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C23 側記：全球記者四年後重逢，還是那句“採訪是永不放棄的藝術”

到哥德堡那天，已經是下午了，趁着還有微弱的天光，我趕上了最後一班 Ocean Bus。Ocean Bus是瑞典獨特的觀光車，外形是一隻咧嘴大笑的鯊魚。這隻鯊魚載着乘客穿梭在古老的哥德堡市區，經過校園、劇院和魚市教堂，最後巴士突然變遊船，從一條密林小徑衝出，落在約塔河中。

哥德堡的 Ocean Bus

那天，車上坐着很多來度假的老人，他們從挪威、芬蘭、美國和澳大利亞來，巴士衝進水裡那一瞬間，所有人都歡呼起來，司機聲稱自己是船長，並放起加勒比海盜的主題曲，一位老爺爺低頭對他的孫子喊，“哇哦，歡迎來到哥德堡樂園。”

幾天後，在第13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閉幕式上，我再次聽到了這個詞——樂園。

當時，主辦方在一間會議室舉辦了小小的閉幕儀式，很簡單，很溫馨，所有人湊在一起，聊聊這幾天開心的事兒，焦頭爛額的時刻。GIJN（全球深度報道網）副主任 Gabriela Manuli 說，大會期間她遇到了一位記者，她說希望你玩得開心呀，對方說，當然啊，這兒就像是深度報道的迪士尼樂園。Manuli 說，很高興我們可以創造迪士尼樂園，“或許下次我們可以直接在遊樂園舉辦？”

這的確是一場屬於記者們的盛會。2023年9月19日，第13屆全球深度報道大會在瑞典哥德堡舉辦，這是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深度報道全球性大會，有來自130多個國家，2000多名記者和編輯參加。

出發前，GIJN 給我們發來一個日程表，短暫的時間線上塞進了密密麻麻近200個講座、研討會和交流會，最多的一個小時內有14個不同主題的會議同時進行。

沒人能聽完它們，就算排滿時間表，每天每個人最多只能選擇5個講座。該去聽哪一場會議，成為每天吃早餐時同行見面討論的第一個問題。大家笑着說，感覺回到了大學校園，所有人行色匆匆在大樓里找教室，熱門課程還要靠速度。記得第一天，很多人提前15分鐘到了一門講座，結果大門緊閉，工作人員無奈聳肩，抱歉，滿員了。大概只能借來《哈利·波特》里卷王赫敏的魔法工具時間轉換器，才能聽完所有的講座吧！

這次大會，深刻感受到東亞記者們真的好卷，只有中國記者才會問出：為什麼早上九點多開講，下午三四點就結束了？如果可以安排到晚上九點，就能聽更多的課。有天茶歇，遇到一位來自韓國的記者，她問我們那天聽了幾節講座，中國記者們告訴她，已經排滿了呢，她說你們好勤奮，再問她的時間表，她說，我們也一樣。果然，咱們都是把學習刻在血脈里的東亞人。

這種渴望也來自我們太久沒有和世界交流。受全球疫情影響，上屆的全球深度報道大會改為線上舉辦，全球的記者們已經4年沒有這樣面對面的交流狂歡了。大家都太渴望見面，渴望聽到別的國家的記者都在幹什麼，他們會疲憊嗎？會沮喪嗎？會有一瞬間不想繼續了嗎？是什麼支撐着他們？也想看看，世界到底變成了什麼樣，大家還在關心什麼樣具體的人，具體的故事？

GIJC23 真的像一座遊樂園，打開不同會議室的門，得到的是不一樣的驚喜。有硬核的全是乾貨的戰爭犯罪調查，也有關於 AI 技術在調查報道中的應用分析；有記者追蹤飛機與船舶，關注億萬富翁的私人飛機，也揭露難民船如何傾覆，還有團隊調查人類丟棄的廢物和舊貨到底去了哪裡。

有特別的、實用的技能教學——怎麼更專業地閱讀一份醫學文獻，怎麼把調查項目的籌款提案寫得更好，如何應對黑客、進行有效的反擊。同時，大會還關心每一個記者和編輯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如何處理網絡騷擾，如何應對壓力、創傷與倦怠，如何在緊急情況下尋求幫助。

甚至還有像樂園花車巡遊一樣的“閃電會議”（Lightning Round），五分鐘一個演講者，一個小時內十幾位演講者輪番登場，分享他們最喜歡的工具、應用程序和故事。

