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N 十問：挖掘新聞的後續故事和那些被忽視的傷害

獲獎的加拿大調查記者安妮·希爾頓最初是一名專註於人道法和人權的律師。出於希望在實地深入研究的願望，她的工作逐漸轉向學術領域，但她發現自己不甘心“只是坐在電腦前”。

十年前，當數十萬敘利亞人正逃往黎巴嫩時，她的一次黎巴嫩之行徹底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讓她開始探索寫作和新聞業。“我以前從未獨自做過這些事，完全是摸着石頭過河，”她說。“但我意識到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融入社區，走遍世界，同時揭露被忽視的不當行為和傷害。”

2016年，她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斯塔比爾調查新聞中心畢業，現在她的署名報道經常出現在《衛報》、《紐約客》和《哈泊斯》（Harper’s）等刊物上。她的報道和調查工作常常關注所謂的“後續故事”。她解釋說：“當所有的攝像機和新聞媒體都離開一個地方、一個社區或一個事件時，留下了什麼？哪些故事還沒有被講述？”

基於這種思路，她的調查涵蓋了廣泛的主題，包括波黑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25年後的影響、加拿大原住民兒童無標記墳墓的尋找，以及新冠疫情期間巴黎人如何幫助安置難民。她最近的調查聚焦於阿富汗國家女子足球隊隊員的困境，儘管加拿大政府承諾讓她們移民以避免在塔利班統治下生活，但她們仍滯留阿富汗國內。希爾頓獲得多項資助、獎學金和獎項，包括2018年紐約大學報道獎，該獎項支持她對朝鮮難民和叛逃者的報道。她目前在法國巴黎政治學院教授調查新聞學。

GIJN：在你做過的所有調查中，哪一個是你最喜歡的，為什麼？

安妮·希爾頓（以下簡稱 AH）：我總是投入我相信的項目，所以很難選擇最喜歡的，而且大多數項目都涉及深層的人類苦難。但我認為最引人入勝、最具啟發性的項目之一是關於在歐洲的敘利亞戰犯的調查。我覺得這在智力上很有挑戰性也很有收穫，因為它帶我走遍歐洲，走進人們的家中，也走進官僚和執法機構。它體現了我最喜歡的故事類型——既有深入研究和文件搜尋，又包含深度的人文元素和敘事。

我覺得最令人着迷也最令人不安的是，有人可能逃離國家機構的酷刑和虐待，卻在自己的社區或鄰里中遇到施暴者。我認為至少在涉及敘利亞的問題上，我讓這種被忽視的現象更多地進入了公眾視野。

GIJN：在你所在的國家或地區，調查報道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AH: 我在多個地區工作，但就我所做的調查類型而言，普遍面臨的挑戰是各地信息獲取法律的完善程度和執行力度差異很大。比如在北美，起訴索要文件或者申請獲取文件相對容易；而在歐洲，這個過程更加陳舊和困難。你不能指望這個程序一定會有成效。顯然在發展中國家情況也是如此，這是一個真正的挑戰。

當然還有威脅的挑戰。作為一個獨立工作的女性，我面臨著人身安全的威脅，也有誹謗和中傷的風險。我經常發現聲譽和安全威脅都帶有性別色彩。我需要確保與我合作的媒體機構能在我面臨訴訟時提供保護，但這種媒體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找。

GIJN：作為調查記者，你遇到的最大障礙或挑戰是什麼？

AH: 我發現特別具有挑戰性的一點是，因為我不在突發新聞團隊也不是第一批到現場的記者，所以經常要面對那些對媒體感到失望甚至二次創傷的人，他們不信任記者。必須努力突破這點，建立信任和默契，這真的很困難。

克服這些障礙的唯一方法是實踐如何獲得有意義的同意，並運用創傷知情的採訪技巧，我很幸運在職業生涯早期就學到了這些。這種採訪方式完全顛覆了傳統的報道風格。你要把採訪對象當作參與者，向他們詳細說明你的項目內容和他們的角色。我認為這樣可以建立信任，因為人們能清楚地看到你的誠意、意圖、故事最終會發表在哪裡，以及會是什麼樣子。這樣能建立互信。

這需要前期投入更多時間，也不總是成功，但這是我在與那些曾遭受不道德報道影響或面臨創傷（或兩者都有）的群體打交道時最重要的經驗。關鍵是要確立這不是對抗關係，而是真正的參與式合作。

GIJN：你有什麼採訪的最佳建議或技巧？

AH: 採訪時我試圖注意的一點是物理空間以及如何與受訪者相對而坐。我通常讓受訪者選擇他們想坐的位置，然後我就坐在剩下的地方。我認為這是一個在密閉空間或陌生（甚至熟悉）環境中經常被忽視的細節。

如果採訪官員或進行更傳統的採訪，我會選擇在有與故事相關的視覺元素的地方見面。對於其他可能是核心採訪對象的人，我總是盡量去他們家裡。我認為這樣能建立一定的舒適感，也能獲得更親密的體驗。你可以看到個人物品，也可能獲得其他無法得到的資料，比如日記、筆記或卡片。人們會給你看他們兒子寫給他們的信，或者可能有過去10年收集的紙質文件檔案，這些都沒有電子版本。我認為這永遠是最理想的。

