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N 十問：在流亡中繼續調查，對話委內瑞拉記者羅伯托·丹尼茲

隨着當地政治局勢日益惡化，委內瑞拉調查記者羅伯托·丹尼茲（Roberto Deniz）心裡清楚，他的工作遲早會給他帶來麻煩。

他曾被國家電視台打上“叛徒”的標籤，社交媒體上還有一場運動給他扣上了中情局（CIA）特工的帽子，甚至配上了一張他被監禁的合成照。起初他覺得這事荒唐得可笑，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的處境變得愈發複雜。

當他即將發表一篇調查報道，揭露一個本應為窮人提供健康食品包的政府項目背後的腐敗問題時，有人建議他最好離開這個國家。他原以為只需在國外暫避幾個月風頭，但幾年過去了，他說現在回到加拉加斯（委內瑞拉首都）依然不安全。

丹尼茲供職於委內瑞拉調查新聞機構 Armando.info，該機構也是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成員。這個團隊曾在2019年榮獲瑪利亞·摩爾斯·卡伯特獎（Maria Moors Cabot Prize），如今許多成員都不得不在流亡中進行報道。丹尼茲承認，儘管這帶來了挑戰，但勇敢的記者們仍有很多方法可以從海外繼續進行調查，即便個人要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在倫敦舉行的“哈里·埃文斯調查新聞峰會：說出真相的人”（Truth Tellers, the Harry Evan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Summit）期間，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採訪了丹尼茲，談到了一部基於他對一名哥倫比亞商人和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ás Maduro）親信的調查而拍攝的、獲得艾美獎提名的紀錄片。以下為採訪內容，為求篇幅和行文風格，內容經過編輯。

GIJN：在您參與過的所有調查中，您最喜歡哪一個？為什麼？

羅伯托·丹尼茲（以下簡稱 RD）: 如果非要選一個，我會選我們在2018年初發表的《CLAP的劣質牛奶》（La Mala Leche de los CLAP）。CLAP 指的是委內瑞拉政府的“地方供應與生產委員會”（Local Committees for Supply and Production）。為什麼是這篇報道？因為我們揭露了馬杜羅在2016年為委內瑞拉窮人提供食物而設立的社會項目，實際上卻是在出售質量極差的食品。

我們揭露了這些產品，尤其是奶粉，鈣和蛋白質含量極低，碳水化合物和鈉的含量卻非常高，這對孩子們來說非常糟糕。對我而言，這篇報道之所以如此有力量，是因為作為一名調查記者，要把腐敗問題與民眾的切身生活聯繫起來並非易事。當然，在這篇報道中，我們揭露的事實是駭人聽聞的，因為人們當時正在食用這些食品。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它說明了腐敗是如何影響最貧困人群的日常生活的。

 GIJN：在委內瑞拉進行調查報道，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RD: 委內瑞拉的調查新聞業和其它國家一樣，面臨著諸多挑戰，但我們還必須考慮到一些特殊情況。當然，專制的政治環境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在委內瑞拉，不僅是政府，包括司法系統在內的所有機構，都把記者視為敵人。他們都覺得記者是在為美國效力，是中情局（CIA）的特工，認為我們做這份工作是別有用心的。委內瑞拉正變得一天比一天更加專制。

在委內瑞拉，沒有公共記錄可查。其它拉美國家有知情權法案（derecho de petition – FOIA），但這套制度在委內瑞拉不存在。不僅如此，就連過去少數公開的信息現在也都不再公開了，在這樣的條件下獲取信息非常困難。而當你設法獲取到信息後，你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謹慎——你需要通過其它信源，即那些提供文件或數據的信源之外的獨立信源，來進行核實。

當然，信源很難放心地與你交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在流亡狀態下）你需要花更多時間與信源溝通，努力建立信任，向他們證明：是的，你會做好你的工作，你會儘力保護所有信源。