那幾天，我通過很多分享得以窺見過去四年中，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記者們是如何度過的，他們都在做些什麼？AI 是今年大會的主題詞之一，第一天會前日上美聯社記者 Garance Burke 就分享了她和同事調查過美國政府兒童福利系統的算法工具背後的偏見問題。

無數的開源工具和尖端技術在這裡出現。很多調查專家分享了怎麼利用社交網絡調查一個幾乎匿藏起來的人，如何利用衛星圖像來分析戰爭、氣候變化和犯罪事實。

芬蘭一間最大的連鎖超市聲稱它們的鱈魚來自芬蘭領海，而一位記者通過追蹤系統，調查出那些鱈魚實際上來自俄羅斯。一位墨西哥記者用編碼語言，研究那些鎮壓拉丁美洲公民運動的武器是如何被製造的？一位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的記者介紹他們團隊如何用三種不同的數據庫分析方法，揭露關於森林砍伐的環境犯罪。

Paul Myers。圖：Nina Weymann-Schulz / GIJN

還有不得不介紹的 BBC 在線調查專家 Paul Myers 的分享會，他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搜索專家，不僅調查能力強悍，講座也像脫口秀一樣好玩。第一天，很多人沒有擠進去的那場分享會就是他的。他講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搜索故事：用圖像確認某個尼日利亞政府工作人員是否正在負責一座新水壩建設的採購工作；通過一張風景圖，調查一個逃亡者到底藏身在哪裡；用山脈的形狀和峰值來確認埃塞俄比亞的槍殺現場。

GIJC 大會上，有很多前沿的工具，也有很多原始的採訪方式，樸素的打開陌生人的方法。就像遊樂場里的項目，高速過山車、5D 體驗電影不斷迭代，擁有100多年歷史的旋轉木馬也永遠在那兒。

一位來自孟加拉國的女性記者，一直在調查氣候變化是如何損害了孟加拉國沿海地區女性的生殖健康，她分享了自己如何與在地的女性們溝通，如何讓閉口不談的採訪對象開口談論自己的身體與遭遇。

還有一個分享會叫“Getting People to Talk”。演講者是來自瑞典的記者 Åsa Erlandsson，她常年關注犯罪新聞，擅長讓從未公開發表過言論的人們開口，包括受害者、親屬、罪犯和政府官員。

Åsa Erlandsson

Åsa 提到了一個故事。兩年前，瑞典當地的一名警察在幫派暴力事件中被槍殺，她打算去採訪他的父母，打電話前，她猶豫了，她想現在為時過早，這通電話或許對逝者的家人是一種打擾，一種冒犯。就這樣，她等待了幾個星期，幾個月。突然有一天，另外一家報紙刊登了那位警察家人的採訪。她立刻打電話過去詢問，逝者的父親說，“我們準備好了，有很多話要說，但沒有人打電話給我。突然那家報紙打電話過來，我很感激，我想大聲地說出來。”

她說，很多時候，面對一個遭受苦難的家庭，你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做好了準備，他們可能會生氣，對你大喊大叫，也可能突然感恩你的到來，然後接納了你。為了記錄那些重要的事情，追問事故背後的責任人，傾聽受害者家屬想要大聲說出的內容，作為記者必然需要經歷一場又一場的心理馬拉松。

她也講述了自己怎麼說服一個犯罪者的家屬接受採訪，調查一個青少年是如何成為校園槍擊案的殺手。她信奉等待和耐心，一切都會隨着時間改變，今天不可能的事情，在一個月、六個月後或許就能成為可能。

現在，有一個採訪對象她保持聯絡超過了四年，對方還沒答應，每年她會打兩次電話跟對方閑聊，你喜歡你的新公寓嗎？喜歡新工作嗎？下一個聖誕節我還可以打電話給你嗎？前段時間，她得到了另一個拒絕她兩年的採訪對象的同意——“採訪，是永不放棄的藝術”，她這樣強調。

我也在思考，作為瑞典記者，她與採訪對象之間建立信任的難易度，和我們是一樣的嗎？一位中國同行和我都有相似的感受，他們的困難模式，或許是我們的日常模式，那種來自受訪者的抵抗、懷疑和不信任，不要說受害者的親屬了，也會經常出現在普通受訪者的身上。這可能是一個普通人之間建立信任，也需要更多耐心和技巧的時代。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細節，現場有人提問 Åsa，如果你和受訪者建立了很好的關係，他們想繼續表達，繼續和你見面，比如邀請你喝咖啡之類的，你會怎麼做？Åsa 的回答是，她會保持一定距離，不會和他們一起出去吃晚飯或喝啤酒，她會盡量解決他們的問題，但不能與他們成為朋友。當我把這個問題帶回來，告訴我身邊的記者朋友們，得到了幾乎相同的答案，“當然是答應啊！”在我們的語境和經驗中，一個艱難的調查選題，能夠獲得採訪對象的主動邀約是多麼珍貴不易。

