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加沙平民被戰火隔離，記者如何傳遞他們的聲音？

2023年10月7日以來，加沙地區遭遇不斷升級的空襲，國際記者無法進入該區採訪和調查，令巴勒斯坦記者、醫護人員和平民成為當地新聞消息的主要來源。以手機拍攝的視頻、在醫院裡取得的目擊證詞，以至在網絡短暫恢復期間分享的影像信息，構成釐清平民傷亡的原始記錄素材 —— 記錄這一切的人，往往正面臨流離失所、受傷甚至死亡的風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第14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GIJC25）舉辦了一場題為《調查加沙戰爭罪行》（Investigating War Crimes in Gaza）的專題研討會。在記者被限制、甚至被禁止進入加沙地帶，以及記者自身面臨直接威脅之下，媒體還可以怎樣記錄和核實當地的戰爭罪行嫌疑呢？出席研討會的專家講者們就這個主題展開討論，重點探討了如何結合應用在地報道素材、開源情報分析、法證重構技術等，去核實事件經過、質疑官方敘事，以至為未來追責保存證據。

這場研討會由全球深度報道網（GIJN）阿拉伯語編輯 Majdoleen Hasan 主持，彙集了來自加沙地區的記者、調查機構、法證重構研究人員等的視覺，展現了在這場衝突之中，戰爭報道日益依賴跨國及跨學科協作的現實。

在戰爭中一邊求生，一邊報道

其中一位研討會講者 Aseel Mousa 是來自巴勒斯坦的記者，一直堅持在加沙地區實地採訪和報道，直至2024年被迫離開。對於她來說，新聞記錄和求生保命幾乎是在同時間發生的。

“要把記者和平民兩個身份區分開來，真的一點都不容易。”Aseel Mousa 本身兩次經歷家園被毀，但在承受自身創傷的同時，堅持報道醫院癱瘓和大規模人員傷亡的情況，採訪的正是與她經歷着相同苦難的人們：“我所記錄的那些新聞故事，自己也正身處與受訪者完全相同的境況之中。”

Aseel Mousa 提到，在燃料供應被切斷、行動受到限制等情況下，她經常要徒步一段很長的距離，才能抵達醫院、學校、無家者安置營地等進行採訪。另外，在大量記者遇害之下，穿着寫有“PRESS”字樣的記者背心反而讓人感到不安全。至於通信網絡經常中斷，也令她只能依靠手寫筆記，並且把握網絡恢復的極短時間上傳報道。

“我只想到，我本身也是個受害者，我必須讓全世界都知道加沙地區正在發生什麼事。”Aseel Mousa 說道：“這是我能夠保證世界不能再說‘我們不知道’的唯一方法。”

當在地記者忙於實時記錄這場衝突，身處加沙地區以外的調查組織則將工作重點放在核實和分析之上。Airwars 是一個非營利透明度監察組織，專註於追蹤和調查衝突對平民所造成的傷害。Airwars 行政總監 Emily Tripp 指出，他們的職責是有系統地聆聽衝突中平民的敘述，並將這些證詞與軍方說法進行比對和檢驗。

“在世界各地的衝突地區，總有人在網絡上描述他們目擊的事情。”Emily Tripp 續道：“我們的職責就是確保這些聲音被聽見。”

據 Emily Tripp 介紹，Airwars 至今記錄了超過1.5萬起據稱平民受傷或遇害的單獨事件。這個檔案庫使調查人員能夠識破官方敘事中慣常出現的矛盾之處。例如在一項調查中，Airwars 分析了以色列軍方發布的影像資料 —— 跟這些影像相關的軍事行動，總是被官方描述為“精準打擊”（通常被標榜為能準確擊中敵方要害目標，過程中不會造成重大平民傷亡的現代戰爭攻擊手段）。然而，調查團隊對影像中的地點進行了地理定位，並且記錄了跟這些打擊行動相關的平民傷亡情況，最終“識別出至少17次相關的轟炸行動”，喪生的平民達數以百計。Emily Tripp 指出，只要將平民敘事與軍方說法並置呈現，就能夠讓證據“自己開口說話”。

Airwars 在調查一些針對收容平民的學校的襲擊時，也應用了類似的方法。該組織至今發布了90起關於此類襲擊事件的調查記錄，大部分都附有軍方給出的說法。Emily Tripp 解釋，他們希望儘力彙集開源資料和倖存者證詞，並且交由記者和讀者審視及檢驗，藉此確保他們的核實工作的公開透明。