羅伯托·丹尼茲在 Armando.info 2018年發表的調查報道《CLAP的劣質牛奶》，揭示了一項特殊社會項目下提供給窮人的食品含有過量的碳水化合物和鈉。圖片來源：Armando.info 網站截圖

 GIJN：作為一名調查記者，您個人職業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RD: 是我必須決定究竟是留在委內瑞拉，還是離開以求自保並繼續工作的那個時刻。毫無疑問，那是最艱難的時刻。不僅是做決定的那一刻本身，我認為最困難的部分還是與家人有關。無法與家人共度時光讓我很難接受。你身居海外，有家不能回。而且，你知道，比如我的父母，他們都還健在，但年紀越來越大，我很想陪在他們身邊，卻做不到。

但我別無選擇，因為如果我留在委內瑞拉，我絕對無法繼續從事調查記者的工作。那是我人生的一個關鍵時刻。我沒有太多時間做決定，但我認為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GIJN: 對於採訪，您有沒有什麼好的建議？

RD: 我想說，採訪最好的訣竅是信任你的信源，並且從一開始就要完全透明。當你開始為了採訪與信源交談時，你需要清楚地說明你能做什麼，以及你與他交談的目的。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才能建立信任。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讓你的信源了解你是誰，了解你的工作方式，以及你做這件事的原因。

當然，許多信源願意與你交談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或者他們想說某個政治對手的壞話，又或者他們想談論某個正與委內瑞拉政府爭奪同一筆生意的企業家。而作為記者，我們必須明確表態：“我對這個故事感興趣，是出於某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我對此事唯一的興趣點。如果你有其它利益訴求，那是你的事，與我無關。”

GIJN: 您在工作中最喜歡使用的報道工具、數據庫或應用有哪些？

RD: 我想我是一個老派記者。要說我最喜歡的工具，那還是我的筆記本。

不過現在有很多工具都非常有用。比如，新聞工作中最無聊的事情之一就是轉錄所有對話的錄音。還有另一類工具也很有用，因為我喜歡創建時間線，比如調查的時間線，記錄下事件發生的時間，以及在調查的那個時刻這個國家正在發生什麼。這就像把你腦海中關於整個故事的所有線索都呈現出來，然後你可以從不同層面來審視它。

GIJN: 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您得到的最好的建議是什麼？您又想對有志成為調查記者的人說些什麼？

RD: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建議，但在 Armando.info 小小的新聞編輯室里，我們經常重複一句話：永遠要記住你為什麼做這份工作，記住你所做的事情對社會至關重要。即使在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一個專制、有審查、有迫害、充滿分歧的國家，這項工作也很重要。重要的不（僅僅）是影響力，而是那篇報道對於人們生活的意義。

GIJN: 您敬佩的記者是誰？為什麼？

RD: 我非常敬佩許多拉丁美洲的記者——比如秘魯記者古斯塔沃·戈里蒂（Gustavo Gorriti），哥倫比亞的調查記者里卡多·卡爾德隆（Ricardo Calderón），我也很敬佩阿根廷記者萊拉·格里羅（Leila Guerriero），她寫了很多書，記錄了阿根廷的各種新聞事件。但當然，我首先必須談談委內瑞拉的記者們，他們現在正承受着巨大的苦難。去年七月總統大選後，許多記者被迫逃離了這個國家。但總的來說，一些重要的委內瑞拉記者已經展示了即使身處國外也能繼續工作的能力。

在我們的新聞編輯室，我認為創始人兼編輯埃瓦爾德·沙芬伯格（Ewald Scharfenberg）的角色至關重要，因為他比 Armando.info 的大多數記者都更有經驗。他總能以旁觀者的視角審視我們的工作，並以一種極具戰略性的眼光來指導我們。

GIJN: 您犯過的最大的錯誤是什麼？從中您學到了什麼教訓？

RD: 我記得一個錯誤，那是在我剛開始在委內瑞拉一家名為《環球報》（El Universal）的報社當記者的時候犯的。我記得我寫了一篇關於委內瑞拉一家工廠里發生的合法抗議的文章。文章發表後，我接到一個電話，對方問：“你採訪另一方了嗎？”我回答說：“嗯，我試着聯繫過他們，但沒和任何人說上話。”