這種參差、不對稱感時常發生在大會期間，我們總會產生一種疑惑，這個方式適用於我們嗎？聽着很多記者們談論的選題和工具，以及他們能夠獲得的資金、團隊和技術支持，是我們能夠擁有的嗎——那幾天經常聽到，來，我們介紹這個選題背後的團隊，一個選題多則能有十幾個人一起做。或許，我們真的很難帶走樂園裡的某些東西，我們也沒有辦法那麼輕鬆地說，哦，我們掌握了那個新工具，未來我們的選題和調查都會變得遊刃有餘。

過去幾年，我時常感覺同路人越來越少，很多人已經離開或正在離開，轉行了，寫不動了，想停下筆喘口氣的，留下來的人彼此張望，你們還在啊，但好像也就只有那些人。

在哥德堡的這幾天，我見到了有史以來最多的同行，每天都在心裡感嘆，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多人“在一起”採訪寫作啊！每天在會議間隙，都能看見席地而坐的記者，一邊捧着午餐的冷麵包和三文魚沙拉，一邊瘋狂敲打電腦趕稿子。

這是我第一次在同一個空間，看到那麼多不同國籍、不同膚色、不同種族，說著不同語言，卻做着同一份職業的人，這樣的畫面衝擊着我。

我們的選題可能完全不同，可總有些想法和堅持是那麼相似。一個閃電會議上，數據編輯 Eva Constantaras 介紹了她與越南記者合作做的一項數據新聞調查。那位越南記者通過數據新聞的方式，揭露了越南采砂業的腐敗問題，包括一張發票是如何被偽造的，湄公河上的采砂船隻怎麼逃避偵查的等等。最終這篇報道在越南第二大，閱讀量最廣泛的報紙上發表，數十萬越南公民閱讀了它。

她打了個很形象的比方，在越南有句話，“管制采砂，就像試圖把蟾蜍放在盤子上一樣。”她認為做數據新聞也像試圖把蟾蜍放在盤子上。如此想來，我們的工作，調查報道、採訪寫作、打開陌生人不都是這樣嗎？不過，她說，“我們總會有辦法的，總是可以做到的。”

還有時任 GIJN 的執行主任 David Kaplan，常年關注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的議題，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調查記者，他今年（註：2023年）68歲，就要退休了，這次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閉幕之日，也是他為這個組織工作的最後一天。大會音樂之夜，一支由 GIJN 成員，一群新聞工作者組成的 R&B 樂隊，在附近的啤酒廠舉辦了小型音樂會，David Kaplan 是那天的口琴手。

那是一個很奇妙的夜晚。一位堅持做調查新聞幾十年的前輩記者在台上吹口琴，台下的年輕記者們一邊跳舞，一邊喝酒，一邊討論着白天聽到的調查故事，比如，那位記者是如何報道一個在戰爭中失去孩子的母親。

Liseberg 主題公園的過山車

疫情三年，焦慮的、疲憊的我們太需要這樣一場聚會、一個樂園了。很巧合的是，這次全球深度報道大會的會場和參會者們入住的酒店旁邊，坐落着北歐最大的遊樂園 Liseberg，今年它也迎來了100周年。

進入 GIJC 樂園的這幾天，大家都很放鬆，也變得更容易打開，聚在一起聊平時想不到，也不會聊的話題。關於工作的煩惱和困境好像暫時可以拋在樂園之外的世界。

我們都帶走了一點東西，一些說不定哪天我們也能用得上的工具，一些視角，一些談話的空間和機會，一些彼此確認、彼此支撐的瞬間。未來，當我們再次遇到“試圖把蟾蜍放在盤子上”的選題，也能想起那兩句話：“採訪，是永不放棄的藝術。”“我們總會有辦法的，總是可以做到的。”

大會結束前夜，幾位新認識的記者朋友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漫無邊際地聊。明天就要離開樂園，回到不同國家，面對各自的課題，大家都有一種回歸現實的惆悵。但是，沒關係，這趟旅程更像一次吸氧之旅，我們每天都大口呼吸，盡情交談，默默記下那些人和故事，然後，繼續采，繼續寫吧。

作者賴祐萱，資深記者，現供職於《人物》雜誌，她撰寫過的調查報道《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曾在中國引起廣泛反響。