被禁止進入衝突地區，如何進行調查？

#GIJC25 還舉辦了紀錄片《Inside Gaza》的放映會。圖: Samsul Said, ALT Studio 為 GIJN 拍攝

在外國記者被禁止進入加沙地帶之下，紀錄片式調查報道不得不依賴與在地記者的協作。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時事節目《Fault Lines》的執行製片人 Laila Al-Arian 表示，她的團隊與加沙在地新聞工作者及製作人員緊密合作，才得以完成聚焦這場戰爭的調查紀錄片《The Night Won’t End》，並憑此片贏得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

“沒有他們，我們根本無從知曉當地所發生的一切。”Laila Al-Arian 說。

Laila Al-Arian 介紹，《Fault Lines》的報道圍繞一些空襲行動、強制遷移、法外處決的具體個案而展開。在其中一項調查，團隊彙集了目擊者證詞、事發後的現場視頻記錄、衛星影像、從社交平台通信記錄擷取的元數據等，進而對相關事件進行調查和核實。

“我們很清楚，這部紀錄片的報道內容必須達到證據確鑿和毋庸置疑。” Laila Al-Arian 表示。

這部紀錄片的製作決策背後，有着明確的倫理考量，尤其是應否使用一些包含殘酷畫面的素材。Laila Al-Arian 表示，團隊使用這些影像之前，都會徵得涉事者家屬的同意，另外所有採訪都只在確有必要時才進行，以避免對當事人造成二次創傷。

Laila Al-Arian 表示，由於巴勒斯坦人的敘事長期遭到否定，他們大多希望這些畫面能被展示出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真實處境，已經被否認得太多了。”

法證重構與追究責任

“法證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是倫敦大學史密斯學院的一個跨學科研究小組）的高級研究員 Jumanah Bawazir 指出，正是因為國際記者和調查人員無法進入加沙地區，“法證重構”（forensic reconstruction）技術成為了加沙調查的核心工具。

“法證建築”將來自加沙地區的視頻、照片、音頻、衛星圖像等視為可作證據的素材，並將之用於重構時間和空間。“發生了什麼？發生在哪裡？何時發生？”Jumanah Bawazir 解釋，團隊會將零散的視覺和聲音素材同步到時間軸之上，再置入三維模型，重構特定事件所屬的環境。

Jumanah Bawazir 強調，這些重構並非為了講故事，而是要產出分析工具，讓調查人員能夠進一步對現有證據和國家行動者的說法進行比對驗證。通過重構和標記在不同地點發生的多起事件，“法證建築”能夠發現一些重複出現的模式，由此不再局限於調查個別事件，而能夠揭示更廣泛的行為規律。

Jumanah Bawazir 提到，在一份為法律團隊準備的調查報告中，“法證建築”識別出了跨時間和空間的襲擊行動模式，進而揭示了這些行動的蓄意性。她解釋，此類發現對於評估襲擊者如何選定打擊目標、襲擊行動的系統性傷害、法律責任比例等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這種法證重構工作高度依賴在地記者和平民的記錄素材，上傳到社交媒體的視頻、在網絡短暫恢復期間分享的圖片、目擊者提供的錄音證詞等往往是唯一可用的資料來源。團隊會將這些素材與衛星影像、建築平面圖、公開數據等進行交叉比對，以確認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序。

不過，無法進入現場始終限制了法證重構工作。“假如事件沒有由記者拍下來，我們就無法進行全面的分析。”Jumanah Bawazir 強調，實地採訪受到限制、記者遇害等因素，都會直接影響對事件的法證重構和分析。

另外，Jumanah Bawazir 指出法證調查的進度，遠遠落後於它所記錄的暴力事件。追究法律責任往往需要數年的時間，但暴力破壞卻在持續發生。“記錄事件與取得公義之間存在時差。”她說道。

出席研討會的講者都提到，這種時差令記者、調查和研究人員在保存證據上承受更沉重的壓力。對於 Aseel Mousa 這樣的記者來說，每時每刻都會感受到記錄證據的緊迫感：“有那麼多人找到我，他們都想要講述自身遭遇。他們唯一的期望，是有人聽到他們的故事。”

你可以在此觀看這場研討會的完整視頻錄影。

Hanan Zaffar 是一位常駐印度的新聞工作者、多媒體敘事者和紀錄片製作人，其作品聚焦於南亞政治、少數族裔、人權、環境等議題，曾在《時代》雜誌、《衛報》、VICE、半島電視台、《商業內幕》等媒體發表報道。他還曾在東南亞、非洲和歐洲進行過報道工作，並擔任聯合國基金會2025年小兒麻痹症新聞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