那個人告訴我：“我是這家公司的法律代表。我不想攻擊你，也不想和你吵架，我只是想說，讓讀者了解我們的立場，這無論對你這個記者，還是對你們報紙的讀者，都很重要，但在你的報道中這些都被遺漏了。”

當你在新聞編輯室、報社工作時，你每天都行色匆匆，（有時）就會遺漏一些東西。這對我來說是非常好的一課。最重要的是，這件事發生在我記者生涯的起步階段。

GIJN: 您是如何避免職業倦怠的？

RD: 如果我在會議之類的場合談論這個話題，我總會開玩笑地問：“在座有心理醫生嗎？”但我總說，我會在某個時刻切斷自己的情緒，把它們放到一邊。繼續工作的是作為記者的羅伯托，而情感則被完全擱置了。我不知道這對心理健康是否是件好事。

但我想說——儘管這非常困難，但我們必須小心、必須時刻記住：這無關個人恩怨。你做這件事，不是因為你想和某個政客斗，也不是因為你想和某個商人斗。

另一件事是，要儘可能地信任你的編輯。這非常重要，即使你覺得自己已經……你知道，精疲力盡了，或者無法再繼續跟進這篇報道了。你必須信任你的編輯和你的團隊，並與他們溝通。

然後，我試着做運動，特別是跑步。跑步的時候，我努力忘記一切，這不僅對我的身體有好處，更對我的心理健康有益。再有就是讀一些與工作無關的東西，比如書籍、小說。我非常喜歡拉丁美洲文學，我也會試着看些電視節目、電影、喜劇之類的。

但有些時候我確實感到筋疲力盡。比如2021年，警察去了我父母在加拉加斯的家。我猜他們是想看看我是否在那裡。對我來說，那幾天糟透了，因為我真切地感覺到，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工作而發生的，要處理那種情緒和感受非常不容易。

歸根結底，對於職業倦怠，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我們必須為自己的心理健康做更多努力。是的，如果你感到自己撐不住了，就必須停下來，好好恢復。你必須確保自己安然無恙，狀態良好，才能繼續你的工作。

GIJN: 調查新聞業有哪些地方讓您感到沮喪？或者說您希望未來能有哪些改變？

RD: 我覺得這種情況適用於像委內瑞拉甚至哥倫比亞這樣的國家：在某些時候，民眾對腐敗無動於衷。人們不明白腐敗是如何影響他們生活的。對我來說，無論是作為一名記者還是作為一名公民，這都很難理解。當然，這對我作為記者來說是一個挑戰——如何去講述一個故事來吸引他們的注意力，並與人們的真實處境聯繫起來。

當你看到我們這些年來所經歷的委內瑞拉危機時，會覺得難以置信，因為委內瑞拉沒有內戰，也沒有自然災害，但危機造成的各項數據卻與內戰或自然災害中的情況相當。這太不可思議了。而能夠解釋這一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腐敗。

我認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當記者很困難的時代，但話又說回來，我也認為這是一個當記者至關重要的時代。作為一名委內瑞拉記者，我的希望是我的國家能有所改變，不是為我，而是為人民。希望這個國家能夠復蘇，不僅是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也要在民主層面。這對我們這一代人或許沒有好處，但對下一代記者來說將是一件好事。

Laura Dixon 是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的高級編輯，常駐英國。她曾從哥倫比亞、美國和墨西哥發回報道，其作品發表於《泰晤士報》、《華盛頓郵報》和《大西洋月刊》等多家媒體。她曾是倫敦《泰晤士報》的特約記者，並獲得過國際女性媒體基金會（IWMF）、普利策中心（the Pulitzer Center）和透明記者組織（Journalists for Transparency）的資助和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