗錢等違法行為的責任。他們使用的是“Aeon Timeline”的軟件,可以多個時間軸疊加在一起對比。Oliver Zihlmann說,他們做調查時面對海量數據,要想快速呈現,就需要把它放在時間的角度去考慮:搞清楚是誰在何時做了什麼,再把這些元素放在一起,事件和人物就變得動態可感。在發現一個個案犯之後,他們的報道成功迫使滙豐銀行付出4千3百萬美金的罰款,名譽也因而受損。

如何調查世界銀行?

ICIJ的另一個項目 “Evicted and Abandoned:The World Bank’s Broken Promise to the Poor”(“被遺棄與被驅逐:世界銀行背棄對貧困人群的承諾”)發現,在過去十年間(2004至2013年),世界銀行的969個發展項目使340萬人口被迫遷移故土,而銀行並沒有遵守承諾為這數百萬民眾妥善安排居所、補償損失。ICIJ的記者Sasha Chavkin,Cecile Schillis-Gallego分享了他們僅利用世界銀行的公開數據就成功組織跨境合作、驗證結果、得出結論的經驗。

world bank

循序漸進,掌握內部信源。報道團隊共獲取了60,000份世界銀行公布的因發展項目而產生遷移的數據報告,不過想以此出發調查作為世界金融權威機構的世界銀行絕非易事。ICIJ採用了“剝洋蔥”的戰術,從接觸公民權利組織出發,一步步從世界銀行顧問、銀行舊僱員到現任的工作人員,最終找到兩位內部線人提供調查指導,避免受到干擾信息的影響。

嚴格驗證數據,分類對應。“不要拿着數據想當然,” Cecile Schillis-Gallego如是說。ICIJ的結論是建立在嚴格的數據驗證之上。他們檢索發現,世界銀行公布的相關數據連貫性差,衡量的標準不一致——比如有的是記錄遷移的人數,有的則是登記受影響房屋的數量,而也不夠完整,有些數據甚至離奇,因此需要將數據前後對應,分類討論。報道團隊會派自己的記者或者找當地的自由撰稿人作實地調查報道,選取來自不同領域的記者合作,將數據和現實結合。為了保證合作的質量,他們會為所有參與的合作方設置進程提醒,也會讓他們交叉查驗,保證數據準確度。

公開數據更有利於挖掘精彩新聞,要善於和數據提供方溝通。經過10個月的數據處理、驗證及與世界銀行的“較量”,ICIJ發現,公開數據的好處是蘊藏了眾多好新聞資源,容易獲取,但很少有人專門深入探索。在獲取數據之後,記者最好儘可能地與數據提供機構溝通交涉,以此查驗數據的真實度、來源、背後的邏輯等等,因為像世界銀行這樣龐大的機構往往設有複雜的規定,無法做到完全公開透明。


撰寫/周煒樂   編輯/王一葦、張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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