 GIJN：你最常用的調查報道工具、數據庫或應用是什麼？

AH: 我使用 Scrivener。因為我注重敘事，喜歡從收集的材料中構建故事，它幫我提煉內容，並將其分類整理成不同章節。它有很多高級功能，我其實用不太來，但我可以用它整合所有內容，然後構建敘事框架。它允許你把所有的資料來源、記錄等分別放入不同的文件、章節或板塊。我知道很多人用它寫書，但我用它來寫長篇文章。有時我會有上千頁的材料，它可以幫我搜索並梳理如何展開內容。

GIJN：你職業生涯中得到的最好建議是什麼？你會給有抱負的調查記者什麼建議？

AH:  一位導師跟我分享了“續篇”故事的概念。這個形象對我很有啟發。我覺得這特別適用於調查性和長期性的工作，比如你要研究某項政策、法律帶來的危害或影響，或某個事件的負面效果，這時你需要回溯，有時要追溯很多年。

另一個來自導師的建議是“做時間軸”。我認識的最優秀的調查記者都會建立事件時間軸，可能用 Word文檔、Excel 表格或 Scrivener，記錄故事主線或主題的發展歷程。通過時間軸可以看到事件的重疊和規律、相關人物和關鍵日期。寫作時也很有用，因為你能看到故事的整體脈絡，知道劇情轉折和關鍵點在哪裡。

對想成為記者的人，我的建議是：如果你不會講故事，那麼發現多麼重大的線索都沒用。寫作技巧就是一切。沒有好的寫作技巧，你的故事就傳播不到該到達的人那裡。如果人們讀不下去，理解不了內容，再好的影響力也會完全喪失。

我學會了閱讀最好的調查性報道和文章，分析我欣賞的記者的寫作。看看文章各個部分是如何布局的？每個部分有什麼作用？包含哪些要素？解構成功報道的基本要素，然後模仿或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要清楚自己想講什麼故事。

GIJN：你欣賞哪位記者？為什麼？

AH: 我提到的幾個建議來自《紐約客》記者莎拉·斯蒂爾曼。我認為她是我這一代最優秀的記者，她體現了我作為記者所信奉的一切。她的工作深入、專註，充滿人性關懷，能帶來改變。作為一個人，她言行一致，做出令人驚嘆的細緻工作，不斷探索創新方式，用數據和文件講述最動人的故事。她在耶魯大學創辦了調查新聞實驗室，和學生一起開展調查項目。

我也一直關注法證建築學（Forensic Architecture）的發展，它已成為最具影響力和受人尊敬的機構之一。他們用創新和前沿方法揭露國家和企業的人權侵犯行為，追溯最長可達一個世紀前的事件。從生態滅絕到戰爭罪行再到軍火出口，它讓我重新思考調查新聞的可能性。它的合作夥伴 Earshot 就是另一個例子，展示了技術如何開創新方法揭露不當行為，填補有罪不罰的空白——他們通過聲音調查來推斷開槍或空襲者的新信息，在報道加沙戰爭中開創了先河。

GIJN：你犯過的最大錯誤是什麼？從中學到了什麼？

AH：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在一個無法推進的故事上投入太多、耗時太久——不是因為故事本身沒價值，而是因為沒人願意發表。除了為浪費時間感到遺憾外，最難的是要告訴那些也投入了時間的人，這個故事無法繼續了。如果他們正是你試圖揭露的不公正遭遇的當事人，這就特別困難。

作為自由撰稿人和調查記者，我總是坦誠地告訴大家，我們並不總能預知事情的發展。我會說明我的期望和目標，但我逐漸明白，最大的錯誤是做出承諾。向人們承諾你的報道會帶來某些結果是不道德的，因為沒人能預測結果。另外也要適當控制對可能性和結果的期望。這很重要，因為這樣人們參與的原因就只是為了講述經歷，或是希望你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能帶來一些改變，但他們知道這其中有風險。

GIJN：你如何避免職業倦怠？

AH：我做不到。我總是情緒外露，對我關心的事物都很投入。這顯然有好有壞。好處是我保持了人性關懷，這是我最看重的，但我不擅長認識到自己的極限，不知道自己能承受什麼。這導致我出現過一些嚴重的倦怠情況。我現在會努力注意是否出現這些問題重演的跡象。

我會做的一件事是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我也會向同事傾訴我覺得困難、令人不安或壓力太大的事。有一個團體真的很有幫助。這兩點都很重要。第一是自我關愛——雖然我討厭這個詞——但除非絕對必要，我不會放棄鍛煉或放棄特定的食物和咖啡。這些事情幫助我度過每一天，建立這些習慣很重要。

GIJN：調查性新聞工作中，什麼讓你感到沮喪？你希望將來有什麼改變？

AH：最讓我感到沮喪的是，現在有那麼多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和學生對調查性報道感興趣，充滿動力和決心。這類報道對民主和監督權力很重要，但新聞機構卻很少為調查性報道提供機會和資源，關注這類工作的媒體也在減少。找到真正重視這種長期性工作並給予公平報酬的媒體和發表平台，這對我來說也很困難。

Laura Oliver 是一名常駐英國的自由記者。她為《衛報》、BBC、歐洲新聞網等媒體撰稿。她是湯姆森基金會和湯姆森路透基金會的常任新聞培訓師，同時也是新聞編輯室的受眾戰略顧問。你可以在這裡